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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有个论坛读到一篇好玩儿的文章，转过来，你先观观；如有雅兴，你不妨操刀，拿它解剖解剖。当然，是否手下留情，全在你的兴致。 余杰，说他是什么呢？ 作者 西归人 自以为读了一些书，肚子里有点墨水，就谁也看不惯，天底下就他大了。有句话叫井里的蛤蟆只见碗大的天，我看就是说他了。 《冰与火》是他的成名作，在读者中有一定的影响，余杰就自我感觉良好起来，凡是都有一套“理论”，与其“理论”不合者皆为批判的对象，哪怕是资深学者、名家，哪怕是有广大的读者群和市场的作家。
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余杰自己的东西比其所批判的对象写的东西好在哪里。说他是愤青吧，他还能写点象样的文章；说他是学者吧，他开口就是骂人；说他是小说家吧，写出的小说实在不咋地。
余杰的不满是多方面的，一是对自己的地位不满。依他自己的观点，他应该是个大家了，看那些批判文章，多么有穿透力，多么击中要害，多么愤世嫉俗，这可不是一般人的水准，怎么地位就起不来。
二是对他人不满，在他之前的学人，作家，没有几个能入其法眼的，不是这不行就是那不是，反正都有缺陷，惟独他余杰没有。
三是对社会不满，这个社会好象专跟他余杰作对，如此一个大才子，早该在社会上层坐享其成了，可就是没人为他服务，看看余秋雨，写些口红文学作品，居然红透半边天，这不能不叫余杰愤怒，于是就拿余秋雨的罪孽开刀，令其反悔，仿佛要将老余置于死地而后快。
余杰难道不知道生活出阅历、苦难出文章这个道理吗？我想他是知道的，可他不想也不愿意去体验生活。一个军训就把他体验惨了，也体验出愤怒来了，再要他继续体验怕是强人所难，何必呢？
象余杰这样的才子，心中有不满是正常的，可能他觉得自己有天才，是环境不好没有造就他。可想一下，大家难道不是在同样的环境下生存吗？丁磊是不是，吴鹰是不是，杨元庆是不是。如果说这些都是搞科技的，那徐明是不是，杨立伟是不是，陈天桥是不是，还有许多在现有的发展环境下成功的青年人士，都是与余杰同年代的。他们为什么不抱怨，为什么能成功。说白了，就是不光说不练，有思想就有行动，如果一天羡慕他人的顺境，抱怨自己的逆镜，如何能走向成功，更何况在文学思想这样一个需要杰出作品的领域。
说余杰是愤青或是代表愤青，也许有几分接近，愤青者就是说起来唾沫飞溅，做起来人都看不见那种，余杰虽然还看的见，可就是出了自己的圈子就没人认识了，总之还是没真本事，否则会整天找别人的茬吗。
附：余杰文章一篇 阅读是我们籍以反抗人世局促的最好武器。我们的人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常常被界定为一种凝固的状态。在阴暗狭窄的舞台上，我们不得不接受现时价值观念的 多重约束——渴求荣宠，恐惧屈辱，成败京怀，得大惊心。这种时候，我们不得不借助阅读来缓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压力。如果我们把自己比偷成鱼缸里的小金色，那么 阅读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片浩瀚无涯的大海。在绝大多数人的阅读视野里，所选择的都是灿烂的“亮色”——金庸笔下纵横四海。快意恩仇的英雄，琼瑶书中缠绵动人。至善至 纯的爱侣，梁实秋雅舍里冲淡平和、大理通达的智者闲谈，汪曾棋山水间知足常乐。情趣盎然的生活姿态……这一个又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与现实中昏暗的生活状态形成鲜 明的对照，仿佛是屋顶天窗上透下来的一缕缕“亮色”，充满梦想与迷幻的魅力。但我却放弃了“亮色”阅读的欣悦，选择了“黑色阅读”的方式，冷峻地切入现实人生—— 人生既已如此昏暗，何不投身于对更深沉的黑暗的阅读，使自己面临的困境相形见拙，使自己承担的苦楚轻若鸿毛。然后将失望转化为希望，将忧愤转化为高亢，不就能够水 到渠成了么？ 漫长的黑色阅读的旅途，就像穿越一段一段的隧道。第一段隧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氏是真正用心灵拥抱黑暗的天才。1849年12月22日，他被一队士兵带到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广场执行枪决。眼睛已被蒙上；眼前是漆黑一片。士兵的子弹已经上膛，就在手 指即将触动扳机的一制那，一个军官骑着快马疾驰而来，宣读了沙皇的免死手渝。此时此刻，陀氏跌倒在地，面部抽搐，口吐白沫。在这一秒钟里，他正如千年之前钉在十字 架上的耶稣一样，在死神痛苦的一吻之后，又不得不为受苦难去爱生活。黎明如夜半，人世间处处是瘟疫、战争、死亡。饥谨，“我现在明白像我这类人需要打击，命运的打 击，用套余套住自己，雷声响了，我承受了一切，我将通过受苦来洗净自己。”沙皇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恶毒的惩罚却使这位精神脆弱的天才变成黑暗里的漫游者和黑暗本 身的掘墓人。《白夜》，人世间可有惨白的夜色，这“启”难道不是“黑”的？我在自己的斗室里，一次次地阅读《死屋手记》、《白痴》、什拉玛佐夫死剃，让陀氏这位精 神上的父亲把苦难结晶成的冰山猛地推向我，砸得我头破血流。“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2我渴望流着眼泪去亲吻我离开的 那个地球，我不愿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是的，无论是谁，如果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自己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 中看到的一妍。即使在有生之年死去，却已经获得真正的拯救。 第二段隧道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暗夜里一边默 默地舔伤口，一边跌跌撞撞地寻找自己的光明的故事。茨威格说过：“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投入纷争的人，而是那些长时间犹豫不决的人们。 那些最难决定战斗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真正的战士。”日瓦格是最伟大也最卑劣的时代里的哈姆莱特，柔弱的人固执地把同时代人都认可的光明定义为黑暗。“夜色就像 千百只望远镜／一齐对准了彻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晚去我这杯苦酒吧”只有他感受到了遥远的痛苦。“我珍视你既定的意图／甘愿担当这样一个角色／但现在演出的是 另一场戏／求你豁免我这一回”。只有他发现了历史错位的真相，但历史不容他缺席。“然而戏的场次已经安排好／最后的结局已经决定了／我孤零零地、渐渐沉没在假仁假 义里／人生一世实在不易。”最后一句实在是透骨悲凉：哪个时代真诚、善良、崇高不被无法忍受却不得不忍受的黑暗吞没呢？ 在自传性随笔《人与一排》中，帕氏谈到了马雅可夫斯基，那位一辈子歌唱阳光、白云、鲜花、欢笑，却用手枪击穿自己头部的诗人。为什么“光明的化身”却被黑暗吞 没了呢？帕氏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经常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言不由衷，赞美自己厌恶的东西，称颂带来不幸的东西，日复一日，对健康不会没有影响……我们 的灵魂像口中的牙齿一样，不可能没完没了地向它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马雅可夫斯基一贯真诚地拥抱光明，最后发现怀中的却是一具丑陋的腐尸时，他便再也没有生活的 勇气了，“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已经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7 破坏，个人结束了。”读至此处，我毛骨悚然，凛然惊出一身冷汗。思前思后，扪心自问：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宣判？ 第三段隧道是鲁迅。鲁迅自己说：“我的思想太黑暗，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真不知要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 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妖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倘使连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鲁迅好像是不带一点干粮饮水进沙漠的旅人，早已抱定九死而不 悔的决心；又好像是播种煮过的种子的园丁，原本就不怀有收获一颗一粒的希望。他杜绝一切精神幽该，只留下在黑暗中惊心动魄的呐喊。“于浩歌狂热之际寒，于天上见深 渊”。《祝福》里连彼岸世界也是黑漆漆的，《药》里的人血馒头和坟头也是黑色的。而把白昼当作黑夜的狂人，恰恰是先生的自况。美国内科名医对他说过：“如果先生是 西方人，30年前就该去见上帝了。”从染上不治的肺病的那天起，鲁迅这位深味非人；司黑暗的东方哲人就昂首与黑衣的死神眈眈相向；吓得横行无忌的死神30年不敢轻举妄 动，这是怎样一种大勇！ 我习惯在夏夜最燥热的时候读鲁迅。没有一丝风，室内像个蒸笼。翻开书后，黑色 的方块字一行比一行凉，如冰一般凉入骨髓里；一行比一行苦，如黄连般，要治病就得慢慢咀嚼。渐渐觉得灵魂被淘空了一般，欲笑却又无可笑，欲哭亦觉无所可哭。合书熄 灯后，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一夜怕又要失眠了。在迷迷糊糊的梦中，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黑暗中，点燃一支纸烟，烟上的火花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 第四段隧道是张爱玲。我一直无法理解，那么年轻的张爱玲，怎么写得出如此黑暗、苍凉、冷漠的故事来。这位在风衰俗怨、离散丧乱的时代中成长的女子，对人性中非神 性的一面保持着冰凉的眼神。她冷冷地注视着她的土大夫家庭由盛而衰，也注视着大上海在矛盾冲突中破碎的城市历史。“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 会发现珍贵的东西。”在乱世的黑暗里，没有哪个人不是千疮百孔的：爱欲幻灭了，只留下张爱玲冷冽、幽黯的文字。我喜欢感受《倾城之恋》中那在黑暗里伸出手去想握住 点什么的愿望，也有勇气体验《除锁记》中那用黑色的利刃缓缓刺入人的肌肤时的残酷。还是傅雷评论得好：“梦中老是震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 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 有存生的地方。一切之上，还有一双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在时代与人性的双重错乱中，人生在世，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呢？张爱玲文学的可贵，正在于她从一个艰难时世里女子的内心感受出发，看透了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触及了人性笼罩在阴影里的那一面。 推而广之，“黑色阅读”可以扩展到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儿叨尼古希腊戏剧中所有人物面对命运发出的呼喊。然而，正因为我们生活在黑暗中，我们才会一代代地祈求 光明。有一次，我在画册中翻看到一厂伦勃朗的杰作《基督治病人·画面笼罩在贫穷。愁苦、微光闪烁的阴暗气氛里。衣衫褴褛的乞丐，横在手推车上的瘫子，救济院里的寡 妇……到处是七穿八洞的破烂衣服，风吹雨打，颜色褪尽。生满嫖病的或残废的四肢，苍白的脸不是作停不堪就是如白痴般茫然，一大堆丑恶和病弱伤残的景象简直是人间地 狱的写照。而仁慈的基督却伸出手来替穷人治病，人的光辉一直照在潮湿的城匕。我的情绪深深地沉浸在这幅画里。这幅画传达给人类的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故打，更是明暗 的斗争，是快要熄火的，散乱摇晃的光线被阴暗不断吞噬的悲剧。这就是绘画艺术所能达到的极点。在这幅画中，人类发现了自己爱与美的干渴，虽然今天的我们学会了用电 脑统治世界，但这两种干渴依然无时无刻不困惑着日益傲慢的我们。 “黑色阅读”也可以移植到音乐之中——用耳朵去阅读。只可惜塞满流行音乐的现 代人的耳朵，已经无法阅读出那些“黑色音乐”的高妙。贝多芬被克莱德曼置换成轻柔恬美的抒情曲，这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歪曲。真正的贝多芬像夜晚的海啸，沉郁悲伦， 汪洋恣肆。贝多芬让我们不得不习惯黑夜，因为白天的美丽仅仅是短促的回忆。潮涨潮落，多少年的愤怒和黑暗都融进了《命运》里。一曲终了，我在薄薄的晨喷中仿佛看见 了海岸线上伤痕累累的石头的轮廓，这就是贝多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往往是在隆冬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心灵的深处拥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同样的道理， 只有贝多芬这位最丑陋的聋子才能创造出最伟大的音乐。来到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之中，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而在那孤独的小屋里，一条真正的道路向我们敞开。 人生之旅宛如坐火车过秦岭，隧道一个接一个，数也数不清。在咬着牙进行的黑色阅读中，我不停地与“黑色天才”们淬然相遇；荷尔德林和他的挽歌，米开朗基罗和他 十字架上的圣·彼得，莫扎特和他的安魂曲，卡夫卡和他的城堡，萨特和他的墙，海明威和他海里的老人……是的，无论古希腊悲剧里俄狄甫斯无法抗拒的罪孽，还是犹太人 《圣经》中约伯撕心裂肺的呼号，都象征着人类在命运转角处的黑暗。这种黑暗，作为人类的本体而永恒存在，它不是一条能通向光明与解放的坦途，而是与生俱来的重荷。 回避黑暗，我们只能可惜地“生活在别处”。 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韦编三绝”者亦多， 像杜甫式的“读书破万卷”者亦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进步。 我最反感的是两句古话，一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二是“学而优则仕”。前者是原始时代变性的遗留，以为知识是具有神性的，因此掌握知识的人也就像祭司、 巫婆一样具有神性，高于一般人。中国民间有“惜字纸”的习俗，看到地上有写着文字的纸，赶紧虔诚地抬起来，放到炉子里烧掉，千万不能让它被污染了。后者更是中国政 治的一大致命伤，秦桧、严嵩、阮大诚都是读书读得不错的人，把孔夫子当作敲门砖，门倒是敲开了，可也敲出于古骂名来。可见，读书与当官是两码事。读书不见得能够 “改造人性”。读书多的人，仍然可能是昏蛋和意猪。 长辈指责后辈，特别是对那些花花公子、游手好闲之徒，常常用“玩物丧志”四个 字，我却认为，“玩物丧志”倒还情有可看，而“玩物丧志”则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中国的读书人，十有八九是“玩知丧志”，陶然自得，乐在 其中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 挥刀自宫——他们的知识全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他们以这样的知识，被朝廷纳入“博学鸿儒”科的罗网之中。 我曾看到卖兰州拉面的大师傅的绝技——面团在他们的手中理中拍拉，比肩丁解牛还要游刃有余。面团在他们手中服服贴贴的，想变成什么形状就变成什么形状。我想， 中国读书人玩弄知识的情状就跟大师傅揉面团差不多，揉来读去还是那一小块面团，却能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中国的知识谱系就像面团——从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坚硬的 质地。这堆面团从古代揉到今天，从今天还要揉到未来。一开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曰、马克思日、德里达日……唯有“我”缺席了。既然是“玩”，那么知识就像电子游戏中 的图像，全在“我”的控制之下，而“我”是要处于屏幕之外的，倘若“我”加入进去了，那还叫什么游戏呢‘Z偏偏有那么一两个傻子，要到屏幕中去，要将生命与知识融 为一体，这不破坏了游戏规则？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将被罚下场去——如陈寅格，只好哀叹“晚岁为诗久所头”了。 中国并不缺少知识，缺少的是反思知识的知识。中国人并非读书读得少，而是读书的态度出现了问题。我在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时，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 周作人是20世纪中国读书最多的作家和学者，他所读的书用浩如烟海来形容绝不过分。《知堂回忆录》的最后，知堂不无自豪地总结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希腊神话、 日本排句、英国文学、民间歌谣、人类学、性心理学……一共犬牙交错的数十个领域。陈平原先生曾说，今天的学者能在一个领域内赶上周作人就相当不错了。然而，周作人 智商之高、读书之博，并没有阻止他落水当汉奸。1938年8月，胡适写信给周作人，说他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增飘然一枚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轻 与重。”然而，周作人还是脱下老僧的袈裟，变成日本侵略军麾下的“督办”了。 胡适高估了周作人，他哪里是“智者”，不过是玩弄知识的游戏者罢了。他的变节 不是偶然的，与他读书、求知、作文与做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周作人当教育督办，当得兢兢业业，在报纸上写《华北教育一年之回顾》，宣称要对意志薄弱的学生进 行“思想管制”。他喊了几十年“自由”，最终在自己拥有权力以后，又自己扼杀了自由。当日军在沦陷区实行三光政策时，周作人竟然在电台里公开鼓吹绝灭人性的杀戮， 玩弄血的游戏，“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途径。” 在三千年专制主义的酱缸里泡熟的中国知识传统，渗透到中国文人的血液里。许多 中国文人身上都有周作人气，知识仅仅是一种格调，一种情趣，一种摆设，一杯茶，一件书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动力。他们不是通过知识洞察当下的生存困境而把 知识作为消解个人责任的面具。认为自己拥有知识，便拥有了超脱于俗世之上的权力，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加梁说过：“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为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 远离尘嚣的。”爱默生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书实。”中国读书人， 缺乏的正是这样二种对知识和世界的态度。 今天，学者文人们为贫困或受轻蔑而愤愤不平。我想，与其毫无意义地跟别人赌气， 不如老老实实地想想：我在做些什么‘Z那些难以为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有几篇不是为了混稿费、混职称而拼凑出来的垃圾？许多教授已然蜕变得跟卡内提的杰作《迷惆》 中的老学者差不多了：终日生活在由抽象的知识建构的世界里，喃喃自语。通晓几种语言文字，写下满书架的著作，却被女佣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女佣成了主人，他被 赶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学界地位如泰山的教授问我：“回家坐火车没有过去那么挤吧？”我感谢他的关心，却对他真空包装式的生活感到悲哀：他真不 知道中国春节时有几千万民工运动在铁路动脉上？他真的对外面的生活隔膜到了这样的程度？知识让他丧失了获得那些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常识的信息的能力。 爱默生是个背着十字架的学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举着光炬，他说这才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不愿把我与这个充满行动则p界隔开，不愿意把一棵橡树栽在花盆 里，让它在那挨饿、恐怖。学者不是独立于世的，他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 这是不是一记警钟呢？
把两篇文章对照阅读，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好玩儿？ 什么学里有句常用术语，叫“互文见义”，你看，是不是很贴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