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之先生走了，在这病毒流行的非常时期。不能去为他送行，只能以文相送。

对于我，这篇文章是非写不可的，否则，我的心难以安宁。

因为慎之先生曾给我以关怀，而我却未能当面表示我的谢意与敬意——这成了我的永远的遗憾！

我与慎之先生只见过三四次面，而且都在参加某个座谈会时，因此，只能匆匆交谈几句。但慎之先生却一再地表示对我的研究工作的关心，后来又专门让他的女儿，约我上他家去长谈。但却几次错过机会，未能如约前往；现在想起来，也与我在尊敬的前辈面前常有局促之感，稍有踌躇有关。而且总觉得同在一个城市，还会有长谈的机会，却根本没有料及先生会这么早地远离我们而去！但现在已经悔之莫及了！所幸的是，后来我们还是通了几次电话，其中有一次是先生嘱我为他查找某个资料（大概是鲁迅某句话的出处），总算为先生做了一点小事，谈不上对先生关怀的回报，但我还是很高兴的。而尤让我感动的是，就在先生远行前不久，还特地委派丁东兄来看我，对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表示关注，但我因为不愿争论，而未能作正面阐述，又一次错过了机会！事后还是有些后悔，觉得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一位自己所尊敬的前辈的关心，似有不妥；本准备以后再当面表示我的歉意，而且相信以先生的宽容，也会理解作为后辈的我的一些不同意见。但谁又会料到，这竟会成为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梦！而现在却只能在这里以笔代言，然而——慎之先生，你能听到吗？

我尊敬先生，是因为他一生反对专制，追求民主，并贯彻始终。——这看似简单，但如果将其置于中国现代历史，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背景下，就会知道，这很不容易，很不简单，甚至非同寻常！先生在好几篇文章里，都谈到他年轻时候，作为一个“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是怀着“要反封建，反传统，要自由，要民主，尤其要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参加革命的，他们的直接目标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这就是说，他和他的革命同志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就是高举五四“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民主而斗争”的。（参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全球化和全球价值》等文）。——在我看来，确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似乎国民党政府不曾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而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五四”民主、科学传统的对立面；这背后其实仍是一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是以共产党人后来的失误、异化，来否认他们最初的选择。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公允的。应该毫不含糊地肯定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曾经聚集了一批迫切要求民主、自由的志士仁人，他们并且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鲁迅当年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今天仍然没有过时：“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而且我认为这也是适用于慎之先生所属的“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的。我对慎之先生的崇敬，首先是出于对这些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流血牺牲的“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的崇敬。

同样不能回避的是，这些“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后来的变化与分化。悲剧正是发生在：当年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道门走进去，却从另一道“一党专政”的门走了出来。“一党专政”正是中国政治始终迈不过的一道“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以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因此而失去了许多机会：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因为要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政权而对自己的盟友年轻的共产党人大开杀戒；１９４６年，国民党政府也是因为不愿放弃“一党专政”而发动了内战；１９５６年，毛泽东也同样因为要坚持“一党专政”而大抓“右派”，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运动”（在此之前，还有“反胡风运动”等等），并且长期延续下来。可以说，每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就会在“一党专政”问题上卡壳，并且发生急遽逆转。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年的青年左派与青年革命者中，有许多人在思想上也过不了“一党专政”的这个“坎”，他们始终不能摆脱“打天下者坐天下”这样的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坚持所谓“权力绝不能分享”的“一党专政”的逻辑，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而不完全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自身的“异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由当年的反专制、争民主的革命者变成了专制体制的执行者与维护者，从而在实际上背离了自己当初的民主、自由理想。而“专政”的逻辑却是无情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需要下，“专政”的“铁拳”也会打在它的忠实执行者的头上，当年“反右”积极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专政之苦者，就不在少数。可悲的是，有许多人一旦官复原职，又成了“一党专政”体制的维护者，甚至更变本加厉：这时，就更出于利益驱动了。这些事实都说明，当年的“青年左派与青年革命者”在革命胜利，自己的党掌了权以后，要跳出“一党专政”的魔障是多么的不容易。这里，最基本的问题，是要始终守住自己当初的信念：跳出一己一党的私利，以追求真理为鹄的，坚持民主、自由、平等，全体人民的解放……的理想。这些话，今天的人们似乎也在讲，但“做戏”的多多，认真实行的，少而又少。而慎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我从先生的著作中，读到“在２０ 世纪， 一个个把持政权的所谓新型政党，实际上都是专政政党”（《和平奋斗兴中国》）这一历史总结时，当我从网上读到那篇呼吁结束“一党专政”的宏文时，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先生“终于跳出来了”，这需要非凡的胆识，更是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的，这正是引起我的极大崇敬的更重要的原因。

作为一位党内的理论家，慎之先生并不止于这样的结论，他更要追问：这样的“由这道门走进，从那道门出来”的悲剧是怎样产生的？特别是在理论上有过那些失误、陷阱？这也是需要理论的勇气与创造力的。慎之先生在这些方面有许多深入的思考。如他对所谓“实质民主论”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质疑，他对所谓“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的“革命逻辑”的批判，都是十分有力，并且极具启发性，我从中受到了很大的教益，我甚至是心存感激的：正是先行者对自身血的经验的总结，才使我们这些后来者可以少走些弯路。当然，慎之先生对历史经验的某些总结，我也有所保留，或者说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们所面临的２０ 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以及当下国际、国内的现实问题，其复杂性我们其实是估计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这样那样的分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总结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的思考上，也应该坚持“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我想这也是慎之先生期待于我们的。

面对过去，现在与将来，逝者可以安息，生者还将继续前行。

2003年5月21日

转自：www.sinoliber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