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做事方式，从来没有中庸过，老是从一个极端跳到或溜到滑到另一个极端。 在对"人才"的认识和起用方面，同样如此。 共和国缔造者、开国元勋当中，有正规学历的不多。 先主席润之先生年轻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岳麓书院都有过逗留经历，但似乎没有拿到过文凭。后来去北大投靠岳丈杨昌济，做的是校工或杂役，后人为尊者讳，美称为北大"图书管理员"； 周恩来邓小平当年去巴黎"勤工俭学"，其实与80年代上海年轻人"巴拉巴拉"东渡去日本以留学名义打工是一回事，因为至今没有一个党史专家能够举出当年"留法"的中共要人在读的学校和成绩档案。 可能有过受当年同龄学者教授的轻慢待遇-----润之先生的岳父杨昌济在北大任教，家里常有学者聚会，润之当时住岳父家，属于校工，尚未具备与北大学者平起平坐对话的资格，每次杨昌济的同事梁漱溟来，润之给他开门，梁可能年少气盛没有与他很热情的招呼问候请安，极大地伤了老毛的自尊心。这口恶气润之憋了30多年，到1953年9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由于毛梁产生争执，梁在会场当场顶嘴并称"主席要有雅量"，大大拂逆了龙鳞，润之非常罕见并失态地破口大骂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痛痛快快地出了一口恶气。 那个时代，开国元勋几乎都没有一个进过中专以上的学校，但照样立党建国。加之当年留学苏联回国的包括王明博古在内的那批人，狐假虎威拿鸡毛当令箭地瞎指挥，几乎造成革命中途夭折，因此，包括润之在内的开国元勋普遍对正规学历和职称的知识分子的非常鄙视，润之最欣赏五代章碣的一首诗，非常能够说明那时元勋们的心态： 竹帛烟销帝业虚， 到了1958年，润之更是提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著名口号。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解放后的两次最大的运动----57年反右和66年文革，均以知识分子为批判斗争对象。 到文革时期，国家的人才政策已走向极端----文盲、白卷英雄只要敢说敢做，受到赏识，出人头地的机会俯拾皆是：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学历高小，总理华国锋，初小；政治局委员吴桂贤，西安纺织女工，小学文化；空军司令吴法宪，私塾学历，副总理陈永贵，更是半文盲，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沈阳卖菜的，也是扫盲班出身。 而知识分子，前面往往冠以"臭"字，还被称为"老九"---这是元朝蒙古统治者规定的社会阶层：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革时以臭老九来代表知识分子喊遍全国，十年动乱，整整造成一代人的文化知识和人才断层。 二 改革开放以后，在对人才的认识方面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从"卑贱者最聪明"一下子滑到新的"学而优则仕"----唯学历唯职称，而且愈演愈烈。 现在的中国，除非自己白手起家去创业可以不论学历----但发家后后就去买学历买职称----与过去的捐官一模一样，多少初小学历的"企业家"，只要肯出钱，都可以以硕士或MBA身份，成为国内名牌大学兼职教授或研究员。 与此同时，年轻人要当白领或进政府做公务员，大专学历是免谈的，起码本科而且要名校；进了单位，论资排辈除了学历还要职称，否则，永远不可能出人头地。 一夜间，地市以上政府官员，纷纷有了研究生以上学历。 现在，博士省长市长、教授局长、研究员处长、硕士县长乡长随处可见 大前年我去澳门做课题，发现那里的科长处长多为初高中学历，我惊了半晌----仿佛来到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 由于一下子冒出无数博导、教授、研究员，好位子不够分，于是有的高职称高学历朋友只能屈尊俯就地干一些杂活了-----南京某名牌高校，食堂管理科科长的职称是博导；而河南某肉联厂杀猪的，学历是博士。这很像从前，20年代上海共舞台唱戏的名角夏月樵，军衔是中将！ 这是民族的黑色幽默。 为了满足全国人民旺盛的学历偏好，这十几年全国高校发展堪称大跃进。有新建的，有戴帽子升级的、有借名校联合办学或成为分校的，反正都叫大学，管他是克莱登还是佛哈，能够捞钱即可。 有些现象，简直匪夷所思。 内地某师范学院，号称"研究生摇篮"，该校的全部教学，都是围绕考研设置，学生们天天做各种模拟考卷，老师们则根据考卷辅导，然后猜考卷、"捉"题目，因此，学生被沿海各名校录取研究生的比例极高； 为了让官员、富豪"速成"取得某种类似学历的东西，全国各名校的EBA、EMBA、研修班之类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都是速成班，都可以函授，都承诺发证，广告满天飞，我看到的电梯广告，复旦大学举办的什么班，仅需一天即可获"结业证书"，而且可以进该校校友名录！ 我曾经与某官员开玩笑称，如果中央组织部考评干部的职称衡量标准突然改为"高级调酒师"，信不信，两三年后，部长省长市长县长乡长的职称马上都会变成"高级调酒师"，而全国所有大学，都会同时冒出高级调酒师学院以及调酒师博导教授的。 中国人的重名轻实的秉性，又一次得到膨胀、发酵、泛滥。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矛盾现象或曰悖论----人们一方面对混高学历高职称趋之若鹜，同时更加看不起生活中的高学历高职称者，一旦自己身居高位，"润之情结"油然而生。 我遇到过几次。 一次，某区政府召开专家研讨会，出席的专家都是活跃在上海决策咨询领域第一线的学者，这批人对上海的改革开放贡献甚大，属于真正的精英。 大家讨论的很热烈。 该区的区府办主任也出席会议。 突然，他冒出一句："教授研究员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是总参三部的研究员！" 众皆愕然，因为发言者没有一个亮过自己的职称头衔。 96年，克林顿连任，我们单位的美国研究中心写了一份内参："克林顿连任以后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执笔者是在我院兼职的被誉为全球十大智库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著名中美问题研究专家。这份内参送上去，到了这位主任手里，他大笔一挥批道："××研究院是研究浦东发展的，美国关你们什么事！" 幸亏，比他大的领导懂得这份材料的重要性，后来专门向我院领导打招呼，道歉。 另外一位头头，官居常委，跑到上海社科院出席有关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战略研讨会，竟然口出狂言："我从来对理论研究没有兴趣，我凭感觉做事，找到感觉就做！" 社科院的学者专家也目瞪口呆。 幸亏，这次上面让他去黑龙江找感觉了。 他也有研究生学历和高级职称。 还有一次，上海首富村的村长，宴请某著名高校到该村调研的教授学者，三杯黄汤下肚，口出狂言："我是农民的儿子，你们都是农民的孙子！" 在座的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都默然。 如果上面这几位有朝一日混到中国一号，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大概就是为文革中的白卷英雄平反和恢复名誉吧！ 从文盲副总理到博导食堂科长，表面看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只是在原地打转而已，有以异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