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文甚好，如果没有时间阅读最近引起巨大轰动的《中国农民调查》，此文建议花几分钟时间认真阅读一遍，如果想要深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元动力，研究分析中国乃至世界宏微观经济，如果想要真正明白自己的位置和处境。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实际状况及发展变化趋势，任何经济分析都有可能得出理论上非常优雅但是实际上大错特错的结论。就会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是如何重要，其实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只是一个作用有限的工具而已，当然是有越来越重要的趋势。所以南方证券最终被行政接管了，所以还会有比南方更大的的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破产，如全国性商业银行，只有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分析结论才有可能更贴近实际。农村是始终包围城市的，在可预见的数十年里。所以又见关于农民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很好。
对我来说，读《调查》的一大收获，是作者用大量事实证明我早就存在的朦胧感觉：基层官员欺压农民，固然有着他们本身的原因，然而，根子却在上面，在於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可以用“不公正”这三个字来概括的、必需改革的态度。
毫无疑问，义务教育应该由政府财政拨款，否则叫什麽“义务教育”？如今的情况却是，城里的市民不必负担的教育经费，农民却得负担，这公平吗？合理吗？农村穷得办不起学校，农民孩子穷得读不起书，使得一些港台同胞、海外侨胞乃至外国朋友都同情得出钱出力给予支援，对此我们除了感激之外，不应有惭愧感吗？作者说得好：“我们可以花那麽大的气力去争取一个体育项目的第一，而对於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这个真正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项目，竟是长期的熟视无睹”。确实，那一块块金牌，能给充斥文盲的国家增加什麽样的荣光？不把忽视农民、遗忘农民的这种状况改变过来，继续忽视农民主人翁的地位，吃大亏的不仅仅是农民，而是我们整个国家！
仅仅教育经费这一项就足以说明，农村税费改革的困难是如此地难於解决。何况，对於整个农村的改革来说，税费改革仅仅是其中一项。 《调查》作者沉痛地道出这句话：“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缺席”。这话说得很好！他们以《调查》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试卷，希望有更多这类文艺作品的面世。
其实，何止是作家？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共产党员都不应缺席。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应缺席。 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是我们这代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 不应缺席
我生长在城镇。一直到进了大学，我可以说对农村和农民所知甚少。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教诲，使我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时“小”字尚未去掉），感到有同工农兵相结合的必要性。於是，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响应号召，离开城市到农村参加解放战争。两年的游击区武工队生活，使我同农民建立起深厚的战斗情谊。长期同农民生活在一起，把他们的生活和斗争写成作品，曾经是我的愿望。但是，建国后第二年，我就奉调离开了农村。这当中，当然主要是工作需要，革命需要；但是，坦白地说，我私下也改变了初衷。
为什麽呢？
因为我感到已经不好面对农民，特别是那些在解放战争中欢迎我们进村的老乡。他们同我们一起搞减租减息、反对种种不合理负担（例如，大村的更夫队强迫小村的农民每亩田交十六斤更夫谷也即是保护费），一起对付国民党县保警、省保警的包围和扫荡，一起去解放区公所所在地的棠下墟，一起筹集粮草迎接南下大军。在此之前，我们向他们需索极少极少，我们（特别是我这个读过不少苏联作家和赵树理的小说的大学生）给他们介绍的消灭蒋介石之后的前景又是那麽地美好。可是，解放不久的第一次征粮，所要求的数量和质量，就很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地难以接受。我直接间接地听到他们的叫苦。我陷入思想困境。调令一来，我根本没有向老乡（哪怕是我的契娘即乾妈）告别一声，就背着行李卷去报到。我当然没有中断同他们的联系，偶然也回去一下，还不时地通过老战友给他们捎去问候。逐级上调到北京后，当年的儿童长大了，读中学了，给我写信了，成了我同老乡们联系的一个中介。在这当中，我有两年担任过跟省委领导下乡的“黑秀才”，有两年在北京和桂林郊区搞四清，多少知道一些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思想情绪；但是，这毕竟同面对老区老乡的无可逃避大有区别。何况在那个年头，很多真相被捂住，就连老区的孩子们来信也专拣好话说。我同他们，始终隔了一大层。30年后，“文革”刚结束，我终於有机会回老区去探望契娘。我怎麽也没想到，契娘的生活竟比我在那里打游击时差了一大截！我羞愧地流下了眼泪。我感到对不起他们。
从此，虽然住在城市，另有工作，我对农村、农民有着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我始终把眼睛盯着农村，阅读有关的报道。开放改革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报纸不像过去那样只报喜不报忧了，人们的知情权多少受到尊重了。读到这些，我高兴过，也忧虑过，愤怒过。知道《当代》发表了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我当然一读为快。
春节期间，除了必要的应酬，我集中精力阅读陈桂棣、春桃合写的这部《调查》。两位作家花了三年时间，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走访了中央和外省一批农村问题专家和与此有关的官员，写出这部既有丰富材料，更有理论深度的调查报告，让我从中得到许多教益。作者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对於“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我多少有一点预感；但不少情况确实想象不到。
作者花了三章的篇幅细叙了发生在安徽的三起基层官员镇压、杀害为减轻农民负担而奔走的农民的恶性案件。这类事我从报上知道不少；但读后仍然有“想象不到的罪恶”的感觉。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的丁作明被活活打死，虽在刑期却当了村委会副主任的恶霸对清账人员行凶导致四死一伤，上访的代表几乎处处碰壁并成了镇压对象……。更严重的是，在他们的后面，有着不少职位更高的官员（包括县委书记和公检法）给他们撑腰。读到这些，我不禁想到土改中的诉苦大会。老实说，这些人的横行霸道，比土改中斗争的地主恶霸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我们是不是还得来一次民主改革？
真正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共产党员有，而且各级政府中都有，他们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这当中有一位让人尊敬的何开荫同志。经过多年的考察和研究，他梳理出摆脱包产到户后农村仍然存在的十大矛盾，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写成了《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出路何在？》、《建议实行耕地永久承包，给农民长期使用权》等文章，提出减轻农民负担的“农业税征实”的税费改革方案。这些，都得到不少积极反应，包括中央有关部门一些人和邻省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的肯定和支持。
既然是十大矛盾，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不止一个。《调查》以主要篇幅介绍了税费改革从九十年代初到新世纪这十多年间让人不禁气短的几起几落。尽管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特别在九十年代，中央三令五申地禁止乱摊派，尽管试点证明税费改革的结果是不仅农民高兴，一些基层干部也觉得好（他们再也不用为向农民收费而绞尽脑汁了）；但是，改革仍然困难重重，阻力多多。
为什麽？违法！违反当时的政策法规，例如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於是反对者（其中不乏正派人）镇镇有词地痛斥何开荫胡搞。改革本身就是对过去制定的被实践证明不妥的法令改掉，排除这种阻力还比较好办。问题是，改革还会碰到新出台的法规的阻击，例如1998年国务院发布实施《粮食收购条例》，就使这场轰轰烈烈历时五年之久，全国七个省已经发展到六十多个税费改革的试点县市的改革几尽终止。直到全文结束，我们仍然没把握他们是否能跳出“黄宗羲定律”这个怪圈。
对我来说，读《调查》的一大收获，是作者用大量事实证明我早就存在的朦胧感觉：基层官员欺压农民，固然有着他们本身的原因，然而，根子却在上面，在於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可以用“不公正”这三个字来概括的、必需改革的态度。
从《调查》中首次得知，早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廿一日，中央负责农业工作的廖鲁言第一个提出了“农民负担”问题。他发现，农民那时的负担，已占到农民常年产量的21.53％，此外还有别的“认购”与“乐捐”。农民意见很大。作者称，这一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采取限制措施。“农民们无不拍手称好”。 我们所知的却是，在此一年之后的一九五三年九月八??十八日，发生了一场由梁漱溟惹起来的风波。梁漱溟在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涉及农村和农民问题：“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似乎都不大够”，“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等等。梁漱溟这番为农民叫苦的话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
这当然不是由於梁漱溟不知深浅招来的一时震怒，而是由於梁漱溟反对了为实现工业化而从苏联学来的战略决策。为了施“大仁政”，优先完成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民只好停下叫好的掌声，通过赋税和剪刀差这类牺牲，给工业化提供资金。据我所知，在广东，大约就是一九五二或一九五三年，土改之后不久的查田定产也即是由田亩的产量来决定应交的公粮，那做法就开启了后来毫无实事求是之意的“以税定产”的先河。简言之，某村需交多少公粮，并不由该村田亩的实际产量决定。恰恰相反，田亩的产量，由上面摊派的公粮数来决定。你这块田实际只能亩产六百斤，为了完成公粮任务，就得定为亩产八百斤或一千斤。非常受农民欢迎的土改队员，这时却变成了不受欢迎甚至神憎鬼厌的脚色，灰头土脸地出村。接着是统购统销，农民被规定必需按国家规定的低价把规定数量的“余粮”卖给国家。在这当中，据我所知，不止一位对这一措施提出异议的人受到比梁漱溟严厉得多的批评而且加上处分。然后，户籍制度又截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找工作的道路。总路线规定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日程表跟着就被“社会主义高潮”所突破。形形色色的反对者，包括闹退社的农民，同情和支持退社的干部，尝试用包
产到户的办法解决社员出工不出力之类矛盾的干部，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处分直至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那原因，不仅因为认定那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必由之路，而且还被发现是一条向农民索取的捷径：“从此国家不再跟亿万农民发生直接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派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三千万农户”，而逐渐由互助组、合作社一步步缩小到公社化之后的五万两千七百八十一个人民公社。这样一来，农民勿需直接面对为城市和工业化做出牺牲的那种沉重负担；但是，这些负担却有增无减。在“四清”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无可奈何地只能在土里刨食、根本没了生产积极性的农民，妄图“走自发”、搞“投机倒把”的农民无一例外地遭到严厉的打击。 於是，那时没有听到农民关於“乱摊派”的呼叫。
七十年代末，中国发生了一场简称为“大包干”或“包产到户”的大变革，农民有了安排生产、生活的自主权，一时带来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农民既然有了自主权，也就重新招回由一户户农民给国家交纳赋税的责任。曾几何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民自己的”这个大快人心的口号，却变成“交不够国家的，留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一点是自己的”这个无可奈何的叹息了。
农民负担过重，原因之一是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加上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这些官吏更无所顾忌、大手大脚地汲取民脂民膏，消耗掉农村改革的成果。《调查》有一个一九九八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透露的数字：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官员。记不得在什麽地方有另一个更严重的数字：不是四十人，而是二十余人养一个乡村官员。这个问题，可以用精简机构、减少吃皇粮的人数来部分解决，还可以用压缩一些极不合理的开支（光是送往迎来的招待费就是个无底洞）来部分解决；但是，这都只能治标，而无法治本，而且往往有反复。只要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不改变，农民得贡献或曰牺牲自己的收入给城市的二等公民地位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央某些部门仍然可以出题目让农民掏钱（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中央国家机关“红头文件”规定的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类项目就有四十三项），农民无权监督的基层官员也就可以继续用各种花样让农民再多掏一点钱，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条例、规章、决定，到了下边统统成了“一级一级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的空文。何止是空文？《调查》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值得深思的例证：在三起农民因反映负担过重而遭官员镇压的恶性案件中，其中一位一度被通缉、被开除党籍的农民领袖王俊斌，经过斗争终於取得胜利并当上村支书之后五年，竟然成了农民控告的对象。权力，特别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加上有机可乘的上级条例，果然使人迅速腐败。
《调查》给读者开列了农民负担的各种科目，名目繁多得一样一句已经有上千字之多。光集资类就有十种。“管理就是收费”。有些乡镇光结婚登记就得交十四项费用。一一考察和评论这些名目，恐怕得写成一本厚厚的大书。仅就教育收费一项，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极不合理。
二○○一年，全国人大代表胡平平在人代会上提交了一份要求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法》的议案。这位教师出身的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指出，在搞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是：乡镇财政拨款；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向农民搞的“教育集资”。而税费改革后，后两项收费取消了。这样一来，教育方面欠下的教师工资、银行债务等累计高达六十多亿元。出路是，要不把百分之四十的农村小学停办，要不就只能这样拖欠下去。
毫无疑问，义务教育应该由政府财政拨款，否则叫什麽“义务教育”？如今的情况却是，城里的市民不必负担的教育经费，农民却得负担，这公平吗？合理吗？农村穷得办不起学校，农民孩子穷得读不起书，使得一些港台同胞、海外侨胞乃至外国朋友都同情得出钱出力给予支援，对此我们除了感激之外，不应有惭愧感吗？作者说得好：“我们可以花那麽大的气力去争取一个体育项目的第一，而对於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这个真正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项目，竟是长期的熟视无睹”。确实，那一块块金牌，能给充斥文盲的国家增加什麽样的荣光？不把忽视农民、遗忘农民的这种状况改变过来，继续忽视农民主人翁的地位，吃大亏的不仅仅是农民，而是我们整个国家！ 仅仅教育经费这一项就足以说明，农村税费改革的困难是如此地难於解决。何况，对於整个农村的改革来说，税费改革仅仅是其中一项。
作者在着重叙述税费改革的坎坷同时，还向我们开列了一批农村改革面临着的课题。其中之一是调整农业结构，让农民增加收入。要调整农业结构，除了政府的扶持而不是瞎指挥外，有待於农民科技知识的掌握，市场竞争力的增长。这些都不是文盲可以做到的。很明显，关键在於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义务教育经费不解决，一切又从何谈起？充斥文盲的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吗？
五十多年来，我们向农民要得够多的，够狠的了。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差，从农民那里无偿地拿走了一万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粮食定购价低於市场价，从农民手里拿走的更多。这是一个数字。另一个数字是朱?基提供的：国家大约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走一千二百亿元，甚至还要更多。李昌平调查的结果是，至少四千亿元以上。《调查》作者则认为高达四千亿至五千亿元。相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对农产品补贴，人为地压低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政策。两相对比，对我们这个宣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是一种讽刺。我们没有理由继续实行这种错误的、后果严重的歧视农民的政策，应当还债！应当取消那些阻挠农村改革的法规，使农村的改革不仅合理，而且合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解放，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中国。 过去那套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陈规旧矩，曾使我们的文艺创作走入了一条为极左的错误路线当传声筒的歧途。思想解放运动一来，旧的一套吃不开了。遗憾的是，部分文艺家从此把文艺与政治、与现实疏离开来，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似乎与他们并无关系。《调查》作者沉痛地道出这句话：“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缺席”。这话说得很好！他们以《调查》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试卷，希望有更多这类文艺作品的面世。
其实，何止是作家？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共产党员都不应缺席。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应缺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