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特别策划：“苦涩的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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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洪：“爱美国”，所以批评美国

　　蔡德诚：美国之道，一以贯之

　　论及这场战争，不免涉及对美国之政策与形象的个人判断。在场论者对美国的国内民主水平基本认同，但对美国国际政策的妍媸就有不同判断。

　　“解放”不能由所谓“解放者”自己来命名,“民主国家”并不具备对“不民主国家”发动战争的合法性,即使出于善的目的也不能用恶的手段来做,“爱美国”的人不要在事事上“亲美”—山东大学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在研讨会的开场白中率直地发言。

　　盛洪称，自己也“爱美国”，但爱的是美国的长远利益。从这点出发，盛洪认为：“这场战争中更值得悲哀的是美国人。”

　　盛洪说，无论美国是速战速决还是打持久战，结果都对美国不利。历史上任何强国，往往因为强大而忘乎所以，头脑发热，八面扩张，四处树敌，最后在全世界敌视下，走向失败。“爱美国”的人正是要指出其错误，希望其改正之。

　　盛洪还着重指出，中国原有成熟的对国际政治以及所谓战争的传统看法。但近代以来，这套体系遭到了致命摧毁。近100多年来，中国人对国际问题、战争正义性问题的想法可谓支离破碎。所以“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思考这场战争”。

　　《科技导报》副主编蔡德诚对这场战争的基本判断和盛洪相左，他认为美国现行外交政策，基本反映了200多年前立国之初就确立的价值观，并归结于人的自由、民主、权利，而这种价值观和专制主义构成了根本冲突。蔡认为，恐怖主义分子假如仅仅是基地组织为主，则力量有限，但假如萨达姆这类政权以国家形态支持恐怖主义的话，那么人类命运面临可怕挑战。事实上看，恐怖主义从1993年世贸大楼底层爆炸，一直到历次对美国驻外机构的袭击，每次都死几百人，后来又对美国军舰搞恐怖爆炸，一直到9·11事件，都是恐怖分子“先发制人”。

　　美国的超强军事力量是否脱离了应有制约？蔡认为美国的力量其实受控于国内人民，受控于美国四年一次的选举和日常舆论监督。

　　蔡指出，第一次海湾战争迅速结束的重要原因，就是CNN把战争屏幕化了。当美国老百姓看到电视直播里有个100多公里长的伊拉克人溃退车队，没有任何反抗和武装，却遭到美军持续打击，他们便认为这是场残酷屠杀，布什受到强大舆论压力，不得不停止战争。“美国的国内民主能够有效保障国际民主的贯彻，尽管它不可避免地伤害到程序正义原则”。

　　茅于轼：欲当世界警察，美国风度不足

　　钱理群：“输出自由”论非常可怕

　　但蔡的观点并不为在座多数知识分子认可，尤其在座的“老前辈”对这场战争表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

　　“伊拉克人究竟喜欢怎样的政权和领袖，外界最好不要代为判断，容易出毛病。”已届74岁高龄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从一个文明社会不能够强行禁烟说起，阐述要尊重伊拉克人的自主选择权。

　　茅老说：“有人说伊拉克人生活这么糟，长痛不如短痛，还是打吧，这也是解民于倒悬。但伊拉克十几年来死了那么多人，很难归结于谁的责任，是萨达姆独裁的后果？还是联合国制裁的后果？这里不能简单定论。”

　　茅老又说，美国人的观念比较单纯，以为打完仗后世界能太平，但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如果人类社会不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光靠打，是消除不了的。茅老还说，美国人有很多毛病，最明显的是死掉一个美国人，比死掉一万个索马里人还重要，这种态度就不符合公平观念。“美国总统一开口就说从美国利益出发，这就决定了它不能担当世界警察，世界警察需要一视同仁嘛。”

　　“美国不能不检讨自己的毛病，光是打。而且恐怖主义跟伊拉克到底有什么联系，也拿不出证据。我觉得在道理上和法律上，这场战争打得不太人道。”茅老总结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对茅教授的观点表示赞成，并自称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尤感悲哀的是：这场战争变成了一种游戏，列国都在坐视，而且还没打完，就开始议论战后怎么“分赃”。

　　钱教授提及对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怀疑：“这就是说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我的生命，别的国家平民伤亡是无所谓的。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好像美国人的生命，比伊拉克人的生命，阿富汗人的生命更重要。这种观念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种族主义观念的萌芽。”

　　钱理群称，作为一个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者，对所谓美国“解放伊拉克”的论调更不能认同。他说，我们曾经认为自家制度人类最好，其它制度下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提出要解放全人类，但后果让人惭愧。现在美国说解放，也隐藏这种观念：美式民主是最优越的，因此要推向全世界。但理念的绝对化会导致缺乏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最后会走向僵化。

　　钱设问：现在，美式的民主自由是否也面临这种威胁呢？钱说：我想美国社会有更新自我的能力，有自我反省的能力，所以有活力。但如果它一味用武力、战争的方式向全球强行输出自己的观念，就会失去自我更新和反省能力，带来危机。

　　钱理群着重指出，当年我们就曾把苏联模式理想化，而现在我们不能反过来，把美国的观念绝对化、理想化，当成圣物。钱说：“我总结20世纪有这么两个结论，一个是，当任何人或者是国家宣布要来解放你的时候，你必须对其保持一定警惕；另一个是，对任何制度都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能力。”

　　萧瀚：看不到美国的“程序正义”

　　王焱：“新保守主义”值得研究

　　对国际法素有研究的青年法学学者萧瀚称，从国际法角度谨慎地看，这场战争也应予以反对。

　　萧瀚认为，首先是从启动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程序来看，美英没有走完该走的程序，例如国际法院作为常设的最重要的国际法咨询机构和判决机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美英向它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并由它来作出答复，更没有按照常规提起符合程序的诉讼，并由国际法院作出判决；第二，即使没有穷尽联合国程序，有一类主动发起的战争也是正义的，例如阻止清晰可见的种族大屠杀——即按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创立的“即刻而现实的危险”规则发动的战争，但是美国至今也没有论证过自己或者其他国家受到了即刻而现实的危险。

　　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王焱则谈及，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确有分别，但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其理论渊源，才能知道如何应对。

　　王说，美国的领导阶层是经过选举授权的，但是对于伊拉克，就没有人授权他怎么做。“美国人开国时就确立了国内法高于国际法。联合国大会对之只是国际论坛，决议没什么约束力。”

　　王认为，美国国际政治观念有其学理的渊源，并非如一些国人理解的，只是一味从石油、战略等实际利益出发。中国人有必要了解美国“新保守主义教父”—政治哲学教授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在施特劳斯看来，启蒙主义几百年来有所偏差，美国应回归古希腊时代的自然法，不必接受国际法的太多约束。所以，美国打伊拉克，有某种政治哲学的深远背景，我们不能粗略、草率观之。

　　赵汀阳：战争成了公共参与的罪行？

　　何怀宏：摒弃“敌友”两分的思维

　　与会的哲学工作者也对这场战争从哲学层面做了质疑。

　　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感慨：现在的人类战争被“公开化”了，不再是搞突然袭击，而是事先计划好以后要怎么分赃。好比两个人要决斗，古代是找一个荒郊野外决斗，现在则是站在大街上，周围人可以围观，可以与其中一个人做交易，这就变成了“一个公共参与的罪行”。

　　赵对国际政治领域中一种流行看法表示异议，即所谓“自由国家的人民没有义务宽容法外国家，必须对他们进行强行干涉”，赵认为有必要重申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的主张，即当一个更高的法庭不存在时，国家不应自居“绝对正义”的身份，面对国家间冲突。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认为，讨论战争时，人们要首先看其行为理由是否充足，然后才是针对行为主体(国家)，以及其所代表的制度作较总体的判断。

　　何说：“我在‘文革’中读《毛选》的时候，听到有句话说即便打个胜仗也是‘敌死三千，我伤八百’，我当时就愣了—解放军也死这么多人！当时觉得很震惊和恐怖。我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但我认为任何战争都应当围绕着生命、安全来展开。我相信这次美对伊开战也更多是侧重自身的安全。但是，安全系数到底应有多大？对安全的威胁到什么程度才能容许战争？这里是不是即刻的、现实的威胁？这些问题要是解释不清，那么在道德上就可以质疑这场战争。”

　　“现实世界里还有其它不同制度的国家，如何和平共处？”何认为，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应摒弃以下一种简单化的思维—不仅严格区分敌友，还把敌友固定得死死的，凡是敌人反对的都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都反对。

　　何光沪：一味和平有时也不利和平

　　王逸舟：人权受损给国际干涉以借口

　　既然现实世界不是非此即彼的，则我们就应正视其复杂性。与座学者也指出，我们的思维不应简单停留在简单的“挺战”/“反战”，非反萨即反美的层面。

　　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教授何光沪指出，过于单纯的和平主义本就是不现实的，“在1936年以前，整个西方流行和平主义，结果却是和平主义者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何光沪谈到：“所谓先发制人的战略，不符合现代国际法，但不排除可能是未来世界必须考虑的战略。”关于战争合法性，何光沪认为，“联合国在1991年通过的一次决议，以及这场战争爆发前的1441号决议，都证明攻伊有部分合法性。因为第一个决议是说不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二个决议是说如果违反规定有严重后果。而伊拉克是连续12年违反。固然美国动武不符合联合国宪章，但有这两个决议作基础，却足以说服原来就不把国际法与国内法同等看待的美国人。”

　　何光沪提出，就联合国制度本身而言，虽然它是国际上现行的惟一合法性来源，但它仍旧不完善，比如其否决权制度规定一个国家可以否决其余190多个国家；在一些问题上，几亿人的大国是一票，几百万人的小国也是一票；再就是碰上危机来回讨论，行动迟缓，对武器扩散问题束手无策。这都使得联合国的权威不时受到损害。

　　就战争中平民伤亡严重的问题，何光沪认为不能光批评美国政府，伊拉克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萨达姆把军队和平民搅在一块，是拿人民做盾牌，怎么被很多中国人看成对付强国的好战略？”

　　社科院世界经政所研究员王逸舟也认为有很多国际问题不能简单用对错黑白来解释，要深刻分析其内在情势。“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家主权还是基石。那么如何来实现和平，推进合理性和人类发展？靠帝国主义方式，还是尽可能通过一些国际上的理解、妥协与合作？”身为国际问题研究权威的王逸舟坦言对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全想透”。

　　王逸舟提醒：主权和人权问题应该有一个新的视角—“往往国际上主权丧失，国权被剥离，首先是起因于该国人权的普遍受损。国内政治社会基础的瓦解，给国际上的干涉提供了某种借口，给军工集团创造了条件；未来国家谋福利，社会要发展，还是要依靠尊重人权。”当然，问题是两方面存在的，王又反问，“推进人权事业，难道只能靠美国这样一种方式？”对于美国的战争动机，王认为世人不必将美国看得太龌龊，也不必看得特别神圣，“美国一系列行为很可能是9·11综合症在起作用。”王认为：在世贸大楼受到袭击后，美国人的担忧、震惊加上超级大国的狂怒，这些混合的情绪产物可能导致美国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手段，打击弱小对手。王提议学者要冷静地把战争问题一层层剥离，告诉人们其中的复杂性，让人们认知战争中的惨痛，以及后面牵连的种种得失利害，这才是知识分子讨论战争问题的应有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