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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正气------一言难尽话文人(一)
[楼主] 作者:知了夫人  发表时间:2003/06/20 13:14
点击:500次

中国文人这个话题确实太大,纯属绵延不尽的可说性话题。今次看到论坛上的论争,不由提
起这个话题,讲到哪算哪吧。

文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形象其实并不高大,虽说中国的大历史看起来是读书人的天下,但实质上从古到今,且不说在古时统治者眼里视其为工具,就是上世纪的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文人也就是臭老九而已,百无一用是书生,道尽了这其中滋味。

文人给人的印象似乎与文人不争气的表现有关,曹丕说过:“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主”,许多无行文人的不知自重,见利忘义,狷狂急躁,文人相轻的结果确实是授人口实贻人笑柄的。更紧要的是中国文人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根本就没有完成其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作为文明的传播者,解读和处理社会历史问题,以自身的思想影响社会,滋润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人都只会亦步亦趋的诠释圣人之语和皓首穷经的注解古籍,在社会历史舞台上大多数时候只能饰演一个帮闲的看客。所以不难理解黑格尔1822年在评价中华帝国时说的:“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的国家…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这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不得不承认确实由于中国文人在社会历史舞台上的自觉不自觉的缺席和退缩,中国的历史其实真的是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历史。

但是漫长的黑暗社会里也总有一些如流星划过的亮点的,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文人以自己的勇气、决心和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奏响了千秋凛然的正气之歌,时至今日,这份千秋正气仍然使他们的后辈感到鼓舞和惊悸。

小时学过的文天祥《正气歌》,每回重读都能让自己热血澎湃,壮怀激烈: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旁薄,凛烈
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余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阒鬼火,春院 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 自辟易。

这里面的齐太史、晋董狐,张良、苏武、严将军、嵇待中、张睢阳、颜常山都是文人中的杰出代表吧?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想这些埋头苦干、拚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多是文人也应该不会大谬吧。

将这些正气凛然的文人作一番归类我想大概有以下几类:
一、以明朗绝决的信念追随理想,参与历史,杀生成仁,舍身取义。
这类文人背负着长久郁积的忧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天下事为己任,造福民族,普济众生,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每当国家民族陷于危亡之际总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而不计身首异处祸及族人。这里面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投笔从戎立志马革裹尸的班超,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苏武,有“恨不以此劳,为国戍玉关”的陆游,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林则徐,有“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辛弃疾。有文天祥,有史可法,有岳飞,有于谦…

二、反抗暴政,不畏强权。这类文人不承认铁定的残酷黑暗现实,从不在强权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为了人性的尊严勇敢地撞击黑暗的闸门。他们中有在满清政府的威逼利诱下高呼“刀绳俱在无速我死”的顾炎武,有在反动政府枪口下路见不平拍案而起的闻一多,有张志新有遇罗克,有胡风有顾准。即使肉体被消灭了,但他们的精神却永生,他们为读书人的气节文人的风骨做了最好的诠释,成为一切读书人的楷模。

三、重死持义,知恩图报。鲁迅讲过:“中国一向有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但就有这么一批文人讲求情操,崇尚高义,为后世的文人作了表率。他们中有仗义执言为叛徒李陵说话的太史公,有董卓暴尸于市却去为奸臣哭吊的蔡邕,他们不是不明是非,而是太明是非,所以在那种黑云压城的肃杀气氛中敢于表明心迹,感怀知遇之恩,此种恩怨分明的高风亮节直教人赞叹不已。
更值得一提的是变法的谭浏阳,面对屠刀他镇定自若:“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而对于可能的逃生机会他却慷慨激昂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程婴杵臼,分担其在。”这样有血有肉凛然正气的君子使看起来滑稽的变法终于有了一个可贵的亮点。勇于承担责任,飞蛾扑火一般赴死的谭嗣同不愧为知恩持义的典范。

四、拒不合作,独善其身。这类文人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保持心灵的纯净,甘守宁静致远,清贫淡泊的生活,拒绝仕途并始终与黑暗政治保持距离。他们中有拒绝高官诱惑躬耕垂钓于富春江畔的严子陵,有白眼傲世青眼对友的嵇康,有“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有饿死首阳的伯夷叔齐,有举案齐眉的梁鸿孟光,他们坚贞不渝的信念,拒不合作的姿态永远闪烁着理想和人格的光芒,永远照亮着后代无数迷惘的心灵。

五、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这类文人不图享受,不贪物欲,不慕名位,只求安安静静地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造福于国家民族的事业,为此不惜献出青春献出毕生心血,九死不悔。他们中有忍辱负重的司马迁,有出书未捷身先死的司马光,有坚持独立精神的陈寅恪,有痴守自由之意志的沈从文,他们以坚韧的毅力生存和写作编著,表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执着的探索精神。

六、多情善感,悲天悯人。这类文人深爱着华夏热土,热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无论自己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却始终关注着广大苦难的人们的命运,他们的人格与精神也从而被赋予一种深沉的力量。他们中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有白居易,有李绅….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许多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中国文人就这样游离于残暴的统治者和不幸不争的庸常大众之间,虽然总成为时代和社会夹缝中的人物,但在被野蛮黑暗的重重包围中却总能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以自己的千秋正气顽强地对抗着黑暗对抗着愚昧,他们的这种精神一再闪现出人性的光辉,薪火相传,世代不息,引领着这个民族在暗夜中沉重而坚定地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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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作者:因醉杀名马  发表时间: 2003/06/20 13:35 

回复:谁说女人没地位,呸,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理论,理论,太理论

水平,水平,有水平

 

===知了夫人不一般

 [3楼]  作者:西绪弗斯  发表时间: 2003/06/20 18:17 

热肠双冷眼,无用一书生,谁堪共肝胆,我欲忘姓名
千秋正气------一言难尽话文人(一)
 [4楼]  作者:般若是非  发表时间: 2003/06/21 13:45 

好文,总是多读几遍才可回~

而回,除了佩服还是无言~~

你比知了好多了,厉害多了~~~

置顶!哈哈~~~~~~~



※※※※※※
 [5楼]  作者:红色连衣裙  发表时间: 2003/06/21 22:16 

《中国文学史》中的“文天祥”

注意红字部分:

文天祥前期诗歌比较平庸,学了些江西诗派的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词汇,写些应酬唱和乃至赠相士、丹士、道士、咏相面、占卜、算卦的诗。但当他投身于抗元斗争,并历经沧桑之后,诗风大有变化,不仅内容变得充实丰富,情感变得深沉厚重,语言也沉着凝炼多了。他自言“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指南录后序》),是为了“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同上),也是为了使“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这种以诗为史和以诗明志的态度,与江西诗派主要从语言技巧上效仿杜甫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由此更能够接近杜诗苍劲悲凉、沉郁顿挫的风格。但由于处境的不同,文天祥的诗写得更直露急切、也更多一层绝望的悲愤。

  在文天祥后期的诗篇中,反复表达了他对民族危亡的深沉的忧患,如“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南安军》),“故园水月应无恙,江上新松几许长”(《苍然亭》),“独自登楼时拄颊,山川在眼泪浪浪”(《登楼》)等等。同时,文天祥曾在两次被迫北行途中亲眼目睹战火之后留下的种种惨象,他为此写下了不少纪实的作品,如“累累死人家,死向锋镝中”(《淮安军》),“烟火无一家,荒草青漫漫”(《发淮安》),“烟横古道人行少,月堕荒村鬼哭哀”(《越王台》),这些诗有力地控诉了蒙古军队的暴行,凝聚着民众的苦难和诗人的血泪。

  文天祥在从事复国事业的过程中,是清楚地看到南宋的覆亡无可逆转这一严酷事实的;甚至,他也并不反对自己的亲人出仕元朝,而认为这在道义上也是各有所取①。但同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完成自己的历史责任,宁死不肯屈降。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仍然可以理解为是人性的一种高贵气质的表现。在文天祥的诗中,反复表露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凛然气节,如著名的《正气歌》,以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事迹赞誉这种“正气”的浩然博大,表明自己要以此“正气”抵御狱中种种邪气的侵袭,保持人格的完整。而《过零丁洋》和《金陵驿》二诗,更以它结合个人身世之悲与国家危亡之悲的抒情艺术给人以至深的感动:

  ①如他赠二弟文璧(璧仕宋而降元)的《闻季万至》诗,以“三仁生死各有意”指他们兄弟的不同选择,又其《狱中家书》也说这是“惟忠惟孝,各行其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

  这两首诗中,交织着悲怆、哀婉、激奋、绝望等种种复杂的心情,它以诗中所表现的诗人情感的真实性和诗人人格力量的崇高,成为中国诗史上的优秀篇章。

  摘自《中国文学史》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

 [6楼]  作者:红色连衣裙  发表时间: 2003/06/21 22:33 

转一篇,和“知了夫人”之文相应成趣,亦可认为其“前言”。

厚诬古人蔑视今人———读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张义来


  记得在《出版广角》月刊与《中华读书报》上,看到过章明与闵良臣批评李国文的随笔《司马迁之死》的文章(今查,分别是2001年第11期的《粗疏与霸气———读〈司马迁之死〉》与2001年10月17日的《司马迁是“表演”吗》)。由于没有读过李作,当时便没有细看章、闵之文,只是心中留下一点疑问。


  最近,有几家报刊联手评选“2002年度中华文学人物”,李国文、韩少功跟王蒙三人入围“文学先生”。又有报纸举办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李国文荣获“2002年度散文家”奖,“年度代表作”是《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因有这样声势宏大的背景,李著《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包括《司马迁之死》)便来到了我的桌案上,我不能不读它一读了。


  李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社古典文学编辑部“编辑说明”道:“近年来,关于作家学者化的呼声时常响起,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涉足学术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为了对这种现象给予鼓励和总结,我们编辑了这套丛书。”(这套丛书的另两位作者是王蒙与刘心武)。也就是说,李的这本新著是“作家学者化”的代表作之一。


  光看目录,作家李国文真够“学者化”的:自秦朝相国李斯被腰斩,中有汉代蔡伯喈、唐代李太白、宋代王安石、明代张居正、清初金圣叹等等,直写到1910年小说家吴趼人客死上海,包罗宏富,不熟读二十五部正史外加稗官野史焉敢下笔?


  然而,只看第一篇《司马迁之死》,就像啃了烂苹果,令人反胃。这样说,并不包含对作者借古讽今而采用古今杂糅手法的一些话语的反感和挑剔。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就有意采用了一些以今例古的笔法调侃现实,但那是小说,可以瞎编;而李著既是带学术性的随笔,是在评论真实的历史人物,那就得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


  章明先生的文章已指出《司马迁之死》的硬伤至少有三大点。一、说司马迁“在充满血腥味的污秽蚕室中,发愤著书”,这就是向壁虚构了。“蚕室”,《辞海》上讲得明白:“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司马迁是什么时候“发愤著书”的,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卷十一,中华书局《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有节录)讲得很清楚;若想省时间,《辞海》中“司马迁”条有简明叙述(“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这“蚕室”不过是兼有行刑室、手术室、术后监护室功能的牢房。李是当它真如江南农妇的养蚕室一样可大可小可以摆放书案,还是以为汉代人写作已有笔记本电脑而不用刻一堆竹简?


  二、说“司马迁被‘宫’后,肯定下体溃败,阴部朽坏,脓血弥漫,恶臭糜烂,他坚持完成这部《太史公书》,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伟大”(作者在倒数第十段又强调了“哪怕糜烂到无可再烂”),这真是一部二十五史不知从何说起!宫刑从生理上看与做太监要完成的手术是一样的。手术成功了根本不存在什么恶臭糜烂到死的问题。否则,皇上后妃们还要太监侍候?谁都知道从赵高到李莲英,中国历史上岂止成千上万的太监奔走过宫廷?李国文亦知《汉书》上说司马迁“受刑”以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在《报任安书》里写他随驾出巡。李先生怎么再三说出“长期淌血流脓,腐臭不堪”这样的话?


  三、说“他在《孝武本纪第十二》里,对这个一辈子信神弄鬼的刘彻,不无幽默地作了个总结”,并统计了“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顾颉刚分段标点的《史记》,汉武帝这篇《本纪》,共四十九个自然段,其中,涉及神鬼祥瑞者十九段,涉及封禅祭礼者十二段,两者相加三十一段,字数超过全文的五分之四,这位‘好神仙之道’(汉武帝内传)的皇帝,在司马迁的笔下,究竟是个什么形象,也就不言而喻了”。李国文显示自己读过中华书局标点的《史记》,特别是这篇《孝武本纪》读得很用功,然而他似乎没有读过这篇《本纪》的题解,不知题解言简意赅论证了《孝武本纪》并非司马迁所作的《今上本纪》,乃“后人所补也”。褚遂良补《史记》,止取《封禅书》补之,本是文史学界的常识。


  李著中有些文字显得粗陋无学(且不管“血管里的基因”这些涉及新知的语句,不论《司马迁之死》的标题是否文不对题,因为李国文亦知司马迁“卒年更不详”,应知司马迁受宫刑后至少活了十几年,死因不详。他写的其实是《司马迁之“宫”》或《司马迁之辱》,或竟是《司马迁不死》。李猜想司马迁受辱而不寻死的理由有三条,“他之不死,实际是和汉武帝比赛谁更活得长久”),别人谈“幽闭”,是“摭拾清人余唾,别无新见”,而他引清人笔记就是创见了!还订正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集里《病后杂谈》一文关于宫刑与幽闭的叙述。其实,是他未读懂鲁迅的文章。


  以上说的是学问方面。那么史识与价值观念方面如何呢?


  李著有三大主题。一是文人相轻、同行相妒。他要说王允杀蔡伯喈(爱小坏注:此人是蔡文姬的老爸、书法中“飞白”的创立者、哭董卓的那个蔡邕)是文人“同行嫉恨”,也许勉强说得通。说汉武帝“宫”了司马迁,是刘彻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间,免不了计较……有权的文人,嫉妒起来,往往不择手段。‘宫’你一下,又何妨?”这完全错了。汉武帝哪里是隋炀帝,虽偶有诗赋,何尝把自己当作文人了?何况司马迁是史官并不作诗赋辞,受宫刑时《史记》还没写成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讲得很清楚,“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主上”汉武帝会视司马迁为“同行”吗?李国文的新见解“新”得太离谱了!(以上观点,经慨允采用了章明先生文中的观点。他的表达更严谨、充分,转引发挥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李著的第二大主题是:“文人的狂,常常是遭嫉致祸的根本。”(《金圣叹之死》)。


  不能将李国文先生视同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编导。公允地说,李国文先生对文化专制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还是有一定认识的。我特别注意到这本书有几段话,如第206页说:“很大程度上,知识分子其实做不了自己的主,这便是千古文人为之一哭的许多悲剧的由来。”第317页说:“‘士’阶层的怯懦、软弱、苟且、偷生,也是助长这些痞子皇帝肆意妄为的因素。同样,‘文革’期间,那些痞子先锋所以敢如此为非作歹,也是吃准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对敢于逆主流唱反调而不怕杀头的李卓吾、金圣叹等人,李国文在文中持一定程度的赞赏态度。


  然而,更多的占压倒优势的调子,是说这些文人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自触霉头自蹈死路。比如《司马迁之死》,说司马迁为李陵辩解:“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蔡伯喈之死》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稍有些地位,人五人六以后,总觉得自己在权力的盛宴上,应该有一席位置”;“屈原就吃过这亏的,他自视甚高,认为只有他才能挽救楚国……”《祢衡、孔融、崔琰、杨修之死》说祢衡:“结果,很失望,失望之后,经人唆使,无事挑事,没碴找碴,站台开骂,逼得统治者祭起刀来。”“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点声望之后,自我感觉马上就特别的好起来,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热,好到晕晕乎,不知天高地厚。”……在李国文看来:“闹,或太闹,是中国文人的永远治愈不了的痼疾。”(第184页)。这些不肯安分安静的中国文人之所以这么闹,就是因为自大狂,有表演欲望,“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第190页)


  李国文不惜用轻薄的笔调来奚落这些“狂妄自大”的“中国文人”。《司马迁之死》动辄就往裤裆里扯,××几下子,还诌了一首歪诗道:“彼马(司马相如)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司马迁)讲真话,只有割××。”说他“为那张按捺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金圣叹之死》说:“他到玄妙观哭庙去,是不是有点弗洛伊德因素,想在漂亮的女道士面前露一手,也未可知的。文人,一抓住能在异性面前表演的机会,无论老者少者,在性激素的催情作用下,便禁不住要搔首弄姿,引人注目,这也是古今通病了。”李国文对文人喜欢用全称判断。他似乎也染了文人的这桩“古今痛病”,以致不知老之已至,学起“下半身”派新诗人,逮住机会就要在谈性上露一手。


  在我看来,李国文的上述观点毫不新鲜。李国文所秉承的不就是韩愈向皇帝乞怜悔过时讲的“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吗?古代的聪明人教导人们“识时务者为俊杰”,夹起尾巴做人是本分是良策,狂个什么狂。鲁迅说中国历代只有集体的自大,而缺少个人的自大;李国文反之,认为中国的文人太轻狂,太把自己当回事。两人谁说得更接近历史真实呢?汉代杨雄是个有一定节操但并不张狂的人,他作《解嘲》一文,指出统治者用刑罚、诗书礼乐、举士制度来束缚士人,而士人只图仕进,依然“雷动云合,鱼麟杂袭,咸营于八方”。结果是庸夫充斥,奇异之士不见容,“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因此他采取了“默默者存”、“自守者身全”的处世态度(参见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143页)。但在封建王朝,他虽“明哲”也未能保身,以致跳楼自杀未遂。不知李国文借古讽的什么今。


  “好名,尤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又有什么不好?庄子齐万物、一死生、泯是非,自然是不好名的;佛教讲弃世出家,当然也不好名。但他们的消极无为能够作为人类主流思想推动社会进步吗?今人知道天外有天,汉字终有一天要进博物馆而为拼音文字所取代,且信息爆炸,“名垂青史”对于今人毫无吸引力。然而不好名,尤其是不好身后之名,只重眼前之利与可以兑换利益的生前之名,便好么?我们的古代圣人孔夫子讲“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西方今天的心理学大师不也讲人有社交、赢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层次精神需要吗?李国文鄙薄人们对身后之名的追求,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未免太实利主义了吧!


  李著的第三大主题是:“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司马迁之死》最后归总的一句。)李国文对这个主题一喟三叹,三致其意。“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不但是明清之际‘士’的立身之本,也是后来的知识分子在多项政治运动中的不倒之术。”(第150页)“活着,才是一切”。(《方孝孺之死》的豹尾)为了证明他的这个生存哲学的高明和普适性,李国文睁着眼睛瞎说:“(‘文革’)十年过后,统计下来,除一两位,两三位,实在熬不过来外,都奇迹似的挺了过来。”这纯粹是大言欺世,一派胡说八道偏要扯什么“统计下来”!邓拓、吴晗、老舍、傅雷……不假思索人们都能数出一长串在“文革”中自尽的文化名人。你可以不相信他们是出于“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而自尽,总不能无视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生命经历吧?


  我理解李国文先生想说的,无非教人们信奉“笑到最后,才是真笑”的生存哲学,不要为黑暗所压倒,丧失生活的信心。但是,他对自己的“生存智慧”太过于自以为得计,以致鄙薄那些宁折不弯的人是“认死理”、“傻狂”。俗语说得好:“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对“好死不如赖活”活命哲学捧得太高,未免有失做人的尊严。“不自由,毋宁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是一种人生哲学。我辈虽然做不到,心存敬意还是应该的,至少是不必视为愚蠢或矫情的。


  我刚读完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让我抄几句台词送给李国文先生吧:


  安提戈涅相信人间法律之上还有神圣的天条,她不愿引颈受轭而要服从良知的召唤,要挑战新国王的禁令去掩埋她的兄弟被示众的尸体。其妹伊斯墨涅对她说:“既然受压迫,我只好服从当权的人;不量力是不聪明的。”


  安提戈涅答道:“你打算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吧;我要埋葬哥哥。”“在有些人眼里你很聪明,可是在另一些人眼里,聪明的却是我。”


  在李著中,似乎中国的文化人从来就没有脊梁骨,充其量有几个攘利搏名的狂妄分子和亡命之徒———这是厚诬先人;他这么自负地信口开河,仿佛与他同在世上的我们这些人都是白痴———这是蔑视今人。要说他的这本书代表了“作家学者化”的成果,我看作家们不去“化”也罢。

 [7楼]  作者:惊弓知了  发表时间: 2003/06/22 00:18 

回复:太晚了明天谈文天祥


※※※※※※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哪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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