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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尼不是明星，老尼也不是CEO。他的故事有趣但却简单，凑不出“英国人在北京”之类的长篇。按照他收入的数目和来源，老尼应该算做白领，可是西装领带之类的行头，我们很少看到他穿。同那些在写字楼中进进出出的高级职员相比，老尼的穿着多少有些随便，不过因为是老尼，所以确切说法应该叫“不修边幅”或者“名士风度”。如果你见过王尔德（Oscar Wilde）的照片，而且也见过60年代的嬉皮士，那你不妨让向来精雅的王公子蓄起胡须，穿上粗条绒裤，然后用砂纸将他所有细微的转折一一磨平，依稀恍惚之间，老尼就出来了。他可能会对你摆摆手，但姿态里没有一丝作态。 其实老尼对嬉皮士没有太多热情，对王尔德也不象前一阵北京的报纸那么热衷。老尼也出身名校，但老尼进大学的时候，剑桥已经没那么贵族了。硕士毕业时，老尼已下定决心：无论去哪，只要离开英国。他朝英国海外服务志愿社递了份申请，他要做个志愿者，去个穷地方。当时他还不知道，穷国里总有那么一些阔人，他们在你面前哈喽来哈喽去，心理却说，你是垃圾。当时老尼没想这些，他的要求很简单，除了穷之外，那地方还要热。那个组织帮他查了资料，告诉他你不妨去亚洲，亚洲有中国，中国有个湖北，湖北有个武汉，中国人叫它“火炉”。那时，老尼只算个英国通，至于中国，他只知道筷子，还有米饭。91年春节前后，老尼就落在了表格上填好的那个地方，武汉以南，湖南以北，咸宁师专，一切都准确无误。那地方挺穷，夏天也应该很热，可从来就没有人告诉他，那的冬天那么冷，而且没有暖气。无论你加多少层衣服，每一层都变的又湿又冷，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变得”，那的冬天，衣服从来就没有真正干过。 他就穿着湿衣服，开始教那些同样穿着湿衣服的孩子学英文。放在二三十年以前，在多数中国人眼里，老尼大概可以算做白求恩大夫的同志，因为他去的那种学校根本请不起外教。当时，老尼每个月工资只有600块，而中国同事工资条上的福利费、课时费、误餐费、路途费之类，这些“白求恩”们一概没有。“在那个地方，我们还是挺富的。暑假有50天，可以到处玩。开始的时候，我还有钢琴弹” 也是在咸宁，老尼开始学习汉语，因为周围可以讲英语的人，能表达的意思实在有限。当时英文系里有两位同事，一心想和老尼练口语。他听说所有的老外都喜欢漂亮姑娘，于是便找来了学校里他觉得最漂亮的十位女教师，带他们一起去老尼那。这位同事的口语练的究竟如何，我们暂且不问，但在这十女子之中，有一位就成了后来的尼太。“喜欢玩”、“性感”、“有前途”，从那女子的眼睛里，老尼看见了未来的尼太应该具有的这三样东西。这桩婚事，当然要感谢想练口语的那位同事，而且，还要感谢扣在钢琴上的那把大锁。那样的生活里没有音乐，留下的许多空白，他房间对面的卡拉OK无法填补。那段时间里，“不要问我星星有多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每天晚上都会不停地放，所谓的版本，只有跑调和不跑调两种。很多年后，老尼还是忘不了这些“星星”和这些“鸟”，其中的原因各种各样，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因为音乐。对于老尼而言，这些东西从来就不是音乐。 在咸宁呆了两年半之后，老尼去了襄樊，尼太去了武汉读研究生。外办的领导每学期都要下去视察，在襄樊，他问起老尼有何打算，老尼说当然愿意去武汉。两周之后，武汉音乐学院的领导亲临襄樊。“听说下个学期你要来我们这教书？你想教什么？你的聘书上怎么写？哦，硕士。”这样的面试之后，老尼就可以去武汉了。可是开学几周以后，他仍然处于闲置状态。老尼找到校方，要工作。国庆之后，他开始给研究生开了两门课——20世纪西方音乐和音乐分析方法。课余时间，他组织了好多音乐活动，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对室内乐发生兴趣。他在武汉呆了不到一年。那段时间里，他过的很开心。 其实来到北京之前，老尼这辈子从没有赚过真正的钱——那种比较大的、不是几张纸就能轻易打发掉的钱。在武汉时，一位美国朋友在《中国日报》上读到一则招聘广告，说老尼你不妨去试试，老尼说我怎么干得了法律这行，朋友说你准没问题，老尼说那你给我写简历，朋友答应了。结果在简历里，老尼脱胎换骨。于是可以免费去北京，接着可以免费去香港，两轮面试之后，老尼坐进了北京的鸽子笼。那是1995年，北京正义无反顾地朝前走，把这个城市的历史远远地落在后边，登上景山四下望去，天际间的高楼几乎成了新的城墙，天空也仿佛越来越暗，但老外的确是越聚越多。其中不少人跟老尼有同好，问题只是无处用武。当时北京的音乐圈就象围着一道玻璃墙，墙里面绝没有老外的份。所以他们只能自己玩，在酒吧、在饭店、在自家的客厅、在大大小小的PARTY里，造就着北京的另一种文艺生活。这些音乐只在乎趣味和素养，无关乎鼓舞升平。他们排演过音乐剧，搞过pantomimes（英国的一种传统戏剧，以童话故事为题材，注重对白和音乐，每次演出，剧本都要重新写过），有过40多人的乐队，水准一点不差。因为没有演出证，这些节目不可能公演，更谈不上牟利。在这个圈子里，他认识了不少修养很好的音乐家，彼此间唱唱笑笑，开开心心。 有一次小提琴家薛伟在北京开音乐会，中场休息时说，需要一个翻谱的。于是朋友把台下的老尼拖了上去。直到第一段返场结束时，一切都很顺利。下一段返场，谱子是个复印件，切掉的部分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但那些颜色究竟代表什么意思，老尼已经来不及知道了。这么着，老尼翻错了，等到他找对了以后，薛伟又错了。大约一周以后，在三味书屋，和老尼同台演奏的于洋认出了这个“翻错了谱的”。当时于洋和他的搭档毛东黎正准备参加双钢琴比赛，老尼就成了这个双钢琴演奏组“新空气”的音乐指导。后来他又认识了合唱指挥吴灵芬，她把老尼介绍给了巴罗克室内合唱团。渐渐地，北京的音乐厅里多了许多从前不常听到的作品，巴哈的康塔塔、亨德尔的弥赛亚、英国的布里顿、法国的福瑞、梅西安、还有丹麦的尼尔森等等。这些作品的旁边常常会站着这么一个英国鬼子，说着带点口音的普通话，但总是清晰而得体。他的讲解没那么高深，而且善用比喻。从上场门走到台口，他的步子又大又稳，但又略带松懈，仿佛刚刚从沙滩的躺椅上站起身来，喉咙里还有海风和阳光，和那些捏着小棒棒牛气冲天的音乐家相比，老尼显得那么不“职业”。不过这也是实情，因为直到今天，他用来养家糊口的正经职业还是法律翻译。好多人都羡慕他有个好老板，老尼自己也常说，“我的老板是个真正的、地地道道的好人。只要我完成任务，OK，我干什么他都不管。他理解我，不然，我也没法这么做”。有这等胸襟的美国人想必不会太多，而眼下，这样的中国人可能更少。 按照老尼的经验，跟老外打交道总是很省事，因为答应过的事情你不必再追。跟中国人共事则不然，他们很少拒绝你，但几乎每个应承都模模糊糊。接下来，你必须不断的揣摩，其中的微妙不仅累而且烦。“什么时候我彻底烦了这个环境，我也要做大头，挣大钱，象有些人一样，我也去买个乐队。我真能这么做，这没什么难的。”老尼从前很少发牢骚，他对中国人的抱怨向来比中国人自己都少。可是最近有些事情，真让他比较烦、比较烦。“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表面的。长时间的全面封闭，然后又突然放开，反反复复若干次，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标准，中国人没了自信，什么都是西方的好，连衣服都要Celvin klein。什么时候中国人自己不那么极端了，心理平衡了，中国人才算真正地站起来。可是现在，明白这道理的中国人觉得没法在中国混，他们想回也回不来。” 尽管如此，老尼眼里的中国还是没有暗淡。他好象比我们更相信，中国有的是机会，好象比我们更希望，北京申奥能够成功。上次申奥时，他还在襄樊，夜里传来消息，全校里哭声一片，当时，学校领导为了安全起见，特意嘱咐他近期不要出校。今年春节，他又回到湖北，看看老朋友，喝喝酒，搓搓麻。学校比从前大了、新了、绿了。“相信我，奥运真能给中国带来机会，起码能给那些想做事情的人带来机会。世界在变，中国在变，我们只是处于这样一个震荡的阶段，坏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这很正常。也许当世界都好起来的时候，找到了中国的时候，我们都化成了灰，但好多东西都还会在。至少，我的那些木头还会在。” 老尼在中国买了不少好玩的东西，其中很有些得意之物，比如镶在他家墙壁上的几件老木雕。对老尼而言，这些东西可不是什么洋人眼中的三寸金莲，它们同历史、同文化发生过种种联系，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天，即使他不在了，他家里的这些东西还是会说话。而眼下，老尼是真的想离开了，他在认真地考虑换一个环境。这个老尼有太多的能量，他必须找一个可以使劲的地方。他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眼前又总有太多的希望。 说不定哪天，就在音乐厅的座位上，你还会见到一个老外，穿的随随便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坐在那里，一脸的慵懒，全身的放松。如果发觉他在打盹，你不妨去拍拍他的肩膀，把他叫醒，对他说，这乐队太烂，走吧老尼，我们去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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