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使得一国可以通过贸易途径部分或全部解决该国的粮食供应问题，而且世界粮食生产的巨大潜力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性。但上述结论的成立，暗含着这样两个假设：一是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粮食市场体系，并且一国粮食贸易量对世界粮食供求的变化有足够的弹性；二是粮食贸易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只接受国际上贸易规则的制约，而不受国与国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但从实际情况看，上述两个假设并不成立。就前一个假设来讲，所谓“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就后一个假设来讲，粮食贸易或援助时常作为大国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预别国内政。曾是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愿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下面几个例子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国际政治中，粮食是比石油强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地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立即停止了。在阿连德下台后，粮食援助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密秘战略的组成部分。

　　1973年，美国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的上涨，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其中92％来自美国，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但当 80年代末苏联沿着美国指引的方向进行改革时，一位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结果苏联解体。

　　最近一次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尽管冷战的结束和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粮食禁运的可能性，而且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的增强也在一定程度提高了我国抗御突发事件的能力，但此类事件一旦发生，对粮食进口国所造成的危害则是巨大的。

　　以是上两个假定的成立，说明粮食贸易中的不安全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随着贸易依从度的提高，粮食不安全程度也之提高。粮食贸易中不安全问题的存在，迫使我们在制定农产品贸易政策时，必须从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建立起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这是新的农业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政策的一个重要区别。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风险防范无论从监测指标还是从实施手段，都与传统自给自足政策下的粮食安全有本质的不同。首先，风险防范机制以最小限度的效率损失为前提。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不可避免地要对农业和粮食贸易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或控制，从而导致一部分农业效率的损失。这种效率损失实际上构成了粮食安全的一种代价。我们所追求的只能是一定安全水平下的最小效率损失或一定效率损失下的最大安全水平。其次，风险防范机制将主要采用经济或法律手段，而尽可能减少对农业和粮食贸易的行政干预。实践证明，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地国内外市场的灵活应变能力，很难做到与市场变化的一致性，往往导致效率的巨大损失。第三，粮食贸易中的风险防范只是粮食安全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作用的大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安全体系各个环节的协同作用。第四，风险防范机制应尽可能与国际多边协议相一致。第五，从监测和控制指标看，风险防范机制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粮食自给率或贸易依从度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新政策更加注重对影响粮食供给和进口能力的因素的控制。将贸易依从度作为监测和控制指标，将使得风险防范机制滑向单纯对粮食进出口规模的行政干预。理论和实践证明，对进出口数量直接的行政干预，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市场机制在实现贸易均衡中的作用。

　　根据我国粮食安全的国际环境和农业的基本情况，我们认为，为预防或减轻国际政治关系恶化而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的威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监控：

　　（1）将粮食贸易依从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参与粮食贸易是解决我国食粮供给不足和提高农业整体效率的需要，但对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粮食贸易依从度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监控是必要的。粮食贸易依从度确定为多少合适，取决于我们对粮食安全的国际环境、安全目标和农业效率追求上的理性思考。根据第五章的预测结果，到2010年左右，中国粮食缺口将达到4000万~5000万t，届时贸易依从度将达到6％左右。这一结论是依据70年代末以来的时间序列资料预测出来的。考虑到今后提高农业效率和市场作用的结果，农业结构幅度可能较过去更大，因此贸易依从度应适当放宽一些。另外，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看，今后国际多边谈判有可能将谷物的最低进口准入机会提高到5％以上。综合以上几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今后十几年我国粮食进口规模的合理界限是贸易依从度保持在5％~10％之间。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界限仅就全国整体而言，在实践中要避免将其层次分解到地方。另外，这一界限也是就年度间的平均值而言，在实践中还应根据各年的粮食供求状况灵活调整、切不可过于死板。

　　（2）严格控制耕地面积的非农业占用。工业化进程中对耕地的占用是不可避免的，但当耕地占用速度超过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时，就已经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主要失误就是土地占用失控，由此造成粮食供给过分依赖国际市场。我们认为，对耕地面积的监控比对贸易依从度的监控更具有实际意义，因为耕地面积实际上决定了一国粮食的潜在供给能力。如果增加粮食进口所节约出来的耕地仍然留作农业用地，主要用于发展蔬菜、水果、花卉等具有出口竞争力农产品的生产，那么一旦出现诸如粮食禁运之类的事件，我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节约出来的耕地还原为粮田，从而有效控制突发事件对我国粮食安全所造成的可能危害。

　　（3）充分利用国际双边和多边协议，努力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进出口关系。我国是一个粮食贸易大国，粮食贸易量和贸易方向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如果我们随意地今天大量进口，明天大量出口，那么在进口时，要么进不到粮食，要么价格暴涨。相反，如果我们将每年的粮食进口量及早公布出来，那么会给国际市场一个明确的预期，不致引起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

　　（4）为了分散粮食进口的政治风险，有必要与若干出口国同时建立粮食贸易伙伴关系。我国粮食进口主要集中在美、加两国，这样的贸易格局容易形成对出口国的进口依赖，从而对粮食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从分散风险的角度出发，可以考虑增加从澳大利亚、欧洲以及南美地区的粮食进口。

　　（5）对进口粮食所需外汇用量进行监控。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国家外汇主要用于工业设备和技术的引进，而不可能拿出大量外汇用于进口粮食，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进口粮食用汇量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量讲都是有限的，其界限是粮食进口不至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造成大的影响。如果把农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粮食进口用汇量的界限应该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进口额不高于农产品出口额。也就是说，农业必须保持净出口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