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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电视报，看到电影大片《英雄》在电视台放映了,于是想起了张艺谋，联系起前些年看过的一篇文章，心生感概，由不得拿起笔来一吐为快。 先从那篇文章说起了，作者叙述自己遍游欧美各国，所到之处总被人误认为别国公民，理由是他衣帽整齐而且彬彬有礼，老外认定他不是中国人，作者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老外为何有此印象，后来问一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教授，才恍然大悟。 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张艺谋通过一系列电影画面，淋漓尽致的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国人的生活场景，说到此，中国人一定是会否认的，这绝不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场景，但对那些没有来过大陆的老外们看来，中国人就是生存在那样的环境里的：肮脏、落后而且愚昧。 虽然中国也有对外宣传，但老外们不承认，认为那是政治宣传，不可靠的。他们宁愿相信电影里面的真实。就因为这些电影，在外的华人承载了不少的鄙夷和痛苦，中国整体的形象大打折扣，这样的影响不知道张艺谋有没有想过. 老外们认定中国人的形象就是如片中的描述一般的灰暗，不可能富裕，优雅，文明，也不可能知书达理。 以下经典回放他所塑造的中国人的形象： 《红高粱》——成名之作，野蛮的原始酒坊，高粱地里野合，酿酒时候撒尿，活剥人皮等 《大红灯笼高高挂》——富裕人家的后院生活，妻妾成群，暗地里争风吃醋，女人沦为男人的玩物。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黑暗势力的血腥仇杀，歌女卖身军阀，因为偷情被活埋。 《菊豆》——叔侄三人乱伦，亲生儿子杀死亲生父亲。 《秋菊打官司》——一个倔强正直的女人出现了，但这个女人邋里邋遢，表情木然，步履蹒跚。 《一个都不能少》———中国的未来一代展现给世人，儿童目光呆滞，脸孔黝黑，衣衫褴褛，完全是贫瘠花朵的模样。 《幸福时光》———几个下岗工人，为被人抛弃的盲少女，搭建了一个海市蜃楼，最后谎言揭穿，少女出走，小人物的幸福时光就是用自欺欺人来代替对命运的抗争。 看完他的电影有什么感觉？我问了不少人，答案大体一致，最普遍的回答是感觉不舒服。没有人性的真善美，鲜有积极向上的主题，影片铺满了沉闷，压抑和不能伸张的愤怒。 若一个民族的历史像电影中所描写的那样，那么他无论如何不能保持长久，也不会发展成今天的样子。历史中那些波澜壮阔的风云画卷，那些除暴安良的英雄，爱国的仁人志士和善良民众，统统地在影片中忽略不计了，只是一味的阴暗下去，惨淡下去，更糟糕的是，这样的阴暗和惨淡被当成现实在国际上传播。 许是我们太习惯于粉饰太平了，许是太好大喜功了，我们歌舞升平的颂扬惹的国人厌倦老外们厌烦，喜欢挖掘角落的张艺谋理所当然被老外们当成瑰宝，不止一次的在国际舞台上熠熠闪光 于是张艺谋获得了大大小小的国际奖项，填补了中国在世界电影的奖项空白，这些金光闪烁的奖杯，对于急于求得发达国家认证的中国人来说，正如久旱逢甘露，弥足珍贵了，至于国际上的影响，没人在乎他出卖的中国人的尊严的。我们反而称赞，张艺谋为国人争得了荣誉。。。。。。 打住打住，上面说的是以前的事情了，谁说张艺谋没有拍摄正面人物，他的电影也有光辉形象的，不是拍摄了一个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英雄人物———荆轲吗，他取材于历史上著名的刺秦故事，这个电影的拍摄对我前面的言论绝对是个迎头痛击。 此片的商业宣传无疑是成功的，声势浩大势如破竹，票房收入更是一路飚升，令人咂舌，由不得我惊喜交加，在电影到达我市的第二天就兴冲冲的去观看了。 可惜我的兴奋只持续了半个小时，甚至开头还撒下了激动的泪水，后来就被反复无常的情节砸的昏头转向，继而烦躁不安，到电影终场的时候只剩下愤怒了。 出了影院，我想到了两点，一是这部片子幸好没有得到奥斯卡奖，尽管我认为那个奖项无足轻重，二是如果荆轲和秦始皇都回转再世，荆轲有可能会把他的剑首先转向张艺谋的。 不能容忍无数人心中的英雄变成了片中的模佯！虽然荆轲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不失为真正的大侠英雄，但影片中无名（荆轲）犹豫不决，当断不断，被秦始皇的甜言蜜语所蛊惑，改弦易章自愿做了阶下囚，心甘情愿的为皇帝的三言两语去死，成了封建统治牺牲品。 片中的秦始皇突然变成了仁义道德的君子，口口声声说侵略是为了人民免受涂炭，笑话啊笑话，历来封建统治者的掠夺和屠杀都是打着为人民的旗号，欺世盗名的言论向来是迷惑人民的最好的麻药，没想到被张艺谋光明正大的又宣扬了一次。（况且，那时候的秦始皇也没有那么的虚伪。） 荆轲啊荆轲，这个古往今来无数人钦佩敬重的侠客，敢于反抗封建统治者的鲜明的英雄，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至情至性的汉子，在张艺谋的手中全然改变了，变得耳软心活，身体更强健了，心理上反而怯懦了，在封建皇威的震慑下成了小小的无名，失信于朋友失信于道义，和历史上的忠君人物一样，情愿为大一统去死，成了卑微的小人物，愈发衬托出秦始皇的高大庄严，完全一个真命天子的形象了。 真的很愤怒，张艺谋把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也阉割了，或者说出卖了。张以前的电影只是出卖妇女和儿童，卖得相当的彻底。现在又开始出卖英雄了。这样一个流传青史的刺客故事，竟然被改编成了一个说教，内容还是歌颂封建皇权的动听故事。 莫说我扣的帽子太大，看完电影之后我就有受骗的感觉，就是抛开了内容看电影也是个败笔，叙事模糊不清，结构混乱没有条理，原本头脑清醒的群众，观看了这么一篇巨片之后，足够思维混乱不知西东的了。 当然张艺谋的影片也有优点，色彩精彩绝伦，画面触目惊心，给人以视觉上的强烈震撼，但对于真正的优秀电影来说，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衡量的标准也不能是国外的几个奖项和票房收入的位数，真正的好电影是大众喜欢的，有长久生命力的，而且也会超越了国界和时间的界限，引起所有人的共鸣，艺术品中附着的政治因素和其他的附属物终究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散，长盛不衰闪耀的是人性的真善之美和生生不息的希望之光。 凭借现代发达的电子通讯系统以及其他传媒的帮助，喧闹一时容易，但艺术常青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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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新瓶装旧酒!这是一年前的话题呀，你最近看的？ 问天下谁是英雄？ ------写在75届奥斯卡颁奖前夜 一、今夜，花落谁家？ 而在经历了最渴望最激动的等待及至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之后，市井民间各色人等对此片立马分野为形形色色的不同的解读，众说纷纭，弹赞不一。 平心静气地分析，评论者永远都比行动者正确、敏锐并棋高一着，有着不同的观感本就正常，无论是看热闹的外行，还是看门道的内行，也不管是正面的首肯、善意的调侃、还是尖锐的批驳，刻薄的讥讽，风不定人初静之后面对的还是《英雄》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个现实---令人咋舌的两亿多元的票房、柏林电影节上的特别创新奖以及今晚即将揭晓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当然更有老谋子名利双收后笑看风云淡的没事偷着乐。 如同先前的宣传所言，该片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席国产原装的视听盛宴。整场下来，玩的就是心跳，老谋子的精烹细作确实做到了让眼球晕眩，把耳朵唤醒的地步，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再一次展示了其在国内无人堪可比拟的艺术才华，镜头捕捉到的画面跳脱流动，搏击黑棋馆，舞剑藏书阁，流星飞雨箭，激战胡杨林……气势磅礴，目不暇接；色彩明快夺目，老谋子又一次煽情地渲染起拿手的红黄色调外，那纯粹的绿黑白色调也给人带来强烈持久的视觉震撼，瀚海黄沙，西风大漠，春雨塞北，秋水江南…..美不胜收，热血贲张。值得一提的是谭盾的音乐也给此片锦上添花，水声缥渺，琴音幽扬，鼓声惊天地，呼声泣鬼神，时而高昂激越，时而婉转空灵，时而粗犷豪迈，时而如泣如诉，随着剧情的变幻水银泻地般一气呵成，让人长久地感觉到魅声丽音的魔力。 也许是叙事时间及程序的原因，几位大腕级人物的表演各有不同但多嫌苍白。自以为陈道明饰演的秦王最到位，临危不乱，成竹在胸，虎虎生威，气定神闲，举手投足俨然一副四海归一的开国帝王象。梁朝伟将其万人迷的忧郁电眼发扬光大，整个一中华民族典型的悲苦英雄模样，似乎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沧桑镌刻在其从头至尾如丧考妣的脸上。李连杰还是如在好莱坞的拚杀一样尽展其东方杀手本色，狡诈阴郁，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一成不变地饰演英雄或杀手确实妨碍了其演技的提高，如同皮尔斯布鲁斯南摆脱不了007的桎梏。张曼玉继《花样年华》之后又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艳丽不可方物的尤物形象，只是与花片那个眼底眉梢间都夹杂着怅惘和高傲不同，与残剑的爱情戏让人觉得这其间的家仇国恨与柔情蜜意的错位失真，该恋爱时不恋爱，该雪仇时未雪仇，最后只是一个撒娇女杀手的喃喃自语：“你为什么不挡我的剑？”最让人失望的是被誉为国际新星的章子怡，其表演倒也未有失当之处，只是觉得以她的地位不该接这个戏份太少的差使，在巨星般的张曼玉的映衬下，天真与浪漫，野性与优雅，平淡无奇与雍容华贵，高下立分，一个如贵妃醉酒，一枝浓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一个却贫女浣纱，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一般而言，作为一部经典的影片总该有其经典台词，想了一想，似乎能记住的不太多，且让人啼笑皆非，如秦王对着剑字时的顿悟：我悟出来了，这个字的含义就是和平！印象是颇深，但分明听到了左右观众的吃吃偷笑。众侍卫上殿时逼秦王下令射杀无名时的：“大王杀不杀”出门时被几个不知何方口音的小儿追逐间演绎成：“大王傻不傻？”让自己开怀暴笑一阵，最引起争议的残剑所说的：“一个人的痛苦，放到天下，就不是痛苦了”荒谬绝伦，却让人连苦笑的勇气也提不起来。 而一部影片最重要的灵魂就是它的立意，亦即它的主题。作为一个时刻标新立异，不断颠覆本国传统电影言说方式的导演来讲，张艺谋这回的立意确实是有点冒了，传统武侠的笑傲江湖快意恩仇被他上升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角度---天下。造成了内涵与史实的脱节，而整部影片又是形式大于内容，情节游离于主题，乱花迷眼，逸笔草草，呼唤和平，为了普天下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主题却没有以丝丝入扣的自然和合理的情节来支撑---一个人的痛苦，放在天下，就不是痛苦了，对！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面前，任何一个平凡的人物的生老病死，爱与哀愁固然微不足道，然而普天下的痛苦合在一起，凝聚成的那该是怎样的一部血泪史？所以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部迎合西方口味的视觉盛宴，而且即就是西方观众也未必能接受这样的主题，因为他们更可能注重的是对人性的关照和呼唤。 抛开这个不谈，张艺谋及《英雄》为人诟病的当然不仅仅是这部片子的立意，其提出的武侠是中国人特有的资产，武侠片是中国唯一可以与西方电影抗衡的类型片的说法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迎头批驳，李敖早就说过武侠的罪状是不仅与时代脱节，而且助长并反向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这种情绪正好从武侠小说中得到手淫式的发泄，给逃避现实者机会，给弱者满足。不但使人沉醉里面导致追求真正知识的懒惰，并且还败坏群众斗志，造成意志上的懒惰。不论何人，一得机会如得秘笈和天书一部，弱胜强，小胜大，偶然胜长久，变数胜常数，正好适合挫败者的品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北大的陈平原教授也说过：这种英雄梦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纯洁可爱，一个民族过于沉溺于侠客梦，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 由此不得不承认有的人对张艺谋匠气太重的批评虽然尖锐，但并不偏颇。一直以来就有这样一个感觉，虽然张艺谋可能是国内导演中在国际影展中获奖最多的，但从某种角度来讲，只能说明张艺谋深谙老外对非主流的东方文化无非是抱着一种宽容的寻求风味小吃的标准，注重表现形式而大于内容探索，所以张在民俗的层面的过多的渲染展示只不过证明有时其是投洋所好，另辟蹊径固然使其名声大振，如他的《红高梁》、《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多次获奖，但后来一味地剑走偏锋不免走火入魔，《有话好好说》、《摇阿摇摇到外婆桥》的败走麦城是明证。另外，当今西方不少人对中国愚昧落后的印象也与包括其在内的许多导演只把眼光停留在旧纸堆上和偏远地区而未能投射到巨变的中国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似不无关系，当然这样说有点求全责备，毕竟一个导演的创作要受到包括体制在内的诸多条件的限制。 今夜花落谁家？让人不免有点紧张和期待。华人电影十几年来的刷卡历程也让人感慨良多。国门开放以来，中国在扑面而来的现代化浪潮中小心翼翼又倍觉新鲜，跃跃欲试又时感迷茫。突然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下我们心有不甘而不得不无奈地承认我们落后了，自卑的同时又无比的自尊，更想获得自信，越是落后就越想得到别人的认同，越想在自己并不领先的领域一展身手。90年张艺谋的《菊豆》，92年同样是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94、95年李安的《喜宴》和《饮食男女》都曾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但都遗憾地铩羽而归，更让国人尴尬的是，大陆的原产总是得不到洋人的认同，如同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移居法国的高行健，2001年为华人争得荣誉的是生活在台湾成长在美国的李安。 不妨将大陆原产的张、台湾原产的侯孝贤和可称为香蕉（黄皮白心）的李安作一有趣的比较。其实徘徊在现实与传统之间游走于东方和西方夹缝的李安，与张艺谋差不多，有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透彻领悟，比张艺谋强一点的是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更深刻一些，更熟悉奥斯卡的游戏规则和运作程序，对西方注重人文关怀的了解更心领神会而已，所以他第摘到了第一颗葡萄。而侯孝贤的影片则有一种传统文化的自觉，跟随他的镜头不光能捕捉到一个急剧变化的无根的社会，更能看到如《美丽人生》中最后的镜头里对世间无常万物的远景俯瞰，让人长久地感觉到影片中的文化内涵之深与现代感之切的融为一体，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不由人不喟叹：庭前草木春秋度，眼底风光古今同。与张艺谋相同的是，他们均属大器晚成的典型，曾经看过他的专访，侯要不是做导演，可能是一个被人称做阿哈的坊间草莽英豪了。 拿三人作比较并不意味着非要他们分出高下，排出座次，虽然我认为李安更加注重东西方文化冲突下的人性思索，侯孝贤别有一种莽莽苍苍的大慈大悲，甚至还认为与张相比大陆的谢晋和陈凯歌都有一种电影探索上的执着旺盛的斗志（我印象最深的两部国产电影就是《芙蓉镇》和《霸王别姬》），但相对自己的朴素情感而言，我对张艺谋的艺术追求则更有认同感。（虽然侯孝贤也讲过，70年代底80年代初的时候他看了中国大陆的电影，忍不住泪流满面一样，因为他明显地有一种同文同种的亲切感觉） 毕竟，在当前中国的影坛上，目前张艺谋是不多的孜孜不倦地追求对传统电影语言的颠覆重构的几个导演之一，也是不多的几个高产得奖专业户，从声誉、能力到影响力目前还无一个国内顶级巨星能出其右，如果仅从英雄的字面定义（非凡出众，见解、才能超群出众或领袖群众的人）或是卡莱尔泛俗化的英雄观来考量，他绝对是我们的文化英雄！更为重要的是，他为中国电影获得世界的通行证，并大踏步走向世界，为世界关注着中国电影关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如既往地在浇注着热情与执着！ 今夜，静待花落谁家，还是不免有一点希冀，希望张艺谋凭着合乎好莱坞运作规则的商业运作和对奥斯卡的持续尊重能为他自己带来好运。 二、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之所以选择盲从，是由于中国人在内心深处，有种与生俱来、刻骨铭心的英雄崇拜，在他们的灵魂中，社会精英也好，帝王将相也好，是绝对比他们自身更为优秀更加高贵的人，这种对于一个人的高贵品质所产生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顶礼膜拜就是卡莱尔所谓的英雄崇拜。 可是认真思索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英雄崇拜？我们的历史中真有这样的英雄吗？ 翻翻文学源头的古代神话，不难感受到一种强烈而浓郁的英雄崇拜氛围，那是因为恶劣环境下，先民们在生存的现实压迫下，以其原始的思维方式，塑造出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的神和神性英雄，这里面不仅反映出人类征服自然的愿望，更洋溢着先民们对带领大众繁衍种族、薪火相传的救世英雄深切的渴望。所以我们有盘古、女娲等创世神。 而后我们又有了神农、轩辕、大禹等道德神，神农尝百草，鲧盗息壤，大禹治水凡三过家门而不入，都是因为其担负着沉重的责任和道义。 神或神性英雄崇拜后，我们崇拜的就是那些所谓的英雄了，但凡英雄可能都有出众的才能，顽强的意志与视死如归的勇气等特征，这样才能带领大众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杀开一条生路。 值得注意的是，某种思维定势使中国人偏爱所谓奋勇抗争、顽强拚搏的主题，但是殊不知，恶的本能也可能坚毅无畏百折不挠。不幸的是，有些最大的罪犯被颂扬为历史的英雄，这些罪恶英雄在中国的历史上俯拾即是，许多罪恶的英雄毫无疑问是罪恶的，但是让人不得不痛苦地承认的，他毫无疑问却是英雄，毕竟在人生社会的竞赛的最后冲剌中首先冲过终点的是他。但无可置疑的是英雄的丰功伟业大多建筑在人们血泪之上，一将功成万骨枯，奴役这个又打倒那个，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当然中国的历史上还有一种英雄，保家卫国，抵抗外侮，赢得了百姓的尊重与纪念，千古传颂万古流芳，但是求全责备地讲，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英雄从某种角度来讲，只能说是昧于尽忠，文天祥的成仁取义，岳飞的精忠报国本不错，但立论的基础却有点问题，他们所为也脱不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忠于天下就是忠于国家（柳宗元《封建论》就讲过：天下国家本同一体），其实是忠于一姓一族，他以为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但有时却实实在在地成为愚忠主义者，家族的奴仆！（当然这样说未免不顾及到英雄的历史局限性，这个可说性话题存而不论。） 对英雄对权力对成功的崇拜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讲到：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一种遗迹，也是人类的一种奴性。权力崇拜起源于恐惧，是一种应当受到轻视的情绪。。。这实在是说到了点子上。 由中国人的英雄崇拜不由想到了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当年登上广武古战场的他缅怀古今往事，发出过震聋发聩的感慨：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阮籍也算个狷狂文人，其实给他机会的话，他未必能比史上其它英雄更出类拔萃，但赞同他的是，旧中国漫漫几千年的困苦历程来讲，我们的英雄真的是少之又少，如果真的是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话，何以解释我们的历史更多的是一部血泪史一部人与人间相斫相杀的历史？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仅有短暂且可疑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屈指可数的小康社会？至于大同，只存在于孔老夫子的杜撰梦呓里。 特别是近代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开放国门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突然暴露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上，任人宰割饱受欺凌，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们这个英雄辈出的国家其实少有真正的英雄，我们就是被这些英雄折腾到如此局面的。 因为如果将文化功利地分析，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落后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落后。我们自诩为拥有世界上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梦想着凭借祖宗的留传给我们的不可一世的文化能解决面临的一切问题，甚至半部论语都可治天下，可正是这所谓的中华文化经典让我们不堪重负，积重难返，最终在我们与那些意气风发的强悍民族的竞赛中落于下风。 我这样一个学人文科学的人说来惭愧，到现在我也没能摸到中华文化的皮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方面系统的培训少是一方面，那故纸堆里充斥的活人说死人话更是主因。我们有这样那样的经典著作，仔细一观，原来如此： 《庄子》和《道德经》更象是富有诗意的哲学文学著作，而非体系严密逻辑分明的哲学政治著作。而论语则是语录和言论，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简单了吧？这些经典著作似乎终点即是起点，起点又是终点，天人合一，道可道非常道，一出手就是最高的最后的命题，结论，让人无所适从。近代科学重视的是逻辑和数学方法的应用，而中国的哲学有不是纯粹的经验主义，来源于中国的个体小农和工匠的经验传统，就是以伦理学（治人）为中心的诡辩玄学，完全脱离实践经验。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始终没有从找到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的中间环节，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赖以发展的科学方法。中国的文人爱提大而无当的问题，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至今还在阻碍科学方法的普及，中国的哲学倾向从孔孟的天命观到王充的元气说，都带有经验论和宿命论的色彩，老子的辩证法思想里发展变化除了循环论外并无其他严格的规律可循，他的道和中国的帝王一样没有稳定的立法准则，只有捉摸不定的权力意志，中国古代的哲学少有彻底的唯物论和彻底的唯心论，互相矛盾的儒释道三教可以合流，儒法诸家的哲学面目相当模糊，自身不成一个自治的理论体系，在不同的问题上往往采取互相矛盾的出发点，一是为了适应专制帝王的需要，越是模棱两可的理论越容易求得政治上的生存，中国很少注重形式逻辑，仅仅发展了辩证思想，辩证的思想离开严格的逻辑不仅不可能构成科学的理论，反而有走向诡辩的危险。如同李敖讲的儒家的立论推理就不合逻辑，孟夫子讲：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可这有什么相干？人性之恶就不能犹水之就下也？为什么水就得为孟夫子的理论流不能为别人的理论流？不合逻辑还硬给人戴帽子：“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可殊不知杨朱的本意是：“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就是圣人的话语霸权！ 承认这一点很难很尴尬，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历史上我们不光缺乏真正的大英雄，我们连文化英雄艺术英雄科学英雄都少之又少。概因我们的经济结构是农业文明的穷苦的国家，生存状态的险恶使我们缺少西方文明的终极关怀，只能寻求日常寄托，所以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们急功近利，只图眼前不顾日后，对于先进的东西我们只会功利地考量于我们的短期利益有利与否。我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我们以为文化可以购买，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而指引我们走错道的正是这传统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的糟粕！而我们就这样走了几千年，我们的英雄们怎么早就没能提醒我们悬岸勒马？
我们要取得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要想进步，就必须倡导诚实文化，以诚实做基础，提倡尊严、尊重，包容，理性，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这才是一个进步的开始。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老祖宗几千年来的累积的成千上万种的文献典籍在新的世界里并无大的用处，我们要做的是静下心来，虚心地耐心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思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错，但同时，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即只有与世界交流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汇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才能发展更新自己的民族文明，不致将自己的文明保持成博物馆的展品，也才能保持和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性格，恐怕也是站得住脚的、有意义的，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有多么艰难，我们已经走过了多少路，而离我们的宏伟目标又还有多么远。但我们没有理由自暴自弃，鲁迅先生还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新的时代，中华民族还是需要这样直指人的内心深处，使人们从心底发出对他们的爱戴崇拜的脊梁！他们才是这个新的时代真正的英雄！中国的强国之路将会也只可能取决于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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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