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南开大学校庆所作，文章作者与本人相熟，未经其同意转贴于此，凭我们的关系想必不会惹什么麻烦：）

小  木  克

    小木克来信，说他结婚了。妻子宽忍平和，他感到很幸福。他说他会胖的，这我却不信。他是在暗示结婚的好处。他的伎俩，我很清楚。

    小木克很瘦。他还没出生，上海的左翼作家就为他准备了外号。但“芦柴棒”的名字早已成了“北京的处长”，何况小木克也没经历过水深火热。大二时宿舍里曾经风行强手棋，和以前的飞行棋大体属于一路，玩的时候，每人手里一大迭假钞，银行、股票、拍卖行，买来买去十分过瘾。那时的专业课十分无趣。假如学校稍稍动一点脑筋，或者还有何廉、方显廷那样的教授，我们的课就可以上得蛮有意思，但当时的老师都有一种本事，可以把本来很实际的内容讲得无比抽象。那时学校还不兴模拟银行、模拟股市、模拟拍卖行之类的玩意，所以我们只能借强手棋来给自己过瘾，这个意思，好象欧仁.鲍狄艾也曾经说过。我们都喜欢国际歌，连唐朝都唱过，尤其是第二段，很象那么回事。可惜后来转内销的大陆版把它给删了。倘若我狠心回忆一下，我知道还有另一版本的国际歌。和这个版本相比，唐朝的就太好来坞了。从那以后，我好久都没有再听过“全靠我们自己”之类的声音。我们也曾想化某些腐朽为神奇，但是我得承认，在这方面，我的才气远不及班上的那位女生。那时我们刚刚上会计原理，一小时能抄一大捆新名词。这些东西大概很能给她灵感，因为还没下课，我们就看到了她写的那诗篇一样的东西，而且十分打油。

   自从我们相见，

我知道经济业务会展开的

在心中开设一个帐户  为你

这是我们共同的帐户

来源是真诚

快乐是占用

多少的眼泪预提

多少的心事待摊

却不知谁是借  谁是贷

走过一段一段的会计区间

绵绵无尽的循环与周转

他们说我们的眼泪之间是用货币计量的

Oh, NO.

告诉我，我们会（此处我不记得了）

告诉我，我们会继续经营

划线的词全是会计名词，所以我们都觉得她很能。后来有人给它起了名字，叫沉情会计。东西有了名字，往往传的很快，而且肯定越传越俗。据说还有人模仿李宗盛的风格给它谱了曲，但我肯定李宗盛写不出这样的东西，他不会有这样的专业感受。

这事热闹了好一阵，过后就没有人再提了。就像强手棋，热过以后就只剩了小木克这名字。小木克本来是棋盘上的一条街。第一次看见，我就觉得可以给他做名字，但是除了他自己，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已经八九年了，好多事都过去了，连我自己都差点忘了，别人就更不会知道。所以用这三个字来做题目，我觉得很保险。他人即地狱，这本来是个耸人听闻的幌子，但是对于写好的文字来说，这却是真理。别人不能理解，这样的文字才最安全，想按图索骥的人，只好活活累死。这很重要，在我尚不能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前，很重要。

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小木克以及他的同侪本不该是现在这样子。我们都该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我们都该只读书而不考试，逛图书馆而不看正经书，受教育但不必领毕业证，玩沈阳道上的古董，但决不会言必称乾隆。也许我们会想办法游历欧洲，但我们一定不考GRE。我们要看米开郎的西斯廷、巴黎的罗丹、维也纳的茨威格、还有罗曼罗兰和里尔克。假如有可能，我们会领着纪德去北非Happy，并且争取让傅雷听到Led Zeppelin和The Beatles的歌声。然后我们会动员一切力量对美国大搞和平演变，再将Jazz, Blues以及老掉牙的Hippies抢进中国的博物馆。最后，在脸上还没有皱纹之前，我们会赶紧死去，小木克会跳经院的十四楼，因为他一生缺少悲壮，我大概会像牛皋，狂笑而成仙。到那时候，我们不会有任何作品，但是我们一定手稿等身，也一定会有自称是由卡夫卡的布洛德转世的好事者，来为我们整理出版那些废纸。在文集的前言，他照例会很谦虚的写道，我本无意借死者来扬名，但是很抱歉，出于良心，我还是不小心而发了一笔小财。倘若他能用这笔钱送孩子去巴黎学学艺术，我们决不会以鲁讯先生的遗嘱为由来横加反对。说不定，这点功德可以让我们在来世里投胎贵族，再不做我们今生非做不可的事情。

其实今生不得不做的事情里面，没有几件是对不起人民的。除了一两件有伤自己的身体之外，大多数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我曾经在一家保险公司作做勤杂工，又勤又杂，从某年的七月五日到某年的七月四日，刻意的一天不差。这四年里我知道了很多东西，但恐怕其中的多数，以后再不会排上用场。假如开个辞职员工恳谈会让我谈谈感想，我就会说：保险业仍可算是中国的朝阳产业，这样的行业人人都会喜欢，即使它比世界的平均水准落后了半个多世纪，你还是可以挣到比别人多的多的钱。但是在填履历表的时候，没有人问我这个。审查我们的人只关心两项内容——地点与时间。我从前不晓得社会是这个样子，否则，我就会死赖在学校里不出来，即便我并不喜欢南开这个地方。

在我离开学校的第二天，小木克也走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送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毕业过的人都知道，六七月里毕业生都不太正常。那几个礼拜，仿佛醉生梦死，其实却无比真切，所以直到今天，我的脑袋里还有些后遗症，所有那些事情，我都不愿去想。酒后说过的疯话，飞来飞去的爱情，谁的心理都有一大厚本的故事。也许当我老了，我会觉得十分好笑，但若是现在让我翻开，我还是想哭。有时，我很想在夜里大喊几声，随便喊什么都行，哪怕是我从前最瞧不起的几个同学的名字，但是我怕PKU的Security将我扭送到Soul Asylum，我怕失去自由。

比起这几年毕业的学生，我们找工作时简直易如反掌，但当时我们都颇不知趣，以为不满意的事情多过天上繁星。我们都想换换工作，但是我们又明白，自己不过是一条虫子，怎么逃也逃不出那笼子里的盒子。于是就有了很多信，每封信都是一只夜的手。大四时没事做，我和砧板常在新馆的五楼看画册。卢梭画的叶子深厚而温存，每一片都象是一只夜的手，神秘但却使人安心。

在一封信上，小木克说他病了。他在十一月天下海游泳，而且还穿着衣服。对于他的身体，他常感到自卑，因为他没有脂肪。但那一次他却很自得，说他终于开口了。他的公司秘笈就是沉默，所以他升的很快。他跟我说过，沉默很重要，至于勤力、机灵，那不过是老板西装上的大铜纽扣。他应该早点告诉我，这样我就不会傻到每天做纽扣了。我现在才明白，不与任何人发生争执是多么重要，即便不得已而摩擦一把，也要象王尔德对Canterville的鬼那样，马上涂点美国的Lubricator，然后最好还有一种Detergent，把剩下的痕迹清洗干净。跟上司抬杠，就和向当头的拍马一样，既不会使真理多一点，也不会使真理少一点。真理可能也存在过，但真理并不是真理。据闻当我回家时，小木克已经坐上了公司领导的交椅，至于第几把，我还是从来没有问过。假如我问，我该忘了他从前的模样才好。

他从前没有逻辑，想起一出是一出，而且嗜赌如命，没课时喜欢整夜地搓麻。进证券公司做股票，其实正是他最好的选择，如果他再叫苦，他就太有点象王朔了。他常对我说股赌不分，觉得他们都很公平。他说这是一场真正的较量，除了自己，不能埋怨任何人。有段时间他常来往于上海和宁波，白天在交易所，夜晚在船上，他都赌的十分快活。他常挂在嘴头的一句话是：“你和他们下棋，你和他们打牌，你和他们讲下流笑话，但是你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从认识他以来，这话我听过无数遍，但他和别人究竟有多少不同，我却说不清楚。但有一点，他没有参加过高考，他进南开是保送的。来天津之前，他对南开一无所知，而且也很少看过红绿灯。所以见到天津马路上的自行车，他很惊讶。他曾说：老大很了不起，他能骑车上马路，毕竟是从上海来的，了不起。

老大是他们宿舍的老大，我们宿舍不兴这个。我们宿舍都很正经，很进步。据统计，我们宿舍有六分之四的人得过“王克昌奖学金”，六分之五的人当过各级干部，六分之三的人在毕业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宿舍不可能有江湖气，但跟着叫叫也无妨。

在许多方面，老大都让小木克羡慕不已。比如围棋，老大下得相当可以，笔记本上的插图，老大画的也相当可以。看过他打篮球的人都觉得，老大没进NBA，只是因为他是中国人，可是等到后来有CBA时，老大已经在他的工厂里专心一意地做真正的老大了。但所有这些都还算不了什么，最让小木克仰慕的是老大的平和。他动辄就说，要是能有老大一半的平和，我就如何如何了。据说老大临走的时候，就在出了校门还没上桥时，回头望了一眼大中路，然后大吼了一声。然后，送他的人就什么话也听不见了。很难说这里面有多少夸张。但假如第6.5代导演想拍点校园题材的话，我绝对不会象PKU的图书馆那样，朝校外人员收什么资料费。对于这个情节及其处理手法，想借用的尽管借用。我清楚中国导演的水准，他们在把话好好说完以后，谁也甭想找到出处。

其实即便没有老大的平和，小木克还是可以过得挺好。升官买房娶妻生子，假如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他的未来大约现在就可以见到。这一定使他有点不开心，虽然他没有这样说过。但这也同样使我有点不甘心，因为我的以后，我现在还不能看到。

有段时间里，我经常做梦，而且常在梦里哭。有一次，我梦到了小木克，他告诉我说，他好辛苦，但他终于收到了成效，他会飞了。他忽然从井冈山上飞下，但姿势却并不高明。他指着额头上的伤疤说，这是给高风吹的。我没说话，只是在劈脚下的柴，但是后来我哭了，仿佛那疤是我砍的。我写信告诉了他这个梦，他说他永远飞不起来，他最大的负担是他的心灵。这之后，我们很久没有联系，直到我在香港电视里看到那部电影，Dead Poet Society。

这部电影是我大学时的一块心病。大二以后，我逃课成性，许多课都是靠背别人的笔记才蒙混过关的，这使我的金融知识很没有根底，所以毕业时投机到了保险公司，没敢进行里找饭碗。逃课使我很快活，我得以听了像陶瓷史、佛教史那样的漂亮课。我还翻过整套的HOW—TO—DO，懂得了好多老外做手工的办法。那时南开的图书馆还算开明，不费力气，就能看到成套进口画册和敦煌卷子的影本。最开心的是到曙光看早场电影，而且对于场里那几位零星观众，我常心怀戚戚。我一向以为自己鬼机灵，不会捅大漏子，也不会有大损失，直到来了这个外教，放了这么一部电影《死亡诗社》。

这个外教是第二任。在她之前还有一个美国小子。那个人还没有长大，就跑到中国来混饭吃，每周只会领着我们点上蜡烛，围着椅子做游戏。一次，一轮游戏之后，我的同屋在他的座位上发现了一个小圆柱。拿到烛光底下，看也看不出究竟。忽然，一个女生大喝一声，劈手便夺，然后麻利地安在了自己的脚下。原来，那玩意是她鞋上的小高跟。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所以第二学期，这位美国女士就来了。此人姓Thomas，名Ann，戴眼镜，满头金发，爱穿牛仔裤，走起路来，像Woodstock里的人物。有一堂课，她给我们放了一首歌，是Tracy Chapman的Subcity，这首歌讲了黑人在美国城市里的处境，有的句子非常有意思，比如Please give Mr. President my honest regards, for disregarding me。那时洛杉矶警察正在殴打他的黑人公民，安的不讳言，正让我们看出了中国传媒的某些促狹。

安只教过我们一年，她走后不久，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和安在花园里看她从前的相册，里面的安和花园的安一样，纯然乐观又充满活力。这时一个小孩骑着童车从我们面前经过，流转的辐条象一道道栅栏。安说，你看，日子就是这样。说话间，她老了。开口时还象一朵花，但话音刚落，她就老了。瞬间功夫，便皱纹满面，像一棵枯树，无奈的坐在我面前。

我很难过她就这么走了，但我没做过半点keep—in—touch的努力，甚至连个pose也没有。后来我得知有的同学一直和她保持联络，我很惊讶，同时觉得自己无比笨拙。

有的时候，人的确应该作出点姿态，无论是low profile抑或是high。比如在我交辞职报告的时候，就有同事问我，去哪里高就，我说回家，他们不信，觉得我不实在。我本该做出点姿态，但是我当时并不懂得，所以我说了实话，人家反而不信。后来我辗转得知，公司里风传我去了美国，我这才明白，原来除了这间公司，只有美国更好。我的决定大概不太常见，所以总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考研复试的时候，PKU的两位教授也这么问过我，我登时觉得，大概有毛病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我在南开的日子，从南开中学的六年，加上南开大学的四年，做过许多事，说过许多话，生过许多感情，发过许多怪梦，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被未来的导师如此一问，我觉得无比羞愧。世上的好东西都该是乌雅嘴里的那片肉，最高名的狐狸可以让它永远悬在头顶上而不掉下来。所谓you and your sweet smile, you and your tantalizing way，我听Tracy唱过好多遍，但还是修不出这样的道行。结果扑腾了没几天，我又成了一条虫子，不过这一次盒子很漂亮，而且也相当有味道，地地道道的美国设计中国制造，若在里面拍张照片，只需对人物稍加处理，就可以滥充民国年间的老照片了。

最近这几年，人们很怀旧，老照片变的很流行。我的一位同学就是老照片的爱好者。他曾经给南大的档案馆写过信，告诉他们可以找些南开的旧照印成明信片，一定很卖钱。但这信石沉大海，至今他也没有收到回音。现在书店里又出了一套老城市丛书，有一册专门介绍过去的天津。出于乡情，我也买了一本，但我觉得编这书的同志肯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要么就属于胡适、傅斯年那一派，对南开总有些成见。在这书里一张没有南开的照片，而且也很少提到南大。即使南开有违蔡老先生给大学下的定义，但总还有些旧楼是可圈可点的。过去许多有意思的建筑不是在市面上，而是在学校里，但中国的百姓不太识货，总以为学校是机关大院。不过看看现在所谓的南开园，你就觉得群众的眼睛还是亮的。

说起来，从前的南开只是一所小庙，虽然好多大学者都曾在此落脚，但是很少有人愿意长驻。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国立大学发展迅速，南开教授纷纷跳槽，这很让张伯苓头痛。后来跟何廉商量，这才明确了以后注重实用科学的办学倾向。但是不久抗战军兴，南开一夜之间被日本炸平，只留下一座未倒的思源堂，也叫科学馆，后来修修补补，勉强做个不大体面的凭吊之处，除此之外，连棵老树也没有。过去常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每年七月末，总会有一位白发长者，立在思源井旁，怀抱一快木牌，纪念南开的被毁。这位长者我从来没见过，但这也并不能证明没有此事，因为我进校的时候，学校已经很不一样了。一个夏天过后，食堂就有了彻底改观，因为从我们以后，学生就再也没有罢过餐。我也不记得听过什么名人的演讲，有数的学术讲座也往往拘谨沉闷。对于名人的崇信，一个人一生中只有那么几年，过去了，就不会再有了。时至今日，我和我的同侪仍然缺少某种狂热，这让我觉得，我的人生不算完整。那四年里，罗大佑已经开始老化，最给劲的只有崔建。但是崔建最给劲的东西却是他后来的《盒子》和《时代的晚上》，可是那时，我们已经出了校园，而学校里的人又实在没有办法喜欢。有人埋怨说，崔建走远了，但比较客观的说法是，人们变懒了。

小木克很懒，我则更懒，除了做梦以外，我们什么都不喜欢。我常开玩笑说，我最杰出的功夫是在床上，因为我的梦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博物馆。小木克则略有不同，吃肉和睡觉是他的两件苦事，所以他做梦时，总是睁着眼。这是他的老毛病。那时候，他的发呆恰恰对应了我的狂笑，他的同屋都觉得，早晚有一天，他会发呆致死。我原以为他工作以后会有好多麻烦，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工作使人健康，而学校却多少有些病态，它几乎使所有的人想入非非。也许等到航空母舰造好以后，校中人就不会瞎想了。照着百年树人说法推算，至晚到2100年，我们的社会就会理想了。届时，麦当劳要向狗不理取经，纽约和L.A.的大屋顶说不定会多过北京。但即便在发达如美利坚者，今日还可以到处看见shit以及jerk们在fuck，所以百年之后，中国也还理应有一些渣滓。他们整日无心整日闲，每日里上演着22世纪的红楼梦。说句心理话，他们的大观园只是个垃圾场，但是偏偏有些人把它称做精神家园。这些堂皇之处不过是声色场所的一个翻版，健康城市的下水道。所以按照事君能致其身的教导，较为慈悲而又力所能及的职业应该是垃圾箱。这个理想很有点雷锋精神，所以我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我已经开始用废木板和尼龙绳绑书架，并且尝试利用一切废物。但是我不可能像有的记者那么好运，连爱玲张涮过的牛奶盒都能拾着。我本来是个粗心人，小木克扔掉的东西也不会那么精致。十多页的A4纸，讲一个水边的孩子，他玩草、拾桑、看小桥，等他的母亲。这故事只有情绪而没有情节，却使我读后顿生欢喜，仿佛第一次读废名的心情。但我有感觉，总觉得这个收获将会成为我事业的巅峰，因为我们都是向内看的人，这个局面，我们坚持不了很久。这样的未来简直不堪设想，我每天都祈祷阳光，即便有病，也要病的象三月。

但是今年的三月却并不那么可爱，总让我想起南方的冬天。对于气候的变化，人们如今变得非常敏感，稍与预期不紊，就会感叹世态炎凉人心不古。据说现在的蓝天很少，但是即便是天蓝的时候，人们还是呆在大大小小的pigeonhole里，不愿出来。我这样说可能显得有些忤逆，但其实我对环保不抱有丝毫的偏见。在过去，南大的周围是望也望不到头的水田，可是现在，情况很不一样。南大抗战前的校园图画的很清楚，校园内外到处是荷塘和芦苇。那时的大中路，南北两侧个有一条小河，而今天幼儿园东面的小花园，过去是一汪水塘，隔着大中路与马蹄湖南北相对，只是比它稍小，塘的南面是思源堂，西面是秀山堂。过去南开的教学楼前几乎都有水，只要有兴致，随处放船划去，都可以到今天水上公园一带的水面。我把这情况告诉许多人，但他们都不大相信。

对于今日的南开校园，我做过几个大梦，尽管我从来就不指望它能实现，但我还是告诉了小木克。在我的梦里，我要首先推倒天南街上的柏林墙。接着，除了数学楼和新图书馆以外，所有晚于办公楼的建筑，包括主楼在内，都会在我面前从容倒下。本来按照艺术和历史的双重标准，新馆也在劫难逃，但是我在里面消磨了太多的时光，那里有我的气息和我的爱情，所以我只好破例徇一次私情，把它赦免了。在迁走幼儿园之后，我会找来喜欢复古主义的建筑师，按照片上的样子把秀山堂复原。我还想原样重建木斋图书馆，并把它移到南塘的水面，让它与思源堂为邻，和秀上堂隔水相望，我会见到水中老楼的倒影，听见斜阳里沉沉的钟声。但是在此之前，我应该恢复从前的水系，招来荷叶、芦苇、水鸟和大雁，我不能再像土包子那样没有总体规划，我知道，建筑不是插大葱。在大梦将醒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听听张伯苓用天津话来训学生。

其实这些梦都没什么意思，我不过是在说疯话。我唯一能做的事，只有推倒那面墙。但即便如此简单，我还没有勇气去实现。我胆小如鼠，尤其害怕丧失那点自由。在这方面，我吝啬的简直理直气壮，因为我贫穷。

我在南开的时候，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什么南开人，到了那间公司，也没觉得自己是什么PA人，如今到了PKU，仍然没觉得自己就是什么BD人。但是说不定三年之后，我也会变成那个校园里的一朵什么北方水仙，转而以什么BD人自居了。这样的变化很无耻，这样的无耻，我现在还不敢想象。但倘若我真的成了这样，我梦里的景象说不定就能实现了。如今的大丈夫都必须有点无耻心，至少不该把自尊看得太重。

对于我这几则大梦，小木克什么也没说，因为当时，他正忙着他的婚事。他结婚时和妻子去了丽江，这个时髦，他终于赶上了。我现在非常盼望的，是他能尽快有个孩子。无论那小孩是男是女，Saint—Exupery都为他准备好了名字。他会投生在每天可以看到上千次落日的地方，但是那地方从来不会有忧伤。我唯一担心的是他会不会和我作朋友，就像他爸爸愿意和薛蟠交游一样。但是我想，我一定会努把力，至少也会学哪个点灯人的样子，别让他叫我蘑菇。

                                      1999年3月18日

补记：

为了使不太了解南大的人能更多明白我梦里的意思，我想就有关背景做一点说明。

天南街原本是天大南大两校共用的一条商业街，在我们离校不久，大约在街的中点处树起一道砖墙。这墙把天南街切为南北两段，原先的繁华之地顿成两校死角。据说从前哈佛，或者是坎布里奇，曾经拆除了校门旁边的一间报亭，但由于校友的反对，校方只好按原样重修。听说南开的校友里面，除了从前的总理之外，也还有些头面开阔、手眼活络的高官富贾，只是不知他们愿否学学老美的风范，吹上一口仙气，让这墙飞走。

秀山堂是南大最早的一座教学楼，为天津籍军阀李纯（字秀山）捐建，旧址今为芝琴楼东面的南大幼儿园。木斋图书馆旧址即今马蹄湖北面的办公楼，原为天津富绅卢木斋捐建。两处建筑皆称精良，照片可以在校史（1919-1949）中见到。西南联大解散后三校北迁，南开收归国有，但经费来源反不如以前，所以再建的图书馆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前面提到的何廉和方显廷都是二十年代的留美博士，南开经济研究的创业者。我虽然不喜欢经济这个学科，但是对这两位教授，我还是心怀好感。他们在经济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与数学和化学等学科一起，为抗战前南开在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夹缝中博取了特殊的声名。数学楼在建成后不久即为姜立夫先生立了铜像，如今化学楼后面也有了杨石先的塑像，而经院的三幢大楼建成有十年了，何廉和方显廷的纪念物，我却至今没有见到。

至于文中其它不太明了的地方，诸如美国设计中国制造，点灯人，大蘑菇等等，我就不想再做注释了。诸位可在费一番索隐功夫之后，去问小木克或者砧板。但是有些地方，他们恐怕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我在南开的前六年，他们都没有见到。关于这些背景的背景，你们可以去问披头士歌里唱过的Jude。假如她有足够好的心情，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1999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