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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接到父亲的的电话,告诉我他的一个旧同事,我们都叫他王指导员的去世了,由发现肝癌到去世,还没有三个月。他们厂的人几乎都去送了他。放下电话,回忆里泛起的全是王指导员这个人。 王指导员是河南人,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转业到了父亲他们厂。刚来时分到父亲那个车间,跟父亲一起做车间主任,分管后勤。他是个很高大的人,说话也很大声,自从我学会了声若洪钟这个词以后,我就认为只有王指导员是真正声若洪钟的人。我们没有象叫其他人那样叫他叔叔,全厂不分男女老少都叫他王指导员,我们这么叫他是因为对部队的敬畏,在小孩子看来部队的指导员一定是很大的官,不能乱叫的。我们跟他也不象跟其他叔叔那么随和,总是带着一些敬而远之的畏惧。其实他也跟别的长辈一样,看到我时喜欢问一句:“又考第一名了?妈妈奖励啥?”我只羞涩地答一声:“嗯。”就快速地跑开了。王指导员热情爽朗,这是我长大后对他的评价。他也极爱串门,来过我们家几次后,就最爱来我们家了。记忆中王指导员是只在父亲面前小声说话的,说小声,也只不过是他尽量压低他的大嗓门来配合父亲那永远温和的声调罢了。他老跟我母亲说,父亲没到部队做思想工作是最大的浪费。 母亲对大大咧咧的王指导员是不太欢迎的,说他老大一个男人家没家的。叫父亲最好少跟他在一起,不喜欢他那种什么都不注意的随便。记得有一次父母还为这事争执起来,父亲跟母亲讲了王指导员调到地方,并被降级只做了车间主任的原因。原来王指导员出身在河南很穷的乡下,参军后才扫了盲,加上他积极肯干,出身也根正苗红,没多久就被选送去中苏边界某部做指导员。那时正是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派了他去那样的岗位足见上级对他的信任和重视。王指导员本来可以再接再厉好好地在部队干下去,但在有一年回洛阳探亲后,给一个身患绝症的苏联姑娘带了一朵牡丹花,不知道这事怎么就让一直喜欢抓人小辫子的营长知道后上报了。其实那苏联姑娘连牡丹花的影子都还没见到,她没能等到王指导员探亲假满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而生性耿直又不善言语的王指导员,只直言不讳地说那花就是他特意带的,该给他答应要给那个从来没看过牡丹花的苏联姑娘的,只不过遗憾的是那姑娘最终还是没看到。于是他就被一纸调令下放到了父亲他们厂做车间主任。从那以后母亲没再跟父亲提起过这事,也没再因这事跟父亲争执。王指导员依然是我家的常客。后来王指导员和当地的一个农村女孩结了婚,来我们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父亲调到厂部后他几乎就没再来过我们家了,再后来我因读书离开了家,就断了王指导员的消息。 我想在我下次回家探亲的时候一定到王指导员的墓前去看看。献上一朵牡丹花,帮王指导员完成这个心愿,让他在九泉之下将花送给那位苏联姑娘。不让他做一个他最痛恨的言而无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