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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爱国叫“遮丑” / 凯迪周刊
[楼主] 作者:记得要忘了  发表时间:2007/10/29 01:12
点击:314次

作者:林奇

 

  话说在"史无前例"时期的北京,一名工人下班后身着工作服逛副食商店,忽然发现一个手拿照相机的外国人尾随其后在偷偷地观察他。在那个年代,能成为 "工人阶级"的一员是相当令人自豪的,所以厂里发的工作服就成了流行时尚,大多数人下班后也穿在身上。这位工人老兄头脑可不简单,"警惕性"很高。他想,自己身穿工作服,一看就知身份。那老外跟着我,是想看我买什么,据此判断中国工人的生活是一种什么状况。

 

  当时一个普通中国工人的工资也就几十元,一家人能把饭吃饱就算不错,鸡鱼肉蛋等副食无疑是奢侈品。逛副食商店大多时候是饱饱眼福,偶尔才能少买一点。可这位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老兄可不会让国家在自己身上丢脸。于是,他走到了卖鱼的柜台前,把刚领到手的当月工资全部拿出来,毅然买了一条一米多长的大鱼,神气地扛在肩上。不用说,这一切都被那老外看在眼里,并拍了照片。

 

  要是真把这鱼拿回家,估计这位老兄一家最少半个月揭不开锅。他扛着鱼出门转了一圈后,又从后门进了商店,直接找到商店的负责人说明了情况。对于这样的"爱国行动",商店负责人当然"通情达理",二话没说,马上就把鱼给退了。这个机智的爱国故事,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上面这段往事,是从一位老同事那里听来的。这使我想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爱国方式--"遮丑"。我发现,古往今来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种。有国难当头,毅然奔赴疆场的;有为国家利益,据理力争的;有为国家强大,放弃优厚待遇回国效命的。还有一种,就是上面故事这类,为国家"遮丑"的。

 

   "遮丑"式爱国,就是不能因暴露自己的"缺陷"而让国家丢脸。"遮丑",长期以来不仅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爱国行为",而且还倍受推崇。我的一位朋友去天安门广场,遇到几位当地专门拍摄广场的摄影发烧友。他问其中一位老者,广场上也有很多乞丐,你们拍不拍?老者说:"不拍,因为没什么意义。暴露这个阴暗面,既无处发表,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外国的乞丐不比我们中国少,我们为什么要揭自己的丑?同时,我们来这里拍片,是广场管理部门发证允许的,知道我们的操守还可以,才让我们来。"朋友闻言,很是感动,盛赞他们是爱国者。

 

  如果认为我们仅仅是受"家丑不可外扬"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进而习惯于"遮丑",也不确切。"遮丑"式爱国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前几年的一个早晨,我在俄罗斯一个小城看到当地一群中老年妇女在一辆冷冻车后边排队,好象是在购买一种冷冻的鱼。解体后的俄罗斯物资匮乏,看样子能买到一点这样的鱼已经是不易,这个情景应该算是当时俄罗斯人生活的一个写照吧。我举起相机。刚要按快门,发现一张卢布挡住了镜头。我从镜头前移开眼睛,看见一个老妇人手拿准备买鱼的卢布在我眼前摇晃,意思是不要拍。我明白,她这也是对她们国家窘境的一种遮掩。

 

  "遮丑"式爱国,追根溯源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习惯于"遮丑"的国家,往往都有把某种意识形态看成是第一位的历史,都曾经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最合理、最优越的。"遮丑"与其说是在遮掩"缺陷",还不如说是在维护这个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涉及到捍卫意识形态的时候,什么诚实正直,什么实事求是,全都可以抛在脑后。受过这个环境影响的许多人,头脑里"政治第一"的思维根深蒂固,并且经常演化成自觉的行动。

 

  从心态上说,谁也不愿意让人看到自己国家的"丑陋"之处。但不同国家民众判断美丑的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你认为是丑的,别人认为是美;你认为美的,别人恰恰认为是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我看见经常有流浪汉在国会和白宫附近的草地上"安营扎寨"。这地方可是国家的"窗口"。闲谈中我问当地人,政府对此是否允许。他们说:"流浪者也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啊,属于公共的地方,任何人都有权利去,他们愿意在哪里就在哪里。这里的流浪者不但不能赶,教会早晨还得把饭给送去。"其实美国比这更严重的"丑"多着呢,白宫门前一群人手拿扩音器在高声叫骂总统,够"丑"吧?也没看有人把这个"丑"遮起来。"丑事"不但不遮,而且还动不动不遗余力地翻给全世界人看。尼克松的"水门",克林顿的"拉链门",驻伊美军的"虐俘门",不都是他们自己周腾出来的么。

 

  但无论如何,每个时代都存在一个普世大致认同的审美观。和这个审美观背道而驰,其结果往往不是以丑为美,就是遮了小"丑",露了大丑。我们虽然曾经标榜过 "越穷越光荣",可那是说给自己听的。真让外国人看见了自己的贫困,还是感觉很没面子,所以本能地要去遮掩。其实,一个国家和民族,因为历史的磨难或自然贫瘠而造成的暂时贫困,没什么可丢人的。放着正事不干,自己折腾穷的,才是最丢人的。荒唐的"大跃进",残酷的"运动",迷信般的"忠于",这些我们当时却不以为"丑",不但不去遮,还恨不能让世人皆知。就拿现在来说,一遇重要会议或外宾来访,很多地方官员先把乞讨的***的告状的清理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他们认为这是"丑",一定要遮掩起来。可各地官员颇为自得的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却毫不羞愧地一幢幢伫立在那里供人尽情"观赏"。这种让世人蔑视的大 "丑",怎么没人想到要遮一遮呢?十月革命前,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欧洲排第5位,到苏联解体前,已经下滑到后几位了。把苏联人民推向贫困深渊的集权政治及其体制下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恐怖的"大清洗",竭泽而渔的经济模式,孤注一掷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贪污腐败,这些才是最大的"丑",这样的"丑"又有谁能遮得住呢?

 

  自己有"丑"并不可怕,美丑不分,甚至美丑颠倒才是最可怕的。某些出于本能的"遮丑"行为也能理解,但如果把"遮丑",当成爱国去赞扬、去倡导,致使"遮丑"成为一种国民习惯,进而用遮掩代替进取,那可就贻害无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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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 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 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王事靡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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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作者:218.64.218.*  发表时间: 2007/10/29 10:45 

  近日,来自越南一条新闻,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6月24日,69岁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72岁的政府总理潘文凯和68岁的国会主席阮文安,向越南国会递交了辞呈。当天下午国会投票通过三个人辞呈, 三天后胡志明市委书记阮明哲当选国家主席,常务副总理阮晋勇当选政府总理,河内市委书记阮富仲当选国会主席。新生代领导层又快又靓地正式走上前台。

  大家知道,今年4月越共召开"十大",作出中央领导人年轻化决定。照说,党代会后第二年才开国会作出人事调整,也就是说,陈德良、潘文凯和阮文安尚有一年任期时间,可是,这次三位元老级高官却集体提前请辞,打破了原来新老交替的惯例。

  当年决定,当年调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越共加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表明将更严格更坚决地实行领导年轻化方针,使高层领导新老交替更趋平稳、规范。

  越共提出革新开放路线,始于1986年的"六大",今年恰是越南改革的20周年。"十大"作为一个转折点,将迎来越南新一轮的革新。应当说,越南很重视向中
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也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到去年人均GDP已达到650美元,进步很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革新开放实践中体悟到,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一定要相应地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他们非常认同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我认为,越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切切实实的步伐,特别在加强党内民主和监督体制建设上,做得既积极又稳妥,既大胆又细致,值得改革先行者中国学习。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一是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越共规定对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项目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

  二是越共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质询制度如
于2002年,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
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直到得到满意答覆为止。

  三是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广泛吸收党内外智慧。这从1986年"六大"开始,提前两月公布,在全党进行充分讨论,对文件作了重大修改,正式提出革新开放路线,其意义类似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七大"、"八大"继续这样做,到了2001年"九大",越共首次通过新闻媒体提前两个月公布政治报告草案,不但在全党甚至在全国范围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进行补充修改,这不但集中了党心,还反映了民意,充分表现了执政党的责任心和自信力。

 四是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化。选举前,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家庭地址、电话等向全社会公开,便于党员干部和群众直接实施监督。省委书记及所有省级干部均需有10%差额比例,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还允许党员干部自荐参选党政群团领导职务。令人惊讶的是,在"十大"上党的总书记也是差额选举产生,因此阮晋勇当选
政府总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表示,为这次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的选举未能参照总书记差额选举的办法而表示遗憾。这表明越共高层官员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五是越南国会规定专职的代表比例大幅提高到25%,避免兼职代表过多"既踢球、又吹哨"的弊端,真正发挥民意机关的作用。而且,国会可以对政府包括总理在内进行质询,而且质询场面还要向全国进行现场直播。回想一下,中国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全国人大上进行过一两次人大代表对政府官员的质询,后来就无影无踪了。

  仅举以上几点,可以看到越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走正路,出实招,迈实步,收实效的。学生已经走到先生前面去了。正当越共更坚决更大胆向着全面改革大道上豪迈前进的时候,中国国内却陷入了一片改革反思与纷争之中。就从这个意义上,越南改革不是很值得中国关注的吗?
 [3楼]  作者:218.64.218.*  发表时间: 2007/10/29 10:59 

拜读了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真还不知说什么才好!虽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文章那样的“战斗棱角”,但是,却因为不会审时度势,不会与时俱进,文章无论从立论到论据都错得一塌糊涂,以下是挑几个出来说一说。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第一个错误:将人民对改革的反思武断地认为“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这一二年来我们的社会围绕着改革的争论主要在做什么?我想,主要还是几百万、几千万的民众对进行了27年的改革进行反思,而一小部分的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则不仅拒绝对改革的反思,反而倒打一耙将社会轰轰烈烈开展的对改革反思视作为洪水猛兽,是“反思与拒绝反思“之间的争论,决非是改革与反改革的争论。

而这个皇甫平先生呢?居然与其他“主流经济学家”一样,睁着眼睛将对改革的反思称之是“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

改革开放27年了,应不应该作一下认真的、严肃的、彻底的反思呢?稍有理智的人都认识到,不仅应该而且已经是迟了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社会过去有一种倾向:只注意弘扬“黄金发展期”的“黄金发展”,不怎么注意这个“矛盾凸显期”的“矛盾凸显”,更没有认认真真地去思考这个“矛盾凸显期”是怎么来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巨大的危害性?应该怎样去治理这个“矛盾凸显期”?应该说,从某种意义说,这一二年来社会进行的反思只是在做“补课”工作,尽管晚了一点,作用是巨大的,然而这个皇甫平先生对此却视而不见,固执,抱住老皇历不肯放,将几百万、几千万人民对改革的反思武断地认为“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什么动机所致?实在想不出来。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第二个错误:凭空臆造“弱势群体”及“非主流经济学文人”要否定社会改革开放的论断。

这几年来对改革进行反思的主体是什么?我想,主要还是“弱势群体”,还有一部分是自发地为“弱势群体”说话的、比较有良心的“非主流经济学文人”,于是一个问题自然便会出现:这部分“弱势群体”和“非主流经济学文人”为什么要反对改革?他们的社会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说,上世纪进行的“姓‘资’姓‘社’”的斗争是一部分具有极左思想的权力人士以及思意识形态人士不肯失去他们的“权力天堂”,惟恐改革开放打烂他们的“权力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那么,这次被“主流经济学家”泡制出来的所谓对改革开放否定的“弱势群体”及其和“非主流文人”究竟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不改革对“弱势群体”及其“非主流文人”来说有什么样好处呢?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不就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吗?说句实在话,我实在想不出这两类人(“弱势群体”和“非主流文人”)哪怕有一点的要否定改革开放的航脏的“社会动机”。

其实,这也正是当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皇甫平先生的“苦恼“所在,这帮人煞费苦心地臆造出一个“弱势群体”及其“非主流经济学文人”要否定社会改革开放论的一个神话,可怎么都找不出他们为什么要否定改革开放的原因,于是就采用一种“循环式的认证方式“:因为社会上存在“反对改革的思潮”,所以就出现了“左倾化倾向”;因为社会上存在这种“左倾化倾向”,所以就要反对这种“反对改革的思潮”……

可笑不可笑,实在太可笑了,真没想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皇甫平先生的“哲学的贫困”居然贫困到这样的程度!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第三个错误:故意用制造“新事端”来转移社会的的注意力,刻意转移反思的大方向。

皇甫平虽然老了一点,脑子并不糊涂,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一样,他很清楚当今社会“矛盾凸显期”的“矛盾”凸显得实在太厉害了,用皇甫平的话来说,人们到处在“骂”:“‘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 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新的民谣,以下则是新的一首:“企改抢走了工人的饭碗,房改搜光了百姓的钱包,教改急死了无奈的爹娘,医改为百姓提前送终。” “骂”并非是解决问题的良策,但是,对“弱势群体”来说除了“骂”还能做什么?它不过是自己这一群体遭受某些“具体改革”不公正感受的一种无奈方式,幸好还有“非主流文人”这类人的存在,于是,“弱势群体”的许多“骂”就转化为一场对改革反思的主要内容。

对“弱势群体”及其“非主流经济学文人”来说,有一点非常清楚,改革有“好的改革”和“不怎么太好的改革”,有“成功的改革”和“不怎么成功的改革”,有“市场化的改革”和“伪市场化的改革”,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改革”和“不怎么代表人民的改革”,有“出于公心的改革”和“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有“让全体社会成员都富起来的改革”和“只让一小部分‘有权人’和‘有钱人’富起来的改革”……由“弱势群体”和“非主流经济学文人”为主体的进行这场反思的矛盾始终是对着那些“不怎么太好的改革”、“不成功的改革”、“伪市场化的改革”、“不怎么代表人民的改革”、“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和“只让一小部分‘有权人’和‘有钱人’富起来的改革”,而不是整体意义上的改革,这就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可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我就是弄不懂,这个让社会改革变得更好、更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为什么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皇甫平先生一点都看不到?硬是将几百万、几千万“弱势群体”和“非主流经济学文人”的反思看得漆黑一团?!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第四个错误:一味地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错误思想和观点辩护。

在这轰轰烈烈的27年改革历程中为什么在社会中存在“不怎么太好的改革”、“不成功的改革”、“伪市场化的改革”、“不怎么代表人民的改革”、“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和“只让一小部分‘有权人’和‘有钱人’富起来的改革”?我想,重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领域的权力者硬是用“刚性的权力”去推行、实施作为“具体改革”的“高参”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多得海了去”的“最前卫的错误理论观点”,因而将一些“具体改革”弄歪了方向,变成了“不怎么太好的改革”、“不怎么太成功的改革”、“伪市场化的改革”、“不怎么代表人民的改革”、“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和“只让一小部分‘有权人’和‘有钱人’富起来的改革”……而且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多得海了去”的“最前卫的错误理论观点”中,不乏那些“海归”回来的“主流经济学家”鼓噪、宣染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它们对一些“具体改革”(如“医改”、“教改”和“房改”,以及国企的所谓转制改革)渗透得非常厉害,这类“具体改革”的后果亦非常严重。

想一想亦是这样,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通过一二个“具体改革”让四千万农民变成“三无农民”的(“圈地运动”)的?让几千万“4050代”工人变成“下岗工人”的(所谓“国企转制”)的?要知道这二个数字一相加就是近一亿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因利益大受其损而变成了“弱势群体”,公平吗?公正吗?我想,这类“具体改革”的“具体做法”在国外是一个都找不出来的!

稍有点良心和正义感的人都会对这些“不太成功的改革”进行批判性反思,都会对一些“高参”所持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然而皇甫平先生像其他“主流经济学家”一样在这儿搞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游戏”,将“弱势群体”和“非主流经济学文人”对一些“具体改革”的批判,变成了是对整个改革的批判,所以,皇甫平先生的“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的这段话很是别有用心,是要将搅混了水混上加混的,我可以肯定,在几百万、几千万反思者的队伍中没有一个人会将中国27年的“整个改革”都看作是在奉行西方新自由主义,但是,他们一定会毫不含糊指出,在“整个改革”的一些“具体改革”中,的的确确被西方新自由主义渗透了进来,对它们的批判不仅是应该的、必须的,还必须“继续升温”。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第五个错误:盲目地患上了一种“市场化机制崇拜症”

我历来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中性概念”,因为它有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而一个“完善的、健康的市场经济”并不因为你提了“要建立市场经济”的口号而自动到来,更何况在当时我们的社会是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去建立这个“市场经济”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大量的、包括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渗透进来,如果我们的社会在“市场经济化过程”中事先有诸多个“警觉”,多采取一些“防范措施”避免让改革成果落进“少数人”的口袋之中,多进行一些科学的社会调查和多进行一些社会科学实验,多考虑一点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农民的“种地需求”和“工作需求”),少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诸如“以牺牲3000万职工利益为代价”的“国企改制”……那么,也许今日之社会矛盾就不会那样“凸显”,由几千万“下岗工人”和几千万“失地农民”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对一些“具体改革”的反对声就不会那么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同意皇甫平先生的那种用“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这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将原因“概括”完了,能说服得了人?诸如“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这类话已经变成了现代版的典型官话,它,谁都会说,谁都会讲,若是不从更深层次的体制因素、权力结构因素去解决,那么它永远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总之,完善的、健康的因素市场经济从何而来?它只能是从对27年的改革反思而中来,从对“不怎么太好的改革”、“不成功的改革”、“伪市场化的改革”、“不怎么代表人民的改革”、“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和“只让一小部分‘有权人’和‘有钱人’富起来的改革”的扬弃中来,从对那些包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而来。

皇甫平先生文章的第六个错误:用文过饰非的手段来掩盖一些地方用权力硬性实施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错误。

皇甫平先生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高论:“……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这段话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大旗,而不仅仅像皇甫平先生含含糊糊说的是“效率优先”这四个字,问题是,在不少“具体改革”中是只讲“效率优先”而不讲“兼顾公平”,所写的“公平”两字不过是装装样子,因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起来,所以才会有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一段话,看来,皇甫平先生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是落伍了。

在这27年中的的确确有一小部分人富了起来,如果皇甫平先生能尊重现实的话,在“先富”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致富”、“腐败致富”、“行贿致富”和种种不正当手段致富的,人们对这部分人是“仇”的有理,“恨”的有由,作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手段,理应对这部分人进行“秋后算帐”,让他们“获利还吐”、“还利于民”,打击腐败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在“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中若是忘掉了这一个基本国情,那么它肯定不是符合国情的“工商文明”。

皇甫平先生忘掉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阻碍中国社会“共同致富”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仇富情结”,而是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具有相当实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要拼死保护已经获得的非法既得利益,他们还要继续从“弱势群体”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所以他们决不会让“胡温”顺顺当当地推行他们的“新政”的,然而皇甫平先生却将这一点“漏掉”了。

简单结束语:一个曾经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的反“左”先锋,如今却用“左”的棍子猛打以“弱势群体”及其“非主流经济学文人”为主体的“改革反思者”,这倒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说明什么?说明还是先哲说的话好啊:“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总之,一定要“慎用、慎提‘左倾化倾向’”。
 [4楼]  作者:218.64.218.*  发表时间: 2007/10/29 11:01 

改革不可动摇

皇甫平/文

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正确观察、分析当前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贯彻执行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与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的。

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 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本着与时俱进和务实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方略;其本质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坚持改革为主线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定能逐步统筹解决城乡间、地区间、贫富间的差距问题,统筹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解决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相协调问题。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在于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通行无阻,越演越烈。历史已经证明,“让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显见,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在一些本不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步履维艰。

仅以土地市场化为例,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从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 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使使用权拥有者的农民、居民利益受到损害。近年来城镇拆迁和农地征用环节的大量民事纠纷,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征用与土地要素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功能定位及权力运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尤与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比较多地在技术层面上效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较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因此,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书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各项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垄断专权问题,以此打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通道,实现市场经济完整推进。从职能上说,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多样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而我们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有人以个案来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判断,坚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还需要完善,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社会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5楼]  作者:围观的群众甲  发表时间: 2007/10/29 12:41 

民主宪政,加上严格的程序管理,是唯一的出路。现在不管左右,都是不能容忍这种既得利益操盘的,没有方向只有利益的丛林法则的四不像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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