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乡下过劳动节，小学时的老校长听说我回家，特地领着他孙子找到我，见到老校长年近七十，身子骨依然硬朗，甚觉欣慰；他孙子是个腼腆的小伙子，说话不多，今年高考，据说是高考制度出新了，文理不分科，孙子想读文科，老校长让他读理科，大概在家里有一番争执，想听听我的意见，于是坐下来，说了不少的话。 说着说着，也就说到了小学时的事情。 老校长是我一直敬重的人，尽管文化不高，可深知乡下孩子读书的重要，特别勤恳特别敬业，上学第一天他领着我们背的一首诗是： 玉米稻子密又浓， 遮天盖地不透风。 就是卫星掉下来， 也要弹回半空中。 小学时，庄稼收成不好，大多饥不裹腹，这首诗大概最能表达老校长当时的心愿了。 那时家家户户都穷得没钱交学费，没钱买书，于是老校长领人在校舍后用土坯垒了一个圈，养猪，挣些钱为学生买书买本子买文具；没有操场没有蓝球，老校长又找来一根粗麻绳，给学生们课间拔河，那是当年唯一的体育用具。 于是，一位校长，四名老师，五个年级，三间教室，一个猪圈，一根麻绳，数十名学生，数头猪，在当时算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小学了。 那时，学生们都恪守校规，学校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是，上学迟到，课堂上做小动作及同座的男女学生为对方越过课桌上的三八线而争吵；听说时下小学里三个最严重的问题是，打电子游戏，看黄色录像及早恋。 那时放学后常跟着他在地里打猪草，地里最乐的事就是能发现一条蛇，学生们大喊“蛇来了！”，老校长走过来，吼一声“打蛇打七寸”，然后三下五除二地把蛇打死，蛇一死，我最勇于做的一件事，就是拎起蛇尾巴，冷不防地在班上那个胆子最小的女孩面前一晃悠，总能如愿以偿地看到她举起双手捂住小脸发出一声尖叫。老校长听到她的叫声，他总是快步冲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拽着就走，说道： “跟我来，前面有条蛇，我要捉住它放到你裤档里！看你还胡来不胡来！” 每次听到这话，生怕校长说到做到，我总要紧捂裤档，护住命根，再使尽全力挣脱校长满是老茧的手，小跑溜开。那时还小，不懂事，现在想来，当时不应仓皇逃命，应跟老校长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要做孝子！”。 跟老校长说到这，我们都笑了，在一边睁着双眼，静静听着的儿子，全然不顾他老爸当年的安危，忽然冒出一句： “爸爸，那条蛇是公的还是母的？” 等到二年级下学期，老校长接到公社的通知，每所小学早晨上课前都要升国旗，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公社给每个小学发了一面红旗，又给学校发了几十条红领巾，校长砍掉自家门前那颗笔直的大杨树，在校舍前立了一根旗杆，每天早晨，几十名学生戴着红领巾，毕恭毕敬地站在校舍前的空地上，看着国旗缓缓升起。负责升旗的是四年级的一位男生，三年级的一位女生，那个男生，象只骄傲的小公鸡；那位女生，头昂得比公鸡还高。每天放学前，再由他俩负责降旗，负责叠好收好，那份虔诚，自不必说。 后来有就了一桩悬案，那天早晨，临升旗前，突然发现，放在教室小木柜里的红旗不见了。那时农村的布很紧缺，逢到过年每家才能有分到极少量的布票。当时老校长很紧张，因为，那年代弄丢红旗可是件大事，问了几个人，没结果，便不再做声。老校长不想深究，不想查个水落石出，因为查到谁，谁偷了那面旗，是件了不得的事，没准就是一辈子的事，这一点，老校长很清楚。 所幸的是，第二天一早，老校长又带回一面旗，是他大儿子前两年结婚时的窗帘布，校长扯下来，找到镇上的染坊，把那块鲜亮的花布染成了红色，再找到村上的裁缝，按原来的大小，做了一块。 前几天还好，没露出什么破绽，红旗挂在旗杆上，迎风而展，很是精神。可没过多久，风吹日晒，雨淋霜打，旗子便渐显本色，大红的背景下，一对鸳鸯若隐若现，在教室前飞扬，每天清晨，同学们都要目送那对鸳鸯升空；上课时，同学们时不时地伸出脑袋，扫一眼那对飘动中无比亲热的鸳鸯，那时没有长空放飞这版，现在想来，算得上是长空翱鸯了。 无奈，老校长又去镇上再次染色，染了掉色，掉了再染，一直折腾到第二年公社给学校发了面新红旗为止。那时那块窗帘布显然已被老校长折磨得疲惫不堪，露出条条破纹，大概老校长也记不清总染过多少次色了，我相信，那位偷拿了红旗的人，定会为老校长的举动深深地感动，深深地自责；我也相信，到底是谁偷了那面旗，老校长心里一定有数，尽管直到现在他一直守口如瓶。 时已至今，让我感触至深的，不是那时的贫穷，不是校长的宽容，不是小偷的可悲，是那块校长带到学校当作红旗的窗帘布。 窗帘毕竟是窗帘，挂在窗户后挡住光线挡住视线，那是尽其本份，是物尽其用，窗子背后是它该呆的地方；把它染色成红旗，扯上天空，成为一个象征，供人敬仰，那是对窗帘的神化，而神化了的东西，一旦露出真相，总是显得那么的滑稽可笑；更为可哀的是，其实窗帘并不愿意成为红旗。 想到这，我突然沉默了一下，老校长见状，换了一个话题。 2002-05-08 1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