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八年，‘伪北大’不知几年”-------- 抗战时期，很多大学搬到了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学校，名士云集，杨振宁，李政道是当时的学生。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伪“北大”的老师，自然是有他们的理由（“拖儿带女”之类了，不怪他们）。不过，傅先生是校方代表，和那些老师是劳资关系，校长既然有令，伪“北大”老师还那么振振有辞，居然敢游行，那就有点可耻了，毕竟苟且偷生不是很光彩的事（虽然你有理由）。 周作人，他做的是伪政府的官员，与教书为生的老师是大大的不同，你可以不出仕啊，比如：顺治时期，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则”的顾亭林，就做了隐士。（康熙帝时期，天下太平，另论） 周作人和66年投湖的老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忽然又想起“人中柳如是，是如柳中人”的柳如是， 她闻听她的丈夫（江南名士钱谦益）降清，自己就投湖了， 弱女子尚如此，周作人怎么做人的？ |
| 总不能就把北平弄成一个空城。青年和少年也不会全部走光。有青少年总要有人教，而有教无类是双向的。不能每一个人都逃亡西南，也不能每个人都拿起石头和棍子冲向刺刀和子弹。没有武器、没有知识是没有战斗力的，只能作为工具或是炮灰；没有组织的队伍最后只能成为土匪和流寇。 苏联占领过阿富汗，阿富汗人跟他们战斗；美国人帮过阿富汗，阿富汗人跟他们战斗。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不同。 中国人口众多已经很久了。但历来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只是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还有工具。现在也是如此。 材料、看客和工具是没有爱国的能力和自由的。 |
| 五零年前的文人要么在故纸堆里钻得太深，要么在自由路上看得太短。五零年后的文人在斗着或者被斗者，而活着的最优秀的文人去做了翻泽家。 |
| 周作人等虽然在伪衙门里任了职，但他并没有去教授日本的国学，他所从事的还是中国的国学。你只能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普通人就只能充当材料、看客或工具。周作人所以背上几世骂名，只因为一个统治者不满于他当了另一个统治者的工具，而已。前朝的军队是抗日的主力（对于许多东西，不光要受教育，还要学习），相比而言，前朝的统治者对周作人等却要宽容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