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9月22日《江南时报》报道，河北省科学院传出消息，近些年受体制改革、职工岗位调整影响，该院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坐传达室发报纸的情况。

从报道来看，记者好象认为外语正教授刘志明做门卫是因为和院领导之间有什么过节而被人穿上了小鞋。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真要究其原因，我认为科学院的领导也没什么太大的过错。

首先，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在人才济济的科学院，刘教授大约算不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不然当初也不会让他离开科研第一线到下属公司去从事经营活动。其次，刘教授由于种种原因离开公司再回科学院的时候，他原来从事的工作一定早就有人接替在做，并且别人做的一点也不比他以前做的差。再次科学院的其他部门确实没人邀请刘教授到他们那儿去工作（也许各部门都在为人员太多而发愁）。最后，行政部门又正好需要两个人：一个是收发报纸的，一个就是看大门的。而且“该院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坐传达室发报纸的情况”，说明该院确实人满为患。在这样的情况下，偏偏你刘志明教授又和领导有什么过节，当然只能让你去做门卫！总不能让自家人坐在家里白白拿工资而另外再出钱去请个老头儿来当门卫吧？就算院领导为了避嫌不让你刘志明教授做门卫而安排和自己没过节的赵教授或钱教授去坐收发室，他也同样会挨人骂。

一方面，是国家为了培养急需的各种高级人才在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另一方面，却是社会对现有的人才不能合理分配和使用而造成人才资源的巨大大浪费！这种现象，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正教授做门卫，究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现在落后的行政管理体系严重阻碍了人才的自由流动而造成的。在市场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全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在走向一体化，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人怎么能够从这个一体化中剥离出去，而另成一体呢？但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行政管理体系还停留在过去那种由一个个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小区域组成的模式上，这样，所谓的人才自由流动，就成了一句空话。具体来说，户藉、人事档案及以与之相对应的劳动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都是按区域划分的，是各自为政的。以户藉为例，从A地到B地的迁移在现有的政策下就会遇到很多问题：首先是B地接不接受？其次是被B地作为人才引进的你愿不愿意把户藉从A地迁往B地？虽然我们的户藉制度近些年在不断地改革，但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有些情况下，户藉的作用还相当重要，比如孩子上学、就业等等。再比如，在A地办理的医疗保险能不能在B地使用？这些直接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人才又如何流得动？就拿报道中的刘志明教授来说吧，他也许不是河北省科学院的顶尖人才，但作为有高级职称的正教授，只要一出科学院的大门，他就会成为别的单位或部门的顶尖人才！可他就是不能出那个门，就因为他的关系全在科学院。

正教授做门卫，我认为刘志明教授自已也有问题。

如果刘先生坐在门卫室只是为了对院领导的某些做法以示抗议，那到情有可原。如果他虽然不满，很委屈而又觉得自己不得不在门卫室里混下去的话，那他的综合素质就令人怀疑了。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前不久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北大文学学士操刀卖猪肉的事。如果那位北大才子真的是无路可走最后不得不疱丁解猪的话，那真可说是中国教育事业的一大不幸！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文学学士只能和那些小学都没读完的人站在一起卖猪肉，该是一副多么令人心痛的讽刺画！并不是说，北大毕业的人就一定要个个成就非凡，问题是家庭和国家花了那大的投资，当然不是为了培养一个屠户（如果北大有屠宰系，就另当别论了！）这种投入和产出的反差，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而它的直接责任者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北大！从你北大出去的人没人肯用他，肯定是这个人能力太差，不然怎么会找不到一份能发挥他专长的工作呢？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好比社会的“特种兵”，接受过特别训练的他们，其综合素质当然应该比一般人要高得多。因此，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使他们身陷困境时，他们应该不仅能生存，而且其生存的质量也应该比常人要高许多！只有这样的人，才真的称得上是我们国家的精英。

我们近些年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教育部门也不断地做着这方面的改革和探索，但是，只要我们的高考制度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应试阶段，所谓素质教育只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新概念！

东扯西拉了半天，想说的其实就一句话：假如卖肉的北大才子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某高校或研究所，若干年后他也成了教授，再过若干年后，他大约也会和刘志明教授一样去当门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