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事引出了长空几位高手的论辩,事先我是有所估计的。而辩论的话题如此深入,范围如此广博,攻防如此激烈,却是我未能料及的。就象事先没想到联军拿下巴格达竟会如此费事一样。白不说思不学三八知了等辩手所表现出的博学与睿智更是让我感觉到了一个成熟写手所具备的冷静与思考。 关于这场正在进行中的战争,前前后后方方面面,能说的话几位大抵都说了。对于这次战事,我们的态度也只能象看隔壁小两口吵架一样,探出头去看完热闹后,该做饭做饭,该做爱做爱。那两口子,一个悍夫,一个泼妇,都不是什么好鸟。你们吵闹打砸就让他们打去,只要别砸到我家的窗户搅了我的好事就成,倒是可怜了那个在打骂声中哭泣的孩子。 国与国之间,向来寡廉鲜耻。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道义,正义,气节,都是空谈。所以,这仗到底该不该打,打得是否正当,或许不是用常规思维能分辨得清的问题。关键在于双方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至于是否得到联合国的授权,这也仅仅是个手续上的问题。就象那对感情破裂反目成仇的夫妻,去不去领一纸离婚证已经并不特别重要。 战争本身都是反人类的。而这场战争能引起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也就是三八知了白不说都提到的,我的中国心的问题。说开些,就是如何看待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尽管眼下全球化只是西化的另一种说法。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就有过大规模的论战。大大小小的学者,有土生土长的,有留洋归来的;有启蒙派,有守旧派,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参与了这场论争。近一百年前,文豪大师们把能想到的话,能找到的文字都曾变成过各自辩论时用以驳倒对方的证据。争来争去,不外乎是这样一个中庸的结论:以全球化为背景,以本土化为立足。可惜的是,紧接着的战乱堵住了大师们的嘴,也无暇让这样的结论在国土上进行具体的实践。先被外人打,再自家打。总算打完了,又在乌托帮的理想里沾沾自喜。而后乌托帮的梦想被打破,国人总算有机会看到了别样的风景。又一步步地置身进去。也就在这时候,远远看到中东再起烽火。 在寻找战火的根源时,曾经的困惑又一次地摆在我们面前:全球化与本土化,换个说法,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到底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 如果是对立的,我们就面临一个选择:要么全球化,要么本土化。选择全球化,那么全球化的标准又由谁来制定?是不是就必须刻意地脱胎换骨把每一个国民变为世界公民,再把每一种文化由新的全球标准来改造?然后把所有的本土化的东西全部消灭掉,代之以一个以新规范打造出来的东西?虽说俄亥俄的香蕉个大皮也大,可是让全世界的百姓都来一起吃,肠胃不好的人恐怕会消化不良的。没有差别的世界还算得上世界吗?本想消灭差别奔大同,弄不好就是抄条近道直奔歧途。要是选择本土化,关起门来过日子,没准就会越走路越窄,最终走进死胡同。这一说,咱还是选择全球与本土的统一与渗透。 如果是统一的,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究竟走向全球还是守在本土?各自的份额究竟为多少?糖醋排骨里,糖几克醋几两才能让全世界人民都觉得可口?既然这个星球上还需要差别,那么,这个差别的限度到底是多少?又要让个性充分张扬,又要让感情美满,这样的小两口实不多见。国际主义与人类主义,民族主义与家族主义的尺度在哪?是不是,今天晚餐我吃几两水饺便是爱国,吃块汉堡就有卖国的嫌疑,而咬一口比萨饼便是媚敌,如果吃了一份寿司那就一定是汉奸了? 回头再看上世纪初的那次启蒙与论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那时持本土化主张的学者,往往被讥笑为“昏庸守旧”;而近一百年后的今天,沉于国学的学人们大多被尊之为“清醒守节”。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什么样的时代说什么样的话。从中也让人隐隐觉得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人们面对大千世界时精神上的那份迷茫、飘泊与虚无。在我们越来越感到自由自在越来越可以爱怎么活就怎么活的时候,我们反而手足无措得不知如何是好了。精神上的荒凉感时时地侵袭着我们。在我们没有来得及寻找一个合适的出口时,我们就难免往回走,想起前人种种的好处来。就象一个没落的贵族总喜欢在人前人后炫耀自已的家史,而不愿也不敢去想他的下一顿饭到底如何打发。 这个世界我们永远不懂。这些事情我们永远想不通。想到这个,忽地哑然失笑。觉得这段文字其实也是多余。搅起一些思想或文字的泡沫,看上去五颜六色,其实也只有瞬间的观赏价值,全无一丁点的实际效用。人们创造了语言,语言又制造了陷井。这不,战争还在热热闹闹地进行,生命还在时时刻刻地遭受着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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