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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比较是个大话题。 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各自的内核究竟是什么，想说清楚已经很难。再想去做一个全面的本质上的比较，更是难上加难了。 当初自诩“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的林语堂，也只是“对中国人说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说中国文化”。 扬其长避其短，这便是林博士的聪明过人之处。只说你鼻子长得好，不说你脖子有点粗。“你有你的美妙处，我有我的美妙处。”而不是“你有你的差劲处，我有我的差劲处。”这一来，皆大欢喜。所以，“住英国山庄，有美国暖气，娶日本太太，拥法国情人，聘中国厨子。”这便是人类的理想生活了。 山重水复，另辟蹊径。不愧为大师。 回到文化。与其费心劳力地去探求某一种文化的本真，不如象林先生那样，去寻找每一种文化的长处，以彼之长补已之长，再以已之长补彼之长，这不就能长上加长了？ 再回到土生土长的中国哲学。 儒学。 儒学的起点，来自西周初年的“以德配天命 ”，所以，立足便是“天命”与“人德”的分离。这个立论是否能站得住脚，存而不论。只看孔孟二子终其一生所做的努力，便是倡导“人德”向“天命”无限逼近。于是，孔子说“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孟子则说“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 所以，儒学的视角，“尽人事以待天命”。其本真，则是“强为善而已矣。” 可是，所谓的“天命”是什么？孔子的本意，或许是指时下的宇宙，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而宇宙却是个含混的，不具体的事物，什么是宇宙，什么是客观规律？孔子说不清。 这一来，就很致命了。为了一个说不清的“天命”去约束“人德”，是不是就有些盲目了？ “天命”说不清？那好办。“天命”就是天子之命。孟子骂杨朱和墨子的一席话最能说明问题：“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儒学在纷乱的战国末年受到冷眼，而在稳定的西汉中叶再受礼遇并为后来历代帝王一再推崇了。 这本身就有些反讽的意味。 道学。 从西周末年到战国中期，四百多年的社会动荡。氏族瓦解，利益争夺。冷酷的世界，出路在哪？靠道、德、仁、义，有用吗？ 没用。就在这时，老子来了。 孔子一说话，老子就发笑。一来就是对孔子的决然否弃：“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又说：“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而后，庄子的话就更辛辣了：“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 什么道德，仁义，忠信，孝道，全是“乱之首。”！ 那，老庄两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回到自我，回到从前。“复归于无极。” 老庄所思索的，是对万物之宗，天地之本的的追寻。儒家那些日常礼节生活情感不应成为哲学的对象。儒家强调的那些天人，君臣，忠乱，孝逆之对立，在道家看来，全是主观的东西，是离本真非常遥远的细枝末节，不值一论。 那么，人的本真，世界的本真是是什么呢？ 是无为与自由。世界是矛盾对立的，又是密不可分的，是统一的。规则是主观的，因而是荒诞的；得失是统一的，所以是无谓的。 人本来是浑沌的，这个“浑沌”便是本真，可偏偏去开七窍却“浑沌全无”，实为不智。 这就是道学的玄思与迷醉。这种玄想，把人带回到个体而远离世界，远离人群，远离一切。 哪，世界本身的规律呢？世界就没有规律没有经验可谈吗？沉浸在个人思想的无限自由里的人们，重回现实时，如何面对痛苦的现实与快乐的思想之间的差距，如何面对现实所带来的绝望？ 老庄不能回答。他们能回答的只是，回去，回去，回到自我。 战国后期的时势显然不满足于他俩的回答。因为，人们对社会的经验，对经验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想了解的欲望，并有了浓厚的探索兴趣。 那时起，人们便离开了老庄的精神，越走越远。 2003-03-05
我只知道，肚子饿了，这就去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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