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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知了高温等品读
[楼主] 作者:草叶晨露  发表时间:2007/10/14 01:26
点击:369次

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的方法论问题初探

作者:老田

"实事求是"和"真理标准",在精英们应用的时候,一个最常见的模式就是割断历史所设定的发展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经济发展上民生目标和国家安全目标就是近代史要求所先行设定的,这是晚清以来中国人包括孙中山在内对近代史经验所形成的共识。而在这两个口号之下,精英们展开历史叙述时,喜欢依据这两个口号做出特别限定:只呈现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定时间段之内的问题,并刻意地把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按照现实中间的问题去寻找责任者。就是在这种貌似中立和科学的学术态度下,已经排除了历史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排除了共同利益和实现共同利益的合理路径,换言之,把制度要实现的利益去掉了,这样就成功把新中国变成"无目标的发展",结果在研究中间废除方便地按照见一面的感受和意愿,去呈现新中国的问题或者暴露黑暗,老实说,不过是"大批判"手法的花样翻新而已。最后建立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这个制度和决策人就没有合法性。

精英们既然对研究对象做出特定的筛选,那么呈现什么样的材料就有了统一的选择标准;在对问题做出解释的时候,也当然有精英们的爱好在内。我们都知道,国家和社会机构的管理,不是以减少或者消弥管理过程中间的问题为主要目的的,为此就需要调度必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并为这一特定目标而设置管理和制度,因此管理特别要处理共同努力过程中间的不同利益的冲突,压制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同的利益诉求。换言之,新中国的成立和国家机器的存在,本不是为了消弥所有社会问题和不满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回应近代史提出的严峻课题,根据这些课题确立的发展目标,围绕这些目标去组织和调度资源。因此评价新中国管理成就的标准,就在于这一管理模式是为了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在运作了相当时间之后目标完成得怎么样?付出了多大的成本,有收获了什么效益?管理从来不是为了取消一切社会成本和代价,而只是要选择承担什么样的成本和代价,以及由谁来承担成本和代价。

在研究新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在筛选标准和解释标准上,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是满足特定时期政治需要的歪曲表现。因此,相应的问题就提出来了:这样的研究在何种程度上揭示了过去时代的经验和教训,能否鉴古以知今。

特别地,很多人刻意在"实事求是"和"真理标准"的口号下,复活了一种微观的、实证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许多人乐意把改良主义看做是务实和稳健,实际上这个思想方法是有隐含前提的:就是基本制度框架足以满足和回应大部分问题,全部剩下的问题在于完善和细部改良。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人接受,不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多么理解,或者马克思主义多么科学战胜了谬误成为唯一的真理,而是人们在对现实极端绝望之后转而寻求"一种推倒重建"的出路,马克思主义恰巧和这种"整体解决"愿望相吻合了,由是战胜了其他所有的社会思潮。许多人特别愿意把这个过程说成是技术性的胜利,其实不然,在1980年代之后就看得尤为真切。

一种整体的方法和改造的愿望,常常是从现实的直线延伸和局部改良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才产生出来并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整体论的方法和局部实证的方法,追问到最后都从属于一种世界观和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帮助重新认识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必要性所在,在方法论分歧的背后,实际上是立场和视野的分别,方法决定了筛选标准和解释理路,一个方法总是否定另一个的,理论在进入论证之前就已经预设了最后的研究结论的;后来的实证方法在非毛化过程中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不是偶然的。局部实证方法,在本质上否定了共同利益的存在,否定了人们在组织成本上的限制,否定了非经管理和刻意安排就存在大量无法实现的利益存在。

不承认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在力量对比上的差异,拒绝阶级分析法,这是精英们拒绝整体方法和进行学术生产的一个基本特点。其实,不仅是所谓的改良方法和整体方法的差异,在这个筛选标准背后,还存在着通常情况下平民阶层利益是否能够在精英们主导下顺利实现的问题,精英们宣扬改良格外卖力,是因为他们的力量优势足以排斥多数人利益需要,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诉求。特别是最近20多年的历史经验,工人农民承担改革代价而精英们成为受益的少数,足以让人们回顾"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至理名言,还让人看到"什么阶级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说话"的区别。由于工人农民、现在是小资产阶级整个整个的阶层都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个人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的路径逐步被精英们建设的各种社会藩篱所阻断,最后就留下了人们进行整体思考群体命运的空间,整体性的方法必然就要在这个过程中间回归。欧美日的主流学术与中国现实中间个人面临的个人奋斗困境,落差格外强烈,精英们落实主流文明的强烈愿望与现实中间的认同基础快速消失,具有高度一致性,这样的现实肯定意味着方法论的革新愿望,改良主义失败首先在于兼容多数人方面的失败。

否定整体性建设计划和全盘管理国家,还在于否定共同利益的广泛存在,否定共同利益非经刻意安排就无法自动实现。在新中国成立和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时候,恰恰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都是非常急迫的民生改善要求和国家安全目标,这些都不是个人努力和市场安排能够实现的,而这一点恰恰是新中国建设必须经由"全盘规划"的基础;而资本的弱小是的他们的人格化代表找不到排除长期风险的路径,最终只能是在利益追求表现出极端的短视,中国私人资本的短视以及他们努力方向与多数人利益的矛盾在"平抑物价"和"三反五反"过程中间暴露无遗,结果促使国家机器直接走上经济发展的前台,毛泽东因此提出"一化三改"。

由于需要政权替代私人资本主导经济发展,由此新中国的全部矛盾和主要问题,因此都集中呈现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接合部上,这一矛盾和问题的分布态势,明显有利于寻找大批判证据,在这个意义上"非毛化舆论"有其现实的基础,毕竟在毛泽东时代一切资源动员和利益分配都主要是由政治权力完成的,个人的命运和遭际上的一切不幸多少都可以最后追索到这个政权及其执行人的某种问题和不足上。拒绝面对资本和政权的强弱,拒绝面对实际的利益和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新中国和早发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欧美日诸国主要的利害冲突和利益分配关系矛盾,不在政治领域而发生在经济领域,而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领域是高度重合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个人遭际,在资本的统治下,往往用另外一套标准进行分析,转换为"效率"话语而不适用政治领域的人权话语,人的命运和遭际问题在效率话语下不见了,资本积累的要求和产权问题掩盖了一切,资本积累本来是手段却变成了精英们愿意肯定的目的。由此中国的精英们在援引西方主流文明的时候,有了明显的方法优势,他们可以在涉及政治问题的时候谈经济,在涉及经济问题的时候谈政治,话语的转换和标准的极大不同给了他们很大的随意性,抹黑毛泽东时代和社会主义的成就,就显得很是方便。

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让中国人有了另外一份经验,知道在两种不同的制度下,产品和服务提供的限制"门槛"是极为不同的。毛泽东时代的短缺,可以命名为"暂时性短缺",这个短缺以资源不足或者生产能力不足为限制条件,后一限制条件会随着工业化完成而逐步消失,最后的限制实际上是资源短缺的硬制约;今天社会的限制门槛已经有了根本不同,只要一个消费者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他将永远是不合格的消费者,短缺只与生产资料掌握者的利润要求一致,与客观生产潜力无关,短缺变成一种"结构性短缺",从属于少数人剩余所取要求的需要,只要他们的剩余要求无法实现,产品和服务将不会提供。在这一的强烈对比之下,毛泽东时代的票证制度,就具有了空前的仁慈意义,票证在功能上拒绝市场上出现均衡价格向上运动,避免市场高价成为有系统地排斥多数人的手段。对于市场和政权主导经济的认识,将导致大不相同的"门槛"条件,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人们的实际福利水平,最后将会决定人们对不同制度的评价。以医疗事业为例,毛泽东时代的限制条件是合格的医生与药品限制,多数人因此才得不到适当水平的服务;而今天的医疗服务提供仅仅与医疗事业的高薪和高利润相关,如果一个病人不能提供足够的剩余,那么你将是一个不合格的患者得不到起码的救治。在两种不同的限制门槛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因此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水平,私人利润目标下的社会福利水平,只能是长期处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之下很远的地方徘徊。

产权和私有制的言说,在某种意义是有价值的,一是在微观生产单位上把管理赋权问题解决,二是背后的积累增加过程本质上也是服从生产力扩张的需要。问题仅仅在于这个分析模式,把分析前提所蕴含的唯一结论看做是唯一的真理或者规律,错误和局限都在这里。资本积累过程本身是生产力扩张,而把资本积累的私人主导说成是唯一方式则是生产关系肯定和意识形态内容。把产权及其相关的责任心作为资本积累的全部条件和前提来界定,则是蓄意混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把私有制的运作条件简单地等价于积累过程和生产力扩张需要的运作条件来看待,然后再"自然"地推导出所需结论的。当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就混淆过作为生产力扩张过程的资本积累需要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不是资本辩护者的独门问题。特别是对照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生产力扩张所需要的资本积累过程,也可以在国家主权主导下实现,而且实现的速度更快,承担资本积累的成本和代价也更均衡合理,可以取得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新中国的高积累政策下,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提高和识字率的快速上升,标明人本身生理和精神发展都得到了同等重视。唯一的问题,这个高积累主要是以减少高消费资源分配为代价的,是精英们而不是平民为高积累作了更多的牺牲,这一制度遭到全球精英们的共同反对不是偶然的,中国的精英们反对尤力。妖魔化毛泽东和社会主义时期,本质上是为精英们利益"受损"鸣不平。

只有私有制才有高效率的言说,常常在中国的现实无法得到经验,根本问题效率不仅仅在于微观决定,也不在于资本家节约与否,效率除了微观的生产过程有关之外,更重要的效率来源在于宏观的支持,特别是金融和政治权力的支持,这些问题常常显得过于敏感不便公开言说,因此经济学变得有点神学化了,得不到实践的经验而仅仅局限于概念和理论的推理,西尼尔的节欲论的各种变相版本大行其道,看来理论创新毕竟是困难的,言说的空间极端有限,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只好抄袭前人。胡适说真理就是一张可以兑现的支票,人们愿意接受的支票形式有限,主流们为了理论掌握群众,也不能不注重在学术上与人们的常识接轨。

在市场经济中间,农业和一般竞争性工业无法通过市场获取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经验,为此欧美日诸国是通过财政转移去支持农业的再生产过程,同时把竞争性工业命名为"夕阳产业"对外转移。这些事实在根本性质上,都证明了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进行的高见,市场经济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而资本主义则是权力通过市场攫取剩余的一种经济权力,农业和竞争性工业的弱势地位本身是缺乏经济权力(垄断地位或者定价权)的结果,那些能够获取垄断利润的产业要么是依托于行政权力,要么依托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舍此之外都是没有"效率"的产业。那些制度和产权结构带来效率的观念,目的是要中国完成经济学家们希望的转变,并不必然与经济运作的实际逻辑发生关系,美国小企业90%以上生存不过三年,日本的大企业也常常依赖银行的暗中补贴而存在,日本银行的巨额呆帐就是扶持工业产业而发生的,这标明即使日本这样的先进国家,曾经被作为企业经营典范的国度,其企业的市场生存能力也是不高的,这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印证了布罗代尔的正确和主流经济学的谬误。

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的核心问题,看来还是在资源分配顺序上,是精英阶层要求的高消费优先?还是与平民阶层利益更一致的生产条件现代化优先?不是谁否定现代化,问题和根本分歧在于:是什么领域应该优先得到稀缺资源的分配倾斜?说到底,主流经济学家们最终还是回到毛泽东列举的老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当然,精英们总是站在毛泽东不同的方向上,他们把市场经济说得很神奇,目的是掩盖背后的权力攫取规则;同时宣称产权和治理结构的重要性,本质上也只是为了吁求一个制度的诞生,实际上与企业效率和市场生存能力无关。知道这一点,对于如何解读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是重要的,有人归纳说,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说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他们管"权抢钱叫市场化、钱抢权叫民主化"。布罗代尔还说,没有几个历史学家同意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这也说明了主流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没有历史和现实经验的佐证,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本质上是适应强势群体利益最大化需要而诞生的。如果他们的理论要继续生存的话,妖魔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就是必须的,毛泽东时代每一个政策、经验和成就,都是直接反对主流经济学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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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作者:222.35.139.*  发表时间: 2007/10/14 13:23 

精英们可能是真的很无辜:从教授不理解刘胡兰说起
[ 作者:老田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322 文章录入:乌有之人 ]
精英们可能是真的很无辜:从教授不理解刘胡兰说起



作者:老田

首发工农之声网站(HTTP://GNZS.CN)

北大教授阿忆说刘胡兰是被她的乡亲们动手所害,江苏某校曾经有教授写文章说刘胡兰是“政治童工”,有人据此认为这些教授和记者合伙造谣,通过“恶搞”历史细节来解构革命,其实并非一定如此。他们完全有可能是真的不明白,是真的很无辜。虽然事后解放军报记者调查证实阿忆的说法没有经过调查,他们的说法并没有事实作为依据,但是这不说明他们是从恶意出发来编排历史的。精英们完全可以从自认为是真理的理论起点出发,来表述他们对刘胡兰的“完全不理解”,他们确实需要一种事实(无论真假)来证实刘胡兰的事迹纯属虚假和偶然、无意义,否则他们所执着的理论信念和真理知识,将受到最严峻的挑战甚至是被“否定”而不完满。

还是从国共内战说起,以前的共产党宣传中间,最为理性的分析是认定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工农的利益相反,而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这两个集团的冲突是阶级利益不相容的必然结果。最终,共产党的胜利被认为是人民利益的胜利,按照毛泽东在《人民的大联合》那篇文章中间的说法(这个早期说法今天的人们可能更容易理解),是人民的大联合战胜了地主资本家的大联合。在宣传的另一方面,许多马屁文人(其中有些是思想并未入党的共产党员),则长期着力宣传是共产党高官谁谁谁聪明机智、勇敢顽强对取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样,共产党的胜利被宣传为高官们领导有方、道德优越方面超过了国民党人。体现其它宣传倾向的材料也有,但是这两种宣传模式占据了大多数。

在这些宣传材料之外,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国共双方认识世界的“范式”差别。国共内战的爆发并越打越大,在操作层面上确实体现了不同的看问题方法和对力量对比的不同预见。见识过赌博的人都有经验,对垒双方的底牌都很好的时候,赌注会在双方的共同信心推动下上升到很高。大体上可以认为:国民党方面的底牌是有形实力的优势――人力物力兵器美援等等,这是他们胜利的信心所在,老蒋和陈诚在内战爆发初期公开宣布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方面也有必胜信念,共产党的底牌是民心向背――可以把统一战线划到敌人的脚跟前,毛泽东在四六年预言五年左右取得最后胜利。

综合起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差别,不仅仅代表利益的不同,也有一个纯粹的看问题方法的巨大差别:国民党认为笃定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那些因素,共产党方面则持有相反的看法;共产党方面认定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国民党方面完全看不到。如果双方看问题的方法相同,作出的最后判断一致,则有可能实现妥协――甚至存在一方投降另一方的可能。这种状况其实就是番邦蛮夷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国民党的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范式”,共产党认定是错误的,共产党运用另外的“范式”来分析问题,国民党人也显然不认同。

这种不可通约性的广泛存在,由来以久,我们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有一位曹刿先生就说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个话说的很生动很具体,意思是说:那些吃肉吃得多的人,思维一定会产生障碍,有很多重大问题注定是那些人看不到的。孟子也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意思也很清楚,在忧患时代可以很自然地起作用的东西,等到了享福过好日子的时候,就不会再存在了。结合这两位先贤的说法,可以发现“范式革命”的一个条件:一个人从贫贱走向富贵、肉吃得多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他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就会改变,从而导致一场真正的“范式革命”。范式革命带来认识上冲突――不可通约性――的产生和对立,甚至严重到一个人难以保留他从前知识积累的程度。一般来说,一个人从被统治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地位,范式革命的后果总是消极的,这一点上,曹刿和孟子有共识;毛泽东有一句话,精英们一听就要跳起来,但用于翻译“曹孟共识”,则显得很通俗、很彻底,他说得有点赤裸裸: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说到底,共产党革命胜利至今已经接近六○年了,从前有些吃不上肉的人,解放后都吃上肉了,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有肉吃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在吃肉特多的精英阶层中间,发生“范式革命”就有必然性。不理解共产党和革命在精英们中间恐怕不在少,硬要他们明了当初共产党艰苦奋斗时期的“范式”,确实是勉为其难了。阿忆教授四五千块的月薪还嫌少,吃肉很多,头脑就肯定要跟着发生变化;阿忆教授还自己开车,这个事情恐怕也会加速头脑里的范式革命,不利于他认识问题,尤其是不利于认识共产党革命。

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时候,无论是抗日战争期间还是解放战争初期,都是在技术和兵器劣势的条件下作战的,所以,共产党头子毛泽东,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军队将领:不要去打那种硬碰硬的仗,除了彭德怀等人偶尔违背一次(例如百团大战)之外,共产党在战争中间的表现基本上就是毛泽东要求的那个样子。但是在今天的精英们看来,没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刀枪互戳,那怎么能够称为打仗呢?所以说共产党“假抗日”的精英,越来越多了。

我们的老祖宗孙武写文章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精英们读得很熟,至少比参加共产党革命的那些不识字的农民更熟,但是要他们把这个运用于分析问题就很困难了。当年革命时代的农民虽然完全不识字,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在毛泽东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指导之下,对孙武的思想倒是能够学以致用。我们今天的精英们在对打仗的认识上,基本上局限在孙武认定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层次的打法上,由于“肉食者鄙”引发“范式革命”导致认识方面的障碍,精英们的认识始终难以达到孙武所说的“上等战争”的打法层次上。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穷得叮当响,孙武所说的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战争打法,除了解放战争后期之外,共产党往往打不起。共产党别无出路,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打第二等(其次伐交)和第一等(士兵伐谋)的仗。

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要求“政治挂帅”,军队必须克服单纯军事主义,就算是普通士兵也必须在打仗之外,学会“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在抗战期间,表现就更为典型了,日本侵略军把国民党军队就象赶鸭子赶出华北,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武器比国民党还差,却能够逆向渗透过去。就是在精英们认定共产党没有怎么跟日本人真刀真枪打的情况下,硬是把华北的日军统统赶进了“炮楼”――那些侵略军理性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坚固的堡垒来保护自己,晚上就睡不着觉。到了这个地步,日本人如果不是头脑糊涂,抑或死要面子,早就应该知道他们的仗已经败了,应该老老实实卷铺盖回老家了。为什么日本人不肯回老家、硬要赖在炮楼里不走呢?很显然,他们欺负共产党的八路军穷得叮当响,没有大炮和炸药可以摧毁炮楼,一时半刻还威胁不到他们的“炮楼生存模式”,所以还可以继续在中国赖上些时候。

日本人搞扫荡,进攻八路军总部,想要捉住八路军主力决战,按照日本人自己的技术和武器优势来打仗;但是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反对按照敌人优势打仗(伐兵、攻城等模式),最终日本人被迫按照八路军的优势陷入所谓的“麻雀战”,被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就是伐交、伐谋的打法),龟缩在“炮楼”里面。

当时在敌后战场,共产党队伍很少以大部队行动,分成很小的分队和小组(例如“武工队”),深入到群众中间,建立起抗日政权,把群众组织起来,反抗日本的侵略,最终的结果是:蕴藏在群众中间的“战争伟力”能够为共产党八路军所用而不为日本侵略军所用,使得侵略军的经济补给和人力补充成了严重问题,而人民军队却在这个过程中间发展和壮大起来,这其实就是孙武所说的“其次伐交”――切断敌人赖以进行人力物力补充的群众联系;最后让敌人既面临补给困难,又面临着现实零碎的、日常的生存危机。

而且,战争原本就是政治,就是通过战争谋取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在日本人看来,最好是能够建立稳定的傀儡政权,从而低成本地、长期而系统地掠夺中华民族的经济剩余,这样的战争目标,在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伐交”)打法之下,就必然地落空了,侵华战争不仅未能建立起日本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系统,反而成为消耗日本国力的泥潭,这样,日本军阀所规划和发动侵华战争的利益目标,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了。从宏观和战略层次上看,共产党的伐交战法,就升到“伐谋”层次了――根本打消了日本侵华的一切如意算盘。

只要是执行这个宏观上“伐谋”战法和操作上“伐交”的战法,作为参加战争的个人,就一定会常常陷入刘胡兰所面临的那种危险。共产党和八路军联系群众,并赖以集中人力物力支持战争的巨大地方行政管理网络中间的每一个人,通常都是处在毛泽东所称的那种“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之下,常常缺乏大部队的保护,是那种真正的“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革命者――按照刘胡兰的说法就是“怕死不当共产党员”――的意义所在。共产党革命胜利,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共产党员数量高达370万人,这些人中间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堂堂正正地死在战场之上的,多数都是死于刑场,甚至是死于工作上的失误和偶然遭遇的敌人――就跟刘胡兰一样。在这种偶然背后,有必然性,因为共产党人在劣势下不得不以“伐交”的方式去替代堂堂之阵,个人与优势敌人遭遇的情况,就是经常的、大量的,所以没有刘胡兰所说的“不怕死”心理准备,是不可能主动投入风险非常高的共产党革命事业的。

精英们不理解革命,有其必然性,这是范式革命跟着吃肉数量上升而必然会发生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少数精英很高明,完全理解革命,但是革命时期共产党那种打仗方式,从根本上足以颠覆精英们的一切统治优势,所以他们需要在宣传上进行抹黑和歪曲,以免群众掌握之后对他们构成现实的危险。不过,我个人倾向于相信,真正足以突破范式革命障碍认清共产党革命奥妙的精英,是极少数和个别的。

最后,做一点总结发言,一般说来,愚蠢不总是由于文化知识或者技术性知识不足带来的,这样的情况可能更多地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在认识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发展方面,一个人是否能够超出自己的阶级偏见来看待问题,超出那个跟着吃肉数量而发生的“范式革命”所带来的障碍,可能是影响认识进步更为关键的因素,所以我很赞成宋明儒家提出的一个认识论口号――“去私欲之蔽,见天理之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熟读孙子,但是等到他们分析中国革命中间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却常常表现出来惊人的无知,看来,熟知确实不等于真知。不过,精英们也不必因此而妄自菲薄,一些参加国中国共产党革命全过程在新中国当了高官的人,也未必真的理解中国革命,有个著名的大官的女儿写了一本书回忆她老爸,说她老爸是――“长征路上跟着走,解放战争跟着打”――就这么着懵里懵懂地跟着干了一场革命。

二○○七年一月十九日


 [3楼]  作者:高温高压  发表时间: 2007/10/14 14:06 

从题目看就错了,
没有任何人妖魔化某人。
除非假想了一个神,然后用无比崇高的姿态去敬仰他,斜眼别人的身体没有到达鞠躬九十度,马上扣个不恭不敬的帽子。
内容上更错,这儿没有精英,不要随便把一些人划分到某些阵营,然后迎头痛击!那是假想敌,类似于堂吉诃德大战风车。

当然喽,不是说叶子,这文章不是叶子的。
 [4楼]  作者:高温高压  发表时间: 2007/10/14 14:09 

呵呵,又继续发展了,变成了和精英们作战。

对这样文章没有看下去的兴趣,不知道在对着谁说什么。

不划分派别很难吗?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借租别人的脑袋思考?
[楼主]  [5楼]  作者:草叶晨露  发表时间: 2007/10/14 14:22 

叶子以为这些文章从一个全面分析的高度,概括出了我们的分歧点之所在.
分歧点的立足之处在于.毛是不是为人民的..由此才会有了更多的不同的论点和论据..
 [6楼]  作者:蓝色羽衣  发表时间: 2007/10/14 14:24 

兼听则明,草叶不能光学老田的啊,

也要把徐友渔和杨奎松的发给我们看看嘛.

要是能让他们3个在一起打架才好呢,草叶你去动员动员.
[楼主]  [7楼]  作者:草叶晨露  发表时间: 2007/10/14 14:33 

其实叶子反对你们抨击毛,并不是反对你们对毛的缺点评价,而是反对以我们的眼光局限性从立足点上对他为中国人民的贡献以其为满足他个人的所谓莫须有的利益而服务这种逻辑推理..
话说回来,毛真的需要谁来为之是非功过来辨护吗?不需要.从现在的主流政@治到经@济,充斥的多是反对他的声音,这声音已经足以让毛死不瞑目了,但他却可以含笑九泉..
叶子也不记得还在哪儿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是一位受过迫害的将军与他的孩子的对话,他对自己的孩子有一句话是哭着说的:你们不了解,他是真正的唯一的一个全心为人民大众在着想的人.
我们不引用专家的论点论据也行,但是我们得用自己的眼光来深入地感受社会的动荡,并把自己切实地放入到一个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以完全的没有阶级身份的自我去探求可行性的有益于全民的发展道路..如此,方能接近客观..

※※※※※※
特征:无 轻悄悄融入大地便只是一粒微尘 难寻踪迹 寂廖廖升腾天空便只是一个分子 难成云烟
[楼主]  [8楼]  作者:草叶晨露  发表时间: 2007/10/14 14:39 

对【6楼】说:
呵呵.叶子可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啊.但雨衣这句话又一次让叶子认识到毛的壑智,它把社会中的各种积极力量全调动起来以一种疯狂而忘我的献身精神去为一个国家的利益与民族的富强而奋斗,他没有给任何人以物质利益的诱惑或高官厚禄的承诺,只描述并勾画了一个理想中国的蓝图..
[楼主]  [9楼]  作者:草叶晨露  发表时间: 2007/10/14 14:54 

对【4楼】说:

难道你没有发现,我们每个人的思考都借了别人的脑袋么?我们所获取的资料与信息都已经借了别人的脑袋和思考,而当我们所立足自己所见到的真实时,又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所借用过脑袋选择融合成自己的"意愿",然后用倒溯法把所见的症状再次归结到毛的头上去,再然后停在毛的某一个截面上深挖..如此反复,反复如此……这种论辩的真正收获应该在于:我们了解了自己不曾了解的一些东西,当然谈不上认识与赞同,但至少是多了解了些情况,多看到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10楼]  作者:思而不学  发表时间: 2007/10/14 15:10 

对【3楼】说:

要尊重事实嘛。

看了狐狸大师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想您应该知道怎么称呼他做的事。



※※※※※※
悠悠万世 惟此为大 克己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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