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复兴之梦

• 2007 年春，我住纽约，在林肯中心看了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话剧《乌托邦彼岸》。它展开了19世纪一批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巴枯宁、赫尔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机遇与命运，时间跨度从1833直到1868年；舞台在莫斯科、巴黎、伦敦、日内瓦等欧洲城市之间转动。正是由于一小撮俄国知识分子（最多一二十个人）的奋斗与献身，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从而彻底改变了俄国文化风貌与精神品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看完话剧后，我和李陀、刘禾、西川等朋友在纽约有过一系列讨论。话题散漫，但焦点集中：中国是否有可能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在不远的将来掀起一场文化复兴运动，砥砺激发，交相辉映，以非凡而持久的创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此时此地，即2009年10月3日在香港--回首与展望，让我深感焦虑：中国这一百年的进步（如果可借用这个词的话）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资源与环境的代价、教育的代价、公民权的代价，等等，对我来说，最大的还是创造力的代价。纵观百年，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志士仁人关于民族复兴的梦想实现了吗？我们在文化上、在文学艺术上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呢？尤其在中华文明遗产和世界文化高峰的反衬下更加触目惊心。

更确切地说，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反而迷失了--失去了自我身份，失去了理想和方向感，失去了反省能力与创造性。

如果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开篇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一种政治理想的话，其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是一种中国式理想的文化情怀。回首历史，朝代更迭与经济兴衰如过眼烟云，最终留下薪火相传的文化创造力，才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立身之本。

2049年距今还有40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的话，那就是中华民族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风貌和精神品质。

而文学艺术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关键，包括对汉语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使之达到古汉语的完美境界。实现这一梦想有几个基本条件：

二、以推动汉语的现代转型为目的，修订中小学语文课本，让汉语基础写作成为大学必修课。同时成立非官方的最高权威机构--汉语文学院，重写文学史，编纂相关辞典及各种文类的推荐选本等。

三、废除由政府供养作家的体制，创办多种形式的国家与民间基金会，支持严肃文学写作，并拓展民间文学刊物的生存空间。

四、扩大以民间为主的国际文化交流，为汉语作家提供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的机会，甚至提供在国外短期居住与创作的可能。

五、为了让翻译文学当成汉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和私人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专业的文学翻译队伍，提高翻译稿酬，并在出版前对翻译质量严格把关。

六、建立独立的文学艺术批评机制（与民间文学刊物相配合），批评与鼓励兼收并蓄，划清严肃写作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写作的界限。

以上六点只是基本条件，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条往往都不可预测。但我相信钟摆走到头将反向而行--青年一代最终会厌倦或摒弃以物质主义为代表的时代潮流，集体反抗将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带来新的转机。

从此时此地到2049年的中国，隔着四十年的不测风云。谈论未来就是梦想，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正是人类做梦的能力，"彼岸"正是梦的边界，而因为有了这种能力和边界，人类才有了方向和目标，才不会迷失在黑暗中。

如果说在纽约的讨论是前奏的话，那么大幕正在拉开，舞台徐徐转动，那些为民族文化复兴做梦的人开始行动。

北岛 1949年出生，本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

北岛当过建筑工人，做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做过编辑。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1989年开始，先后旅居瑞典等多个国家进行创作。

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当年8月，正式搬到香港与其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漂泊。

陈嘉映

寄自2049的信

亲爱的祖辈，回首过去的四十年，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教育了。孩子们在幼儿园里唱歌跳舞画画，没谁担心输在起跑线上。小学生无论功课好的差的，都上中学。中学生功课好的差的，只要愿意，都上大学。当然，像你们那时一样，大学有好的有差的，不过，考学远不像你们当年那样竞争激烈了。好研究的、爱钻书本的，才去报考顶尖的研究性大学。否则，上个省立普通大学，上个高等专业技术学校，或者上个社区大学，都挺好。

亲爱的祖辈，儿孙岂敢责怪你们眼界狭窄？是你们的路太窄，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不再在同一条跑道上竞赛，我们生活在互相毗邻的各自的家园。我从高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当个电工，挣得不比教授和官员少多少，可比他们省心多了。我心灵手巧，可是对希腊文和古生物毫无兴趣，我干吗要逼着自己去上北大？

今天的电工比你们当年的电工过得滋润，另一边，今天的官员又远不如你们那时神气。你敢上瞒下欺，瞒不过报纸记者眼尖，我们老百姓指指点点，也不会担心你异地抓捕。公款赌博买春，更是想都别想。当然，还是有人爱当官，他喜欢发号施令，他有管理的爱好和才能，他比咱们老百姓更爱考虑大事情，更不怕担大责任。人各有志，有人好做电工活儿，有人好教书，有人好当领导。

领导得好，一路做到国 家领导。我们的国家领导，像美国的founding fathers，不像日本的明治官僚。明治官僚的确了不起，几十年间把个虾夷岛国变成世界一强，生生把沙俄帝国打得落花流水，咱们的颟顸老古国更不在话下。不过，为了这份强大，他们不仅把国家统一到天皇名下，他们还统一思想。统一的思想就是没思想，没有思想的国家是台机器，由号称国民的螺丝钉螺丝帽组成。我们今天的政治理想异于是，首先不是国家强大，而是国民自由、幸福。

饭店里客人握手言别，桌上还剩着大半桌鱼肉；婴儿出生，五十辆奥迪车游街庆贺；大别墅里单辟一室，存放从来没穿过的各式皮鞋；成千上万人在景区门口排队烤太阳；这不是我们眼中的幸福。何必名胜古迹？何必人造景观？山间明月，石上清溪，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之而成声。少一点儿贪欲，多一点儿自然，在受过教育的眼睛里，小石潭就是名胜，村头老房子就是古迹。走得远走得近，我们的步履都更加从容。我们把不得不从事的活计降到最少，大半时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游泳、制陶、植树，有些人好强，要游得更快，要把陶器烧得更漂亮。对，把自己爱做的事情做得更漂亮，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健康上进，何必第一？

在生活中创造，在创造中生活。有了自由、幸福、富于创造的中国国民，自有强大的中国。我们在沉静中强大；我们只在危难来临之际才展示强大。亲爱的祖辈，儿孙岂敢责怪你们动辄叫喊强大？你们那时，中国积弱太久，太渴望强大了。幸而你们重温古训：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幸而你们从太平盛世的自满中醒悟，趁政治经济尚有转圜余地时勇于自胜，火齐肠胃之疾。

亲爱的祖辈，我们要为这片自由而繁荣的土地感谢你们。中国在你们几代人手里，翻天覆地，由弱变强。你们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但都没有被苦难压倒；在并不尽如人意的环境中，你们逐渐悟出自由的可贵；仍有那么多官员和公务员奉公勤政；仍有那么多读书人为往圣继绝学。尤其是千千万万珍视"中国人"这三个字的一代代炎黄子孙，一点点劳作，一点点良知，积成吾土，遂成吾民。

陈嘉映 1952年生于上海，后迁居北京。著名哲学家，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外国哲学学科负责人。

"那时候......"

建国100周年时，已经不需要阅兵来表现自己的强大；即使阅兵，海陆空三军的展示将更像艺术表演。

可能还会有焰火表演，但已经不是我在设计了。

类似奥运会、建国100周年的庆典，已不需要举国动员，那样，这个国家才真正健康了，像有的国家搞奥运，基本上就是那个城市自己在筹备。

那时候，整个社会会更宽容、更理性地对待各种不同声音。

那时候，手上的这本中国护照，走遍天下，将会被尊重了，这是我的期待。因为我搞现代艺术，总是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发现这是一本在全世界最不受尊重的护照之一，你把它往海关一放，他们就说：中国护照，怎么没有签证？好像你犯罪一样。

1992 年我去新加坡，带了20多个日本人，有助手、翻译、随行记者，一到那儿，还剩5个小时的转机时间，新加坡很小，大家都想出去玩，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走前面，我走后面。前面的日本人走过去盖章都是"砰砰"的，很顺利，他们通过之后都在那儿等我，我刚走过去，就被海关拦下：你是中国护照，没签证怎么可以进去？

当海关工作人员知道我是艺术家，那些日本人都是我的随从，不免有些惊讶，随即打电话给新加坡航空公司，让他们写一个保证书，押在海关，才让我出去。这让我很不舒服。

我的女儿已经20多岁了，从小和我一起生活，她现在还是中国护照，我们经常四处碰壁。比如我们要去罗马展览，阿姆斯特丹转机，只需要从第3号登机口到第5号登机口，很近，可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过去，因为没有进荷兰的签证。航空公司只好把我们转到瑞士，再转飞机过去。如果是坐国际列车，那更惨，通常会被要求立即下车。

我和我女儿讲，要解决这件事，有两种办法，一是换护照，使我们变得方便，还有一种就是每次挫折都提醒自己要努力，让这护照受人尊重。现在我到一些国家，他们看到我来，常会让领事来接见我，和我合影。其实我还是中国护照，但因为我的努力，赢得了尊重。我希望以后我们每个人的护照都能受人尊重。

我说的都是"正常"和普通的要求。我们国家也在一步步"正常"起来，就比如我现在做国庆60周年庆典相比较奥运就难做一点了，这个难做，是艺术家难做，政府难做--从中央到北京市一级政府，拍板决策时，都要考虑到民众的反应和法律法规。50周年大庆，焰火可以打12寸，现在警方要求只能打6寸，因为这是安全距离。为了艺术效果，我坚持要求再打大一点，最多他们给我升到8寸，而且还要经过很多论证，拿出很多方法去解决法规的问题。我虽然增加了麻烦，但知道这是一个好事--政府开始不能随心所欲了。

那时候，建国100周年，稳定已经不是国家最大利益所在。人们可以自由地呼吸空气，放心地喝水，放心吃东西，这其实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现在却常常变得不那么简单。

到了那时候，取而代之的是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全人类的生态问题等等。

不透明就使人感到担心。现在，外界对我们的担心并没有完全消除，就是透明度还不够。这一次阅兵，我们基本上展示了最好的装备，我感到，有这样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在国际上反倒要放下"架子"，就譬如你三拳两拳能把别人打倒，就更不该轻易动手了。不要声音很响，应该更加平和一点。

那时候，世界会觉得中国人好玩儿，幽默、浪漫而轻松，那时候世界才真正感到中国人多，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中国人个性会更加解放。现在中国人虽然数量很多，但在世界上能发出声音的人却很少，我们在做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列出一个表，想把"中国脸"展示给世界，列来列去，只有姚明、成龙、郎朗、刘翔、章子怡、李连杰，再往下找：×××，没有人认识。那个×××，也没人认识，这么大的国家，人"少"啊！

现在说中国人在世界上多么有影响力，都是假的，只有一个姚明或者成龙，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你看美国，好莱坞、NBA明星层出不穷，在世界上各个人群中都有各自影响力，那才是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我期望，建国100周年，国家的形象会因为个人形象的彰显而凸显出来。

那时候，中国人即使得到诺贝尔奖，也不会特别的欣喜若狂，举国欢腾。一些事情的意义，不再会被无限放大。一定程度上，就像现在的美国，学者得了诺贝尔奖，学校也不会去刻意宣传，获奖者会得到适当的赞誉，比如一个免费的永久性车位，这是很了不起的荣誉。

那时候，中国会有更多的慈善机构，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个人、财团、企业集团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国外的艺术家能很方便地在中国申请到基金赞助，就像我，在国外一直接受各种慈善机构的基金赞助。

那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会真正影响到世界，哲学态度能够更多、更深地介入到国际事务的处理过程中。那时候就会感到，其实普世价值也包含中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一些优秀的哲学内核都会成为人类社会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比方西方的哲学思想，认为矛盾非解决不可，在价值观、制度、文化中都要分出对与错，而在中国的哲学中，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很多问题其实就是无解的，但是我们要寻求一种平衡的状态。使得矛盾不激化到不可控制。

那时候，领导人开会的镜头将会成为真正的新闻，现在，主流新闻中领导人开会的镜头太多，那其实不会成为新闻，而在建国100年的时候，人们再看到领导人开会的镜头，第一反应就是：出什么大事了？

那时候，中国人在世界说话，真正能够被听到，世界也才真正能够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的情况。

蔡国强 1957年出生，福建泉州人，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蜚声海内外的当代艺术家。

我所经历的和我所期望的

我是个唱戏的。我的工龄正巧与共和国同龄，60年。今年过中秋我就68岁了，我9岁登台，那时叫九龄童。

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是中华民国。四川解放比较迟，到我们小地方内江，差不多已经1950年了。新政权建立的一刻，我们戏子饱含热泪。

我把我的60年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是我的坎坷岁月，时代的坎坷造就了个人的坎坷，我和共和国同甘共苦。

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看作我的人生分界线，自此我人生的际遇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做了些想做的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魏明伦。

后30年，是我的辉煌岁月，虽然我与共和国几近同龄，但真正的生命在后30年。

而关于以后40年，我能看到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从总的方面来讲，我希望进一步扩大民主和法制，更多遵照《宪法》来施政。如果《宪法》精神不得到充分执行，那么民主也有限。原来我们以为民主是手段，其实是不对的，民主是目的，要在《宪法》的框架内来实现，现在的情况是实现了一部分，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我对我们的未来比较悲观。如果单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有很多辉煌的成就，但我们仍要看到，世界巨变以后，形成了一种"高科技低人文"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而言，我总结的是"高经济低道德"。

我们从"文革"一步跨入市场经济，这其中有巨大的落差。1980年代是我最喜欢的年代，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可是1990年代以后，是物欲、人欲横流的时代。

如果1980年代还是个有点儿文化的时代，现在则是个娱乐的时代。就像我们从剧场时代进入电视时代又进入到电脑时代，这是时代病。如今对于高科技的普遍追求，是前所未有的，而带来的问题却从不被人关注。

我最近写了一篇《岳阳楼新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要继承。但我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忧虑的要比范仲淹更多，因为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范那个时代没有遇到的。那时所指的天下仅仅是九州，而如今天下是全人类。现在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劫难，环境改变，生态污染，能源枯竭。这已经不是中国所特有，是全世界的问题。

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一会儿"甲流"，一会儿海啸，自然环境在受到破坏，我们既在高科技的光环下建设这个世界，又在不断地毁灭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对此负责，有时候我真不敢想象2049年我们周围的环境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处于与全世界竞争的状态，而我们的文化没有。尤其是我们民族经过几千年历史考验的文化面临危机，或者说不能与其地位相称。如果一个国家经济飙升，它独特的文化也应该被凸显，而如今我看到的是中华文化在凋零。比如我们的文字，历经几千年，不应该完全被电脑代替。现在能够写一手好字的人越来越少了，人连字都不会写，无法想象。

经济可以全球一体化，文化是绝对不能一体化的。如何保持自己国家文化的特色，这是后40年最让我担心的问题。

我做了半辈子戏，眼睁睁看着国粹--中国戏剧，不断被边缘。为此我们找了很多原因，也做了许多改进，仍然是台上冷清，台下冷清，最终才发现这是个综合原因。因为受众已经改变了，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与我们的传统割裂了。比如戏曲和词赋，已经没有年轻人喜欢了。而他们对于港台和西方来的流行音乐却有了天然的亲近。

这不是一朝一夕、一两代人可以改变的，我希望今后40年可以逐渐调整到合理的状态。以前政治挂帅时把很多东西丢掉了，现在进入娱乐化时代，却以娱乐挂帅取代了政治挂帅。我前30年反对政治挂帅，现在更反对娱乐挂帅。

我希望以后这40年，我们能够回归到最起码的审美。

再过40年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在了，我寄语后一代，希望他们能在天地之间，天人合一，和谐、自然地与环境生存。

魏明伦 1941年出生，四川内江人，当代著名戏剧家。

1950 年，魏明伦参加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先后任演员、导演、编剧，从此再未离开戏剧道路。这个自幼失学的作家创作的《易胆大》与《潘金莲》破了先例，竟双双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奖，《巴山秀才》再获1983年全国优秀剧本奖，人称"连中三元"。一系列的成就，也让魏明伦有了"巴蜀鬼才"之誉。

陈祖德

期待一个"忘忧清乐"的社会

我今年已经65岁，经历了很多。但如果是40年以前来思考这个问题，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今天比之过去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的--恐怕谁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变化。

1962 年我第一次访问日本，当时看到他们差不多家家都有了彩电，还有很小的、可以捧在手里看的彩电，已经有了新干线，火车达到了200多公里的时速；而那时中国连半导体收音机都没有，我带回来的小"半导体"让周围人羡慕得不得了。那时，我们又怎么可能想象到现在会有网络、电子邮件这类技术？

科学和技术的变化大家都能看到。围棋的变化其实也同样巨大。我从六七岁开始学棋，当时有一个梦想，就是什么时候能有很多小孩子陪我一块下棋就好了（这在我的书里写到过）--当时会下棋的小孩子很少，水平跟我差不多的更寥寥无几。我所在的上海号称围棋兴盛之地，却还有好多老百姓不知道围棋是什么。我那时的梦想和幻想是如此之简单。显然，现实的变化远远超过了我的梦想。

近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做围棋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工作。我们中国人一说成就老提四大发明。在我看来，四大发明，中国人不发明，别人迟早也会发明的，我们只不过比别人早走了一步而已；只有围棋，如果中国人不发明，恐怕到现在世界上还是没有--它是中华民族特殊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结果。我相信，随着时间的继续推移，围棋的魅力还会进一步体现出来，"琴棋书画"中，它将跃升为第一位。现在，围棋已经进入了学校，我相信将来它还会从"进入学校"发展到"进入课堂"，成为中国学生的必修课。

会下围棋的人大概都会认同，围棋能给人带来无穷的乐趣，同时，对弈过程还会让人们明白很多做人的道理，培养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可以怡情养趣。一个人不会下棋，可以说人生是有缺憾的。古代士大夫阶层几乎没有人不会下围棋，这种现象直到"文革"才被打破。我相信，作为艺术的围棋，将在未来重新获得它应有的地位。

而作为竞技的围棋，我觉得今天已经过分注重胜负了。不仅仅是围棋，今天在整个竞技体育领域，我们都过分看重金牌，把一场比赛的胜负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这不可取。我想，若干年以后，当我们在经济、科学等方面有了足够发展，综合国力的加强让我们有了足够的自信，我们就可以用更加从容的心态来面对金牌和冠军。

体育的真谛在于增强人民体质，而作为兼有艺术与竞技两种性质的围棋，它首要的使命是要给爱好者带来乐趣，同时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现在的情况是相反的：为了冲段，那些围棋少年苦不堪言，失去了童趣，并且最终成了只会下围棋而不会别的，反而素质低下了。我期望未来这种现象能尽快得到改变。

从我个人来说，与我小时候相比，生活进步了太多，我已经很满足了--这是我们国家的进步带来的。但我们还有很多方面的不足，最突出的是民生问题，需要政府好好去解决。一个典型案例是住房问题。从整个社会来说，现在住房价格这么高，不正常。一个年轻大学生，一年的总收入才两三万元，就算不吃不喝也只能买一个平方米，这种现象必须改变。今天光以GDP为追求目标的做法，如同竞技体育光为金牌一样，必须终止。

"文革"时我曾经去工厂，亲身感受到了工人、农民的疾苦。他们拼命在为生计而奔波，就如同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现在这种现象从本质上来说没有得到改变：一个人成天绞尽脑汁挣钱，仅仅是为了一套房子！一个真正为老百姓考虑的政府，不应该让如此两极分化的现状继续存在。

我个人的愿望，就是40年之后，我们的老百姓比今天幸福、快乐，不再整天还为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等问题而操心。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一个现实的愿望。或许，有着"忘忧清乐"之称的围棋也能为此做出一部分贡献。

陈祖德 1944年出生，上海人。围棋国手，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

江平：你们是否已进入"中国世纪"？

今年是2009年，国庆60周年，我要寄语2049年，国家建立100周年的人们。

2049 年时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再有智慧的人也无法准确预测。但从国际大环境来判断，我们完全有可能再继续争取40年国际无大战争的和平局面。如果能有100年的和平环境，我们的政治路线又是继续改革开放，我相信40年后的中国经济在总量上肯定能够超过美国居于世界第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也将发生更深刻的变化。

中国在国庆100周年时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梦寐以求的"中国世纪"实现了！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世纪"呢？

共和国的后代啊，当你们已经生活在"中国世纪"的时候，你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世纪"的真正标准，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在总量中居于世界第一，更是中国的政治文明、科学文明以及文化的文明是否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是否让多数国家和人民乐于去效仿？

共和国的后代啊，在纪念国庆100周年时，你们是否已经步入"法治国家"的行列？是否已经步入"人权社会"的行列？你们是否已经步入私权受到高度重视社会？40年的时间，足以使我们的领导人更换4至5届，我们会有更多的文科专门人才、更多的法科专门人才走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行列，相信政治文明会使中国的政治制度越来越被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可和效仿。

在纪念国庆100周年时，你们是否已经步入"科技强国"的行列？是否已经走出古代"四大发明"的影子，能有现代的"四大发明"？40年的时间，足以使我们产生两代的科学家，凭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劳，我们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品牌"，天下无敌，我们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靠科技文明使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可和效仿。

在纪念国家建立100周年时，你们是否已经走向现代文明？中国虽然号称"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但现代中国的文明和中国人的素养一直未被一些国家和人民所认可和效仿。40年的时间，足以使中国人具有和经济地位同等的道德文化水平，足以使中国恢复到古代文明的辉煌，重现一个知礼仪、有秩序的社会。

共和国的后代啊，在庆祝建国100周年之际，你们是否真正进入了"中国世纪"？

江平 1930年出生，浙江宁波市人。当代中国法学泰斗，尤其以民商法为专长。

胡舒立

无法确定的"愿景"

我算是出生在新闻世家，进入新闻行业看似顺理成章，其实是阴差阳错。当年本来想考北大中文系，却被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了。

"文革"期间，中国新闻业受到严重摧残，"两报一刊"事实上成了"政治娼妓"（列宁语）。"文革"结束后上大学，我最初不太想上新闻系，分配到新闻系，只有上，系无奈。不过我的大学生涯正与中国改革的启幕同步。4年学业完成后，我想，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

改革是艰难的，经济改革既如此，中国新闻业的变迁只有更难。但改革以及由改革驱动的中国进步，是时代的大趋势。我做职业新闻人27年，有过许多兴奋与沮丧，信心与失望。中间犹豫过，要不要这样做下去,可总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放弃追求，因为希望总在，虽然通向希望的路并不是笔直宽阔的。这些年，兴奋与信心越来越多了。我想我的路是选对了，觉得自己是幸运者。

《财经》的创刊号，就发表了很有影响的报道：谁为"琼民源"负责？是大家所说的批评性报道。接下来，《财经》揭露了很多股市操纵的案例，以及其他经济领域的问题，比如《君安震荡》《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谁的鲁能》等等，当然，压力也非常大，包括利益集团的非议。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对于未来，我当然希望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逐渐理顺，市场规则得到真正的尊重，公开、公正、公平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记者没有那么多的"黑幕"可揭露。另一方面，我又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

我觉得，我和《财经》见证着中国转型期的整个社会经济现象，对它的复杂性的理解，是很多时候回过头才能看到的。我觉得中国的记者需要独立的认识能力，需要理解转型中国的成熟的、有理论支撑的复杂认识框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需要比我们杰出的外国同行更多的努力，才能做好我们的事情，不负记者的使命。但机会肯定是有的。

对中国的事情，我最不会做的就是预测。我经历过"文革"十 年，从 1966年的中学生停课到1976年的"四人帮"倒台。我愿意承认，在当时的每一次跌宕之中，我都从未预测过将来如何。何况此后我们又经历了改革开放艰难挺进的30年。甚至11年前创办《财经》，我自己对《财经》也无甚预测，更谈不上长期预测,就是在一直努力做着，就到了今天。

现在年长了，见得多也想得多。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对今后进行长期预测，非我的能力可及，甚至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就在想，我们期望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每人心里有个梦，英文叫vision，中文有译作"愿景"。然后就是扎实地努力，向这个愿景靠近。愿景可能总是很远很远，我作为乐观主义者，也得不断调整，然后努力地靠近着。或许，通过今天这种努力，外人可以窥知我对未来的"预测"。所以，我只想回答：想知道我对40年后的中国有何遥想吗？请检索我今天的脚印吧。

我只想，应当无愧于未来，其余的只有后人来说、来做了。

胡舒立 1953年出生，现任《财经》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