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午后，长空里偶遇台上，说到旅日，说到辛亥，说到绍兴，说到鲁迅，说到王金发，也说到陈其美，说到范爱农，倒也泛起我一些尘积的印象；想来读其书，寻其事，究其本，已十多年了，能在长空再次提及，引发一段旧缘，实为幸事。 这会静下来，温一温旧事，依旧感触不少。细想来，辛亥前后的人和事比历来的朝代更迭都显得繁杂，人多事多，革命频频，起义不断，一人，一事皆可集著而述，非一文可帖可论，一下子觉得无从说起，也就先点一个王金发来说说，再想到那说到那吧。 王金发，字季高，名逸，金发为其乳名，生于光绪九年，嵊县人，隶绍兴，小树人2岁，大作人2岁，三位算是同乡。身世跟周先生有不少相近之处： 1. 皆生于大户人家。王在乡下，地主籍；周在城里，商户籍，皆有房屋逾百间，去过绍兴的朋友都能见到周家大院之气派。 2. 皆年幼丧父。王为独子，周为长子，早慧早聪早当家。 3. 皆为大孝子。王遵母言报国闹革命，后官拜绍兴都督；周从母命娶厌媳，一场婚姻二十年。 4. 皆东渡扶桑。周早去几年，辫子也就早剪几年；后来，王在徐锡麟的周旋下，也捐官去日，与周结识。只是刚出码头，一帮人都被周先生骂了一句，“鸟男人”。 5. 皆视秋谨为英雄。王为官后，公祭秋瑾，以“有事商量”为名，诱捕凶手章介眉；周则著文《药》，以夏瑜之名喻之悼之，亦不忘讽民嘲廷。我当初读秋瑾之事，未觉其高尚危拔，只记得她临刑前的一句话，“杀头可，不可剥我衣”，真女人也。 细比二人起来，亦有不同之处： 1. 王生性威猛，不精诗书，只喜打斗，平生无论述；周生来好读，尤擅日文，从日文转译过不少文字，后有全集出版。 2. 王不畏丢命，劫富济贫，先有“山寇”之称，后有中山先生“东南一英杰”之誉；周向来尽孝当先，闻让其行暗杀之事，则有“我死，母何？”之推托。 3. 王重义气，为官绍兴都督后，扔给周二百元，“去办个学”；周重学问，惧其莽，趋之，后因“学费不足”，亦因王刺了周先生的搭档孙德卿之大腿一刀，周弃校扔下“王都督的饭碗”，至南京的国民教育部，当一小职员，算是有了固定的收入。 4. 王生活奢糜，为官后，亲朋好友，“吃的油，穿的绸”；周生活朴俭，后应林氏之邀至厦门，常以“火腿煮水”为餐。 5. 王鲁猛无谋，袁世凯上台后，剿杀革命党人，王在其中，四处藏命，然其母听信谗言，力主其投诚，终于袁总统所杀；周足智多谋，尽管当初怒骂左倾，可在北京、厦门、广州因骂人无数，逮谁灭谁，终无法立足，更无友；正愁没有下落，时值“左翼”缺人，有意挽之，周亦不顾当初对左倾的谩骂，细想似乎没骂过共产主义，则入共营不算太丢面子，于是，驻沪为文，至死。想来，倒有些四面楚歌逼上梁山的无奈。也就是那时，他出了一本《俄共之文艺论》。 读周先生的文章，始于中学，第一篇好象就是《范爱农》，也是周先生笔下的“鸟男人”，之所以为“鸟男人”，起因很简单，范从国内至日本，带了一双绣花鞋，周先生去码头接人，见到绣花鞋，很是生气，大老爷们大老远的带那玩意干嘛？丢国人的脸，于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后来才明白，那鞋原是为徐锡麟烈士的夫人捎的。 再说徐锡麟，暗杀了清朝大官恩铭，被捕后清兵挖其心脏，炒菜一碟，吃个精光。消息传到旅日学生的耳朵里，震怒，学生有两派，一为保皇派，对清廷尚有存望，力主发电报给北京，痛斥政府残忍，望其宽厚待民；一为革命派，力主在国外暗中结盟，伺机革命，不屑跟这个狗屁政府理论。按说周先生与范爱农当时都是革命派，又是老乡，不会为发电报一事有什么争执，可《范》文里偏说自已当初强烈要求发电报回京，而范爱农胆小怕事，不同意致电北京，显然用了小说的手法来叙事，这就一下子害惨了老老实实的范爱农，也顺带蒙住了当年一个虔虔诚诚的中学生，我。 后读复旦大学主编的洋洋洒洒的《鲁迅年谱》，执意表扬“鲁迅坚决主张发电声讨清廷杀害革命者的滔天罪行”，甚觉好笑：一下子让周先生就成了他本人最看不起的保皇派了。这就是中国一些学者的学风。 读周先生的集子，他的小说，散文，杂感，印象最深的当数《阿Q正传》，阿桂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阿桂此人，颇具国民性，艺术形象可以抛开政治而永生，就象焦仲卿之妻刘兰芝，象范进，象贾宝玉，象宋江，象孙行者一样，可以列入文史千古。说其象鲁智深一样生动有趣，亦不为过。此外，孔乙己也是我喜欢的一个形象，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周先生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刀笔。 周先生的杂感，不可否认，文笔确实老辣，可琢磨起来，实在是憎多恨多怨多气多，也曾试图从他的杂感里挖出一些爱意一些忠厚一些期盼一些幽默来，哪怕是极少的，也成；可惜他没能让我如愿。 再说周先生对生命的无畏，说他不怕死，我是不认可的。记得上学时，第一次查《革命逸史》，没找到周先生在同盟会的名单，曾让我很失意，后来读许广平的回忆录，方有些释然，回忆录中有一段周先生的话：“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价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既是许夫人所写，当然较委婉，周先生不革命，自有其理由；后来再究原由，是当初旅日时，值辛亥前夕，同盟会令周去搞暗杀，周颇显犹豫，后来周先生对日本人增田涉所说，“我可以去，去了可能会死，我死了，丢下母亲，怎么办？”革命党人对这个孝子很失望，只能说：“你既然担心死后的事，就不用去了。”以致回国后，革命党人没让周先生出山，他也就在绍兴的学堂里做他的教书先生，可革命的想法倒是有的，于是，时不时地也领着学生上街游游行什么的。 直到后来，王金发革命成功，当上了绍兴府都督，回乡时，周先生“亲率学生于西门外，苦等一天，直至深夜”，可惜没等来他期盼的当初的那个“鸟男人”；也就让人“掏钱买了几百个煮熟的鸡蛋给学生”。在王金发上任的第二天，周先生邀范爱农“专程到都督府拜访”。可是让周先生万万没想到的是，王金发后来见周先生说话不入耳，居然要拿他开刀，于是，周先生也只能远走南京，谋一个教育部文书的差事，那几年，没见周先生有什么文作出来，直到后来的学潮，总算让周先生有了个一展才华的机会。 越说越远了，拉近说说周先生的二弟周作人。先说说大汉奸，说到汉奸，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确实为数不少，比如吴三桂，也比如跟周先生同一时代的汪精卫，可汪精卫年轻时做出过一桩惊天动地的事：刺杀摄政王，也就相当于刺杀皇帝，那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有些类似荆轲所为，只是后来汪晚节不保，就象袁世凯要是变法后不出卖谭嗣同，辛亥后不复辟称帝，光论其变法时的表现，还算是个革命家；中国史上这样的人很多，我说这些，只是想说，周作人做为一个文人，应该算是一个杰出的大家，尽管后来成了汉奸，不过这并不能抹杀他作品的艺术力。就象赵佶，象李煜，做皇帝不检点，亡了国，可照样是大词人，大音乐家，大画家。 有个通俗些的说法，就是，厨子手艺好，我就爱吃他做的菜；他在家打老婆，在外玩女人犯了事，那是公检法的事；他只要做菜好，我照样喜欢他的菜。 绍兴奉化一带确实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辛亥期间，我最看不惯的，不是找借口不愿行刺清官的周树人，不是后来投诚的王金发，也不是想圆帝梦的袁世凯，是陈其美。 陈其美这人很世故，当初也就是他鼓动王金发革命的，二次革命后，孙中山跟黄兴闹不和，他从中做手脚，得到了中山先生的高度信任，也气得黄兴让出了第二把交椅远走美国，而孙先生让陈其美接黄兴时，他却刻意推辞，也就这一推让，让他在国民心中的地位猛然提高。声望高了，这时，他才对孙中山不经意地说，我的一个学生，蒋介石，人不错，日后可作国家的栋梁，他的貌似无意中提及，倒是让孙中山对蒋介石有了个很不错的印象。 他光不愿为官这一招，确实让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可是，此人是不是真的不愿为官呢？不是。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都很清高，纷纷让贤，不愿为官，也只有陈英士执意要做上海的都督，当然，中山先生会让他如愿的。可叹的是，也正因他是上海都督，结果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当然，蒋介石是不会忘记伯乐之恩的，将其尸“移至家中，入棺成殓，抚尸大恸”，至于他的侄子陈立夫、陈果夫当时是否在场，我没仔细追究过，想必也该在吧。 2002-04-28 15：30 写下这些，忽觉一身轻松，因为，写出了一些曾在书中得到的记忆；更因为，明天开始休息，可以携妻带子回乡下过劳动节了，那可是劳动人民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