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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橄榄文学月刊) 关于帮闲文人，鲁迅先生是最有发言权的，老头子留下来的文章中，好些地方都涉及过，其中专门写帮闲／帮闲文人／帮闲文学的就有三篇，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中，鲁迅说：“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 记不得从哪里看过一则轶闻，也是说帮闲的。清代大画家金农，生前颇为清贫，不得不到扬州某盐商家里作门客，混口饭吃。有天这盐商家大宴宾客，席上宾主分韵作诗。盐商本是个胸无点墨的家伙，哪会作什么鸟诗？憋了老半天，才挤出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人皆哂笑：柳絮明明是白的，哪来片片红？眼看盐商要出丑，一旁的金农急忙凑上去说：俺东家这句诗是他作的七绝中的一句，他的原诗我记得，是这样的：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坞，柳絮飞来片片红。一下子不但解了盐商之围，还凭空给盐商制造出一首好诗。盐商大喜，当晚唤金农入后堂，赏白花花的银子整整一百两。 名气大如金农者，犹作过帮闲，可见中国帮闲文人之普遍，鲁迅先生则将宋玉也划入帮闲文人范畴，又可见帮闲历史之悠久，一部文学史，庶几就是帮闲史了。帮来帮去，转眼两千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时代变化了，帮闲文人又在帮什么呢？ 窃以为，今日之帮闲文人大抵可划为三品。上品帮闲文人帮的是官人。学而优则仕，文人们原本大多是想通过读书来作官的，所谓修齐治平，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一定时期的官位毕竟有限，能够当官的到底是少数，书读好了，不等于有官做。只好退而求其次：众所周知的，历代中高级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组建有一个叫幕府的机构，这机构不属于国家正式编制之内，而是官员的个人行为，幕府中充任幕僚者，几乎均为文人。在这种接近官人的地方帮帮闲，凑凑趣，原本也是有趣得紧的：混得好有可能被主人赏识推荐与朝廷，最不济，也不至于饿肚皮。现在是新时代了，幕府自然不存在了，文人们又如何去帮官人们的闲呢？ 方法很简单：为官人们树碑立传作吹鼓手。去年翻船的某位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翻船之前就曾出版有帮闲文人们为他写的传记，文辞之华美，内容之感人，简直就是焦裕禄重生，孔繁森转世。可文章墨香犹存，传主已东窗事发，这位帮闲文人的一番心血可谓付诸东流水也。不过，倒了张家官员，还有李家官员和王家官员，风水轮流转，明天到你家。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帮闲文人有的是地方去帮闲，去分得一杯羹，也挤入高等华人行列。由此可见，我之所以把这类文人名列帮闲第一品，不是没有原因的。记得以前有个作家叫浩然的，在文革中便帮了四人帮不少“闲”，立时三刻就红得发紫，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笔扫千军，口含天宪，牛逼得不行。所以直到今天，浩大作家还在撰文怀念那些帮闲的日子里如何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忍不住就要高呼帮闲无悔、青春无悔。 帮闲文人之中品者帮恶人或阔人，总之是有钱或有势的主儿。澳门那位黑老大，几年前为了替自己扬名，不是请一拨文人拍了部还有一定影响的电影么？而写过《新星》然后又像新星一样一闪即逝的柯云路，对于胡万林不遗于力的吹捧，岂止是帮闲，简直是在帮忙。在胡万林手下屈死的那些冤魂中，我猜恐怕有好些个要半夜三更找柯云路还吾命来。还有牟其中，在大陆首骗还是大陆首富的年代里，中国有多少文人为他当过吹鼓手？这时的帮闲文人，就像我老家乡下的职业乞丐，如果哪家办宴席，他们一定会闻讯而来大唱赞美主人的莲花落，以求谋得一点残汤剩羹 ，可怜复可悲。难怪鲁老头子要加上着重号说：“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 帮闲文人之下品者则帮明星。这一品级的文人，既没有上品帮闲能够为官人出谋划策、煽风点火的能力，也没有中品帮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说谎本事，离金农那种近乎于单刀救主的急智，更是相差得不可以道里计。不得已，只得四处追星，一大出路是到各家无聊小报当所谓的娱记－－还不如写作愚记更恰当。然后，张明星的猫李明星的狗，王明星的老婆爱滥酒之类的所谓作品就是他们帮闲的投入，至于产出呢，混得好的，可以和明星握个手照个相到明星家里蹭顿饭什么的，然后将些帮闲作品像撒网一样投向全国报刊，收获几文稿费。混得次的，人家明星也不是见谁都让你帮闲的，因此常常不免饱看明星的白眼，为了拍一张明星的玉照，不得不在包厢外饿着肚皮等上三小时。这一品的帮闲文人，事实上只能算作帮闲小厮或是预备帮闲。 当然也有上品帮闲和中品帮闲偶尔客串一回下品帮闲当当追星族的。比如张贤亮就写过一篇奇文来吹捧香港的高龄女孩子宫雪花，而号称文化散文大师的国家级专家余秋雨，也曾为许晴写过这样的肉麻文字：“如果说，庞大的东方文化可以沉淀为一种人格，而它的深邃又可浮现为一种美丽，那么，它的简易文本一定可以用一些女性的名字来书写……许晴身上，就有这种哲学的神秘遗传。”这大约可以看作是帮闲文人们为了调剂生活而作的一种游戏吧。 文人不灭，帮闲不休。文人要帮闲，就像母猫到了春天没法不叫春一样无法抵挡。所以，连身为文人之一的刘挚也曾恨恨地说：“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所以，应该算作著名文人的王朔，也要坚决否认自己是文人，他说他是码字儿的工人。老王这话我是这样理解的：文人们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帮闲，哪怕为此受些闲气也在所不辞，这大约是文人的骨头过于轻、过于贱的缘故吧？你见过帮闲的文人，可你何曾见过帮闲的工人呢？与其作个帮闲文人，还不如做个码字工人。 各位老少爷们儿听好了：今后谁要敢再说我是文人－－我就跟他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