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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阿米尔哥哥说我不行的?逼我上一次架!) 中国,需要承重吗?————也谈文化交流 是如雪的忧虑促我思考,白不说的世界文化格局让我颌首。 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全球已成为难于分割的整体,全球意识即现代意识。也由于对世界的无常、宇宙的浩瀚、自然的惩罚、自身的生存等种种的困惑恐惧,人类空前地团结了。交流成为首要的问题,而文化作为载体和内容,冲在了最前沿。在比较文化的研究中,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的比较研究已经让位于东西文化体系互为参照系、互为主观的比照和探寻,而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中国因为经济的崛起受到世界的关注,中国文化引起了西方空前广泛的兴趣和重视。自从1979年(?)邓小平作为副总理访美外国人惊叹“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以来,古老的中国文化急待突破自己长久以来的封闭和自我设限,渴望在沟通和批判中求得重生——————二者的心情是一样的。季羡林先生说:“讲文化交流,就要强调一个交字,出入应该基本等同。入超和出超,都不恰当。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入超严重”。而在沟通的初期,只可能是并无严格规范的大量涌入和势不可挡,然后该做的,就是要互为主观,重新审视自己,批判扬弃,融会贯通。我以为,东西方文化比较除了佛教和基督教可相与媲美外,不如中西文化的比较、交流更准确、博大和实际。 中国没有生成自己的教,中国人信的是佛教,与基督教相同的是作用:古代信徒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情形是多么虔诚,他们可以将心中一切的烦恼、痛苦、不幸向至高者倾诉,伤心的泪可以向他而流,难以负荷的生存重担可以交托给他,是多么的幸福啊,虽然这幸福是虚幻的。但是,中国有孔子,有论语,有儒家,之对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的影响就象西方有耶稣、圣经、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样的深远。从对他们的比较、思索中也许可以窥见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从而找到契合、学习、交流之处,达到沟通、扬弃、发展的目的。 (想得我头疼,简短截说) 哲学的产生并不是起源于一种纯粹的理性玄思,而是起源于人的文化制约意识及他的历史生活。《圣经》以上帝王国为指向,以大起大落的宗教情绪为动力,以坚定的信仰为支柱,以赎罪为目的,以人间世界的对立者————神的世界为参照监督体系,主张着变动不居的进取精神,久而久之,为西方文化培育了一种主动进取、积极向外、视野开阔的精神倾向。西方哲学是一种不断追求现象之背后之实在的致知哲学,论证的精神、想象力的培养以及某些主动研究的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的一贯传承。《论语》高扬的是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全力贯注于显示的人家此岸世界之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一种持重、保守、稳定、平和的精神,经世致用就是一种具体体现,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内向性,“万物皆备于我”。中国哲学立足此岸,“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的伦理哲学,强调整体,注重统一,客观上维系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连续性与持久性,塑造出了具有悠久历史并使我们为之骄傲的“文明古国”形象。而对伦理的执着又使视野狭窄,内容单调,不利于想象力的培养,而想象力的不足又不利于科学的发生与发展。 再问一遍:中国,需要承重吗? 中国不是小坏,小坏却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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