回复:禅意妹妹，凑个热闹，不许生偶的气~~~~~~嘿嘿！
近来在朋友的蛊惑下，我时常来文学网站浏览文章。确有养目悦心的好文章，让我这般愚陋的人大开眼界，恍见天光；但恕我不恭，也有些篇什让人无法卒读，不是语言的稚嫩，这样的缺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变得硕壮起来，而是有些人读书品位过低，从而导致了自己的人格锻造过程中少了某种不可或缺的元素，写出的文章就彰显出苍白和窘迫。
我注意到，时下不少人在研读周作人、胡兰成、陈公博、黄浚（应该是三点水与睿左右结构的jun，可打不出来。好在此字与“浚”同义。此人是国民党行政院机要秘书，抗战开始后第一个被正法的大汉奸。此人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时下也被一些学子津津乐道。）等人的著作，我得有言在先，他们的书不是不可以读，但窃以为必须是在心有圭臬的前提下去读。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国文学史话》和《禅是一支花》近来在图书市场上风行一时，更有学界知名度颇高的大人物为其摇旗呐喊：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在这里我想把话说绝了——当然是我的一管之见：谈周作人、胡兰成之流，应该以一言蔽之的气势，避免巧言令色的纠结——读他们的书，除了更加识破他们欲盖弥彰的小人做派，再萌生别的意念我就怀疑你是中了他们的诡计。
这里我想费些笔墨说说胡兰成。他比周作人、陈公博、黄浚等人更厚颜无耻。二战后日本是一片废墟，精神世界更是一派荒芜，抗战时期认贼作父的胡氏，此时又扮起了东洋人精神世界“煮粥人”的角色。他对东洋人说：“西方文明其实是‘无明’，文明的本质是无”。胡氏的精明（其实是小人的杂耍）就在于此，世人皆知，二战正是文明战胜了野蛮，要讨施食与己的主子的欢心，首先就要否定打败主子的文明。胡氏从《老子》那里偷来半句话，好让贼父聊以自慰。更有不堪，胡氏竟把日本的神道与《易经》相提并论，他说：“神道与《易经》都是天地人合一的样板”。这样卖祖求荣的话，连有廉耻感的日本人也断然是说不出口的。胡的文章有特点，词语华丽，调子舒缓，桃花杏花沾水而开，文本心境意映成趣，不然，当年上海滩那位才女怎么会让他迷惑？乃至今天还有人拿此说事，以证胡氏“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我倒要问问说这些话的人：你把葱香从芥子气中“废”下来给我看看！可能是我成见太深，我读胡氏的文章有一种听男人唱旦的感觉。把话题扯回来。不是什么书都能给你营养的。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去读×××理论、××代表，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社会也定然是病态的，但钟情于周作人、胡兰成、陈公博、黄浚等人的书，潜移默化之中，你就会一寸一寸地矮下去。
我当然知道，如果不是传统的精神遗迹或者个人的道德修养，读书人的社会关怀就没有真实的依据。读书人的日常起居无法脱离尘世的供给系统，他们所赢得的个人待遇与他们关注的视野无从等一。除了他们会码字，读书人还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禀赋？
然而，读书人对社会的名伦教化作用是其他阶层无可替代的。正如农民种田、工人做工一样，他们的社会价值同样是其他阶层无可比拟的。眼下语言品格的退化和腐变，那种鄙俗化的倾向，那种市井下流腔的流布，不客气地讲，与部分读书人的人格沦落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就在前不久，木子美的日记，在不算短的一段时间内，点击率是最高的！同样是一种语言暴力，但排泄在部分流行歌曲、报纸副刊、小品相声、网络文章中，给人心强加的则是种种卑污的时尚，诱发的是油滑、颓废、玩世和滥情，是“拯救乳房”，是“丰乳肥臀”，是“过把瘾就死”，是“有了快感你就喊”……它们以钱和色为最大的词根，派生出的语汇无法用来歌唱母亲和大地，无法用来讨论崇高和节操。
这种语言大都来自识字的人。表面上看读书人是拒斥道德沦丧的，可一旦拿过语言的镜子，他们的变节行为马上就会找到对应的参照；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些对立是虚假的对立，拨开语言浅层的遮羞布，一些读书人与贫嘴的流氓深层的同质与同构，立马就会毕现无遗。一个社会的话语谱系中，文化昆仑的话语系统是不可替代的。鲁迅、老舍、沈从文、钱钟书、季羡林的话语系统，无论社会主流意识怎样嬗变，都无法腰斩他们语言的巨大穿透力。因为种种市井俚语和官腔套话无法截断它的逻辑之链，因为这些大师的话语撇开了政治话语的权力集聚和商业话语的利润追逐，他们的话语来自对人文的关怀和对灵魂的叩问。这样的话语永远回鸣在对终极真理寻踪的路途上，为我们耸起了语言的路标。
读书人的性情可以偏执、狷介、狂傲，可以悖逆世俗。这都已被社会所容纳。康德活到整整八十岁（1724——1804），终身未娶，可他狎妓的不端之行200年来几乎不被世人所提及，何故？他没有人格上的硬伤使然。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部鸿篇巨著，宛如人类思想一次喷薄的日出，200年来，使我们得以在光明中前行。“这个世界上惟有两种东西使我们感到感动和敬畏，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是康德写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最后一章中的名言，他死后，人们把这句话刻在他的墓碑上。
道德，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它很大程度上源于读书人对社会实践的归纳与提升。“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当然不是说孔丘一个人就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更何况他只是《论语》的编纂者。可我们却不难从这句话里洞见一个道理：一本书，对社会风化的影响力有多么深远。
一个人的贞定之力，不取决于他财富的多寡、职务的高低、声名的现隐，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品格的优劣。而人格的锻造与读书的品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我无从考证韩国人在读什么书，可我知道，九八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在华留学生几乎全部提出退学请求，老师问他们为什么，“不是没多久就毕业了吗”？可他们平静地回答道：“我们早一天退学，就可以多退回一点学费，我们的祖国现在急需外汇。”老师无言。后来我们就从媒体上看到韩国人排队捐钱、捐首饰的景象，后来我们就看见韩国最先从危机中得以复苏。我也不知道当下的俄罗斯人在读什么书，可我知道2002年莫斯科发生了车臣叛匪绑架人质事件，在叛匪就要枪杀人质的紧急关头，不少莫斯科市民对着匪徒高喊，他们愿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一个与自己素昧平生的人质不死。我更不知道我们国人都在读什么书，可我知道，就在去年，有一个女孩被几名暴徒打死在四川一座小城的街道上，在这场杀戮持续的过程中，女孩声嘶力竭的呼救声盖过了嘈杂的市声。可不但没有人上前制止，甚至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应该拨打一下仅有三位数码并且由听话方付费的电话！在这座小城里殒命的仅仅是那位可怜的女孩吗？我们这个社会的良知呢？！
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的社会属性毕竟是第一位的。面对种种的恶，我们沉默、退让、乃至无意中的援手，这何尝不是对恶的认可？“吾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的，当我们觉得自己无以承担或者有意回避某种道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顾去读《今生今世》，而无暇阅读《丧钟为谁而鸣》？假如我的猜想错了，那么，请告诉我，你读了海明威那本书扉页上的题词，都想到了什么？！
我为什么对周作人、胡兰成、陈公博、黄浚等人不依不饶？他们认贼作父的无耻之举当然是我耿耿于怀的缘由之一，可不仅如此，从我所涉猎的这些人的著作来看，也谈不上有多么令人称道的高妙，更遑论如何堪称翘楚。我甚至只读出了瓜子和胭脂的味道。我不否认，这其中肯定蕴积着我的成见，可我必须申明，我绝不是以政治立场来判定一个人的人格高下。我的一位前辈战死在淮海战场，他就是被黄伯韬麾下的士兵打死的，可我在掏出自己半个月工资买来鲜花祭奠我的前辈的同时，我又接着掏出剩下那半个月的工资，买花献给黄伯韬！党私之争，胜王败寇，这是历史的宿命。作为独立的个人，碾庄战场上战至最后一刻的黄伯韬依然不失为英雄——我是这样认为的。海德格尔曾是忠实的纳粹信徒，可他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是至恶，可他人格上没有毛病。我至今认为，他的《时间与存在》是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
在上帝缺席的年代，读书人某种程度上是在履行着神职；难的不是读书消遣，而是背负着世俗的责任，以高尚的人格和伟岸的气节，给朝圣路上的行者以精神的补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