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跟徐小坏吵架，并不全是因为他说我“还真不如那个不死鸟”。我知道她当时确实激动，激动时的女人总能说出些气话来，而且这些气头上的话并没有全错，比如，我不如不死鸟对她那么真心，这是个事实，我自己当然知道。那阵子她跟不死鸟在一起时，总是兴高采烈，面色红润；神情变得越来越黯淡都是遇到我以后的事。

她这些气话我完全可以不加理睬，照样吐着烟圈，悠然地看我的书，在来来回回的文字里穿梭。可是那天的情况不一样，她竟然说到要是不死鸟，绝不会像我这样，上去两分钟不到就偃旗息鼓，弄得跟挠痒痒一样。要知道，我是个男人，一个要面子的男人，容不得别人揭短，尤其是对我一直言听计从的女人。人总是这样，自己的短处自已知道，用不着别人来说，若是你实在憋不住想说，也得找个让人能接受的法子。比如，不死鸟小时淘气，被弹弓打瞎了左眼，从此最怕听到的就是人家说他“独眼龙”，那是个侮辱性的词，尽管它接近于事实。每次我跟朋友介绍他时，面对朋友疑惑的眼神，我总是代他解释，他小时候顽皮，玩弹弓不小心，导致左目失明。其实那小时候长得特别好看，真的，特别好看，不信你们看看他小时的照片。

所以，若是徐小坏那天要是这么对我说，也许我能接受：我知道你特别激动，不过，你可以控制一下，其实你当初一直是很棒的，一直是。------那样的话，我会感到很愉快，并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跟她进行实质性的配合。

可她偏偏不懂这个道理，有什么说什么，把人往死里整。不死鸟对我说过，其实，我跟徐小坏离婚，不是因为你们想的，因为我瞎了一只眼，而是因为……。这个我信，他的左眼小时就失明，而他们的结婚是在其后的十多年，那时，他的左眼并没有重见光明的迹象。至于到底是因为什么，他没有说，我也不想打听。

不死鸟跟我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又一块背书包上学，直到他离开这个小城。不同的是，他总是逃课去打仗，而我，总是在放学后还找老师请教问题。那时，我们机修厂宿舍大院与炼钢厂的大院挨着，中间隔一道围墙，两个院子的小孩水火不容，放学后先得打一仗再回家，每次我背着书包回家，总能见到两个院子里的家长不时地串门：你的儿子又把我的儿子头打破了，现在还在流血呢。或者：为什么总是你们干部家的孩子打我们工人家的孩子啊？

那天，邻院五年级王小武的母亲又找到不死鸟家来：我家儿子下巴颌缝了7针，现在还在医院躺着打点滴呢。

不死鸟的父亲是外地人，大学毕业没几年，就从南京一家设计院调至我们这个山拗子里的小城来，到机修厂当了一名钳工。临行前的那个冬夜，他们院领导特地从家中冒着寒风骑车赶到火车站为他送行，让他十分感动。院领导一边哈着热气，一边骄傲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周，去江西工作，是支援祖国内地建设的需要，十分光荣，我代表我们设计院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设计院赢得了荣誉！

就在不死鸟他爹，那时的热血青年小周揣着调令，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爱一路颠簸到江西时，南京方面的加急电报早就传到了机修厂：“该同志爱提意见难以领导需要锻炼”。

小周在这个山拗子里成了家，不到两年，不死鸟就出生了。不死鸟出生不到两年，机修厂的领导找小周谈了一次话，从早上一直谈到天黑。从此，当初那个心直口快的年轻知识分子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借酒消愁，脾气越来越坏。人们开始叫他老周。

那天晚上王小武的母亲找上门来时，老周正在喝酒，听说此事，二话没说，操起酒瓶就朝正在吃饭的不死鸟的头上砸去。

后来，不死鸟总跟我说，他之所以念书时看到课本就头疼，全是因为他爸爸当初的那凌空一砸。那次他头上绷着白纱带整整过了一个夏天。等白纱带拆掉，头上的疤就像长城一样蜿蜒起伏在他的头顶上。有一天深夜，他做了个恶梦，梦见自己在上学的路上，被人从背后抱起，扔进了路边的小河里。惊醒后，再也睡不着，他摸了摸头皮，蹑手蹑脚走出家门，抱起一块石砖，狠狠地扔向隔壁的院子里。只听得一声闷响。第二天一早，邻院的人发现，院子里有一条狗莫名其妙地死了。中午时，狗肉的香味从邻院飘过来，馋死我了。

这事，只有不死鸟一个人知道。至少，他当时是这么想的，我看他那几天总是上课心不在焉，没事偷着乐。下课后一个人围着操场上的大树转圈子，又蹦又跳的。显然，这一切都没逃过王小武的眼睛。那天在放学的路上，他的左眼被埋伏在草丛的王小武用弹弓射中。

那晚，不死鸟的父亲是操着菜刀踢开王小武的家门的。王小武的母亲见状，一下子跪倒在他的面前：老周，要砍，你就先把我砍了吧。老周的心一下子软了，号啕着回到家中。这件事轰动了机修、炼钢两厂，子弟学校的领导，两个厂子的领导纷纷上门慰问。可老周一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让不死鸟就坐在他对面，谁也不见，一连好几天。

火车轰轰地开着。老周把睡熟了的不死鸟揽在怀里，一言不发。一家三口，从江西的那个小城，默默踏上了返回南京的路。一路上，老周不停地板着手指，一，二，三……，扳完一遍，再扳一遍：一，二，三……，一共二十六。从南京被发配到江西，再从江西回南京，中间过了整整二十六年，他现在已经五十三岁了。他又默念了当时的电文，一共十五个字。十五，二十六，五十三……；十五，二十六，五十三……，这些数字，就像永远猜不透的谜一样，盘踞在老周的心头。这就么一路扳着手指，回到了南京。

如果不是因为不死鸟失去了左眼，不是因为老周的伤心欲绝，或许那些数字还会有所变化，或者是另一种算法。那件事发生后好几天，机修厂的领导终于敲开了他家的大门，对老周说，根据你二十多年来的一贯优秀的表现，我们征求了部里面的意见，经研究决定，调你回南京的原单位工作，大城市的工作更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

我中学毕业后，上了大学，又分配到了南京。终于可以跟不死鸟在一起喝酒聊天了，可他已不再是当初的淘气少年，跟他的父亲老周一样，寡言少语，甚至有些木讷。工作后不久，我就去外地学习，一学就是两年半。

等我回南京时，他正张罗着结婚，新娘的名叫徐小坏，一个大大咧咧的山东姑娘。我送给他一座很大的木雕，从江西那个小城运来。木雕上刻着一个巨大的时钟，时钟的秒针上挂着一个人，像吊在单杠上一样，那是个跟时钟的数字一样大小的人。他把它放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每天下班擦一遍。

他结婚后，我们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在这个城市的两个角落里，各自生活。他只有在喝多了的时候，会打电话给我，常常在深夜。每次我都从睡梦中醒来，摸索着拿起话筒，问，谁啊？然后停顿好久，听到他喘着气，说：我操，我操！很重的江西口音。我说，是你啊，怎么还不睡？他还是那句，我操，我操。然后就一言不发。直到我挂电话。

不久他就跟小坏离了婚。他说，还是一个人过着好。有女人的日子反而过不来。其中的原因，我有些明白，也有些不明白。至于为什么我会跟徐小坏好上，我现在也不想让你们明白。

2003-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