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总是这样,什么东西吃得过多过饱过滥也就没了胃口,以至于倒胃。儿时在农村,家贫,缺少大米缺少面粉,一日三餐多为红薯稀粥,所谓红薯稀粥,其实就是红薯汤,大米只是作为点缀,再奢侈些就是就点萝卜干当小菜,吃腻了就换着法子,煮着吃、烤着吃、炖烂了捣成泥拌盐吃、切成条晒成干掰着吃,磨成粉烘干用开水冲着吃,能想到的吃法都吃了,实在不想吃了还必须得吃,必须填饱肚子,除非你不想活,因为实在没别的可以充饥,除了红薯就是泥巴,当时我还真的动过念头,尝尝泥巴的味道,或许会比红薯好。 以至现在,一见红薯就直冒胃酸,闻着那味则犯胃疼,每次上街遇上烤红薯的摊子,必须得绕着走,实在不忍闻那味,不忍让自已记起吃了红薯腹胀难忍直打嗝气的情形。“吃萝卜屁多,吃红薯屎多”,记得小学里老师每每在教室里啪叭作响或同学们频去茅房时,都会有这样的感叹。 现今日子过得好了,家乡人不至于再为缺少大米犯愁了,于是把红薯切条晒干,包装成盒,再贴上“绿色食品,著名特产,皇室贡品,营养丰富”的标签,绿色食品说得没错,家乡虽说土地贫瘠,倒也山清水秀,至于贡品特产营养一说,我也是看到包装盒才明白的,无从考证。据说产品销路不错,含卡路里少,吃了不会长肉,也就深受城里人的喜爱。前些日子,老家人到城里有事,给我捎来了几盒,夫人青睐有加,每次倚在沙发上看电视,她都得摸出几根薯干来,翘起二郎腿,哼着小调,嚼着薯干,从她的表情上看,有“食有薯干,今生何求”的满足,每逢这时我都要躲到书房里不敢出来,承受不了薯干的土腥味及她口里“嘎吱、嘎吱”的声响,她哼着的幸福小调,从客厅传到书房来,我总能记起杜牧的那句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总算熬到了高中,到县城上中学,吃学校大食堂,也就与红薯永远作别了,可天不遂人愿,比红薯更可怕事,发生了。 县城上中学,开学典礼后的第一课,是英语课。那位又高又瘦的下放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很严肃地说:同学们都从农村来,没学过英文,不过从今年起,高考恢复了英文考试100分制,因此,英文将不再是辅科,是主科。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要全面补课,从字母A开始学起,高一学完初中三年的六本教材,高二及高三上学期学完高中三年的三本教材,高三下学期全面复习迎考,当时听完这些,没觉得有太大的压力,只是有些不服,觉得自已英文还是有基础的,初中数理化老师上课时,用到的字母,都教会了,26个字母大多都能认识,从字母学起,不是有些小瞧咱们了? 后来才知道,这字母的发音,初中三年,大多没有发准确过,C发成“西”,Y发成“外”,W发成“大不了”,听着高中老师字正腔圆的发音,也就不屑起初中那几位误人子弟的乡下先生了:县城里的老师,人家那才真叫做有学问。印象中高中三年没干别的事,只是按班主任的吩咐,得学好外语,于是起早摸黑的,就是记单词,背课文:从每早睁开眼开始,早起时背,跑步时背,排队买饭时背,吃饭时背,洗碗时背,睡觉前背,学校里背,放假回家也得背,连上厕所之前也得在手心写上几个单词,蹲下来背。以至于到了后来,每每看到英文字母看到单词时,总能闻到厕所里的那股刺鼻的气味,能听到苍蝇的嗡嗡声,也就总能想起那句话:“英文猛于薯干也”。 好在三年的功夫没算白费,高考那年英文得了很高的分,两小时的考试只花了一小时。后来进了大学,英文不通过四级不给学位,过了六级可以给奖学金,只好硬着头皮吃了四年苦,闻了四年的臭味,听了四年的蝇鸣,过了六级。人就是这样,痛恨一件事,就特别关爱另一件事,就象厌恨丈夫的女人就特别珍爱她的情人一样,大学四年倒是潜心读了不少的国语书。 总算熬到毕业,再也不用受那份活罪了,学位到手了,奖学金也花完了,让那可恶的英文见鬼去吧!于是毕业前扔掉了所有的外语书,连那本伴了我四年的《新英汉词典》,也送给了一位刚进校的老乡,终于一身轻松地,来到了单位,使劲地舒了口气:没有英文的日子,阳光灿烂! 可命运就这么地爱捉弄人。工作后第九个月的那天下午,老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公司缺少翻译,决定派你去南大外文系强化一年外文,回来后到外事部上班。” 老总满脸坚决,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外文猛于薯干,苛政猛于外文也。”直到现在,老总还记得我当时满脸的愤怒与无奈。 一年的日子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只记得几乎没有休息,象一只被掐着脖子的填鸭,还有就是南大食堂的伙食不错,宿舍前的那块草地很平整。 回到公司,外事部把我分给了海伦太太,海伦是业务上的专家,外方的技术代表,我也就成天象跟屁虫一样地尾随着她,成了她工作的一个工具,我之于她,就象我现在手头的这台电脑之于我一样,海伦给我起了个洋名,斯蒂芬;我听起来,总觉得是,死得瘟。 海伦对待工作,有着洁癖患者对清洁的那种渴望,斤斤计较,絮絮叨叨,非常人所能承受,幸好我受过红薯及外文的巨大打击,也算是个有过坎坷经历的人,也就万般无奈地承受着她喋喋不休的唠叨,再把她所有的唠叨译成中文,面带微笑地转告给中方的代表。 那天,周三下午,总算有了个清闲的日子,公司决定包场看电影《焦裕禄》,那是当年的一个大片,感人至深的片子,“进影院前多带点纸巾”,老书记很严肃地对我们几位说。 纸巾我是不用带了,估计那片子不至于让我伤筋动骨,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可以甩开海伦,逍遥地过一下午了,我暗自庆幸。 “斯蒂芬,我也想去电影院,我有兴趣看看中国的电影。”天啦,这个可恨的老太太!连这点空闲都不想放过我! 她明显地看出了我脸上的不快,便自打圆场: “我会尽力自已看的,不用你翻译,我能看明白。” 想到她一人独在异乡为异客,受苦受难,为了挣钱还常看我脸色,也不容易;再一想上礼拜还找她代一哥们换了400美金,心一软:“去就去吧,不过你得多看少问。” 就这么地进了影院,还特地听老书记的吩咐,帮海伦准备了一包纸巾。 电影拍到很感人,不到一半,影院里已哭声一片,海伦似乎也看懂了,很少提问,我只是奇怪她怎么还没哭,她可是一个信仰上帝的人,看到哭声中的她依然冷静,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八国联军会那么地残暴。 导演对剧情的把握很高明,影院的哭声越来越响就是一个佐证,这似乎也感染了我,静了下来,两眼盯着银幕,偶尔跟海伦搭一两句话,电影演到那个冰雪封地的冬天,孙老汉重病在床,眼着就不行了,他的儿子非常焦急,一想到有困难得找领导找救星找组织,所以决定披上大衣去找焦书记。 海伦看到这,一声不吭的她突然大声说:人都快病死了,找焦书记有什么用?应该立刻去找医生!县委书记能治病吗?真没常识! 经她一说,我猛地一惊,瞪了她一眼,她大概想到了她的承诺,闭上了嘴。 镜头又转到焦书记的日常生活,焦夫人要买点肉,半路让他给拉了回来,狠狠地批评着: “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咱哪能吃肉?”。 吃饭时,孩子不想吃窝头,哭着闹,焦书记打了孩子,然后让一家人围着饭桌坐了下来,啃着窝窝头。 多么地高风亮节!为了集体的利益,放弃了个人,放弃了家人,真是党的好儿子! 没料到,海伦又忘记了她的承诺,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声说: “怎么能对自己的孩子这么残忍!这还算是一个正常的父亲吗?” 我第一次见海伦发这么大的火, 一下子有些紧张,怕她再这么下去,会因影响公共秩序而受触犯咱们国家的治安条例,没准还会引起一场外交上的纠纷,拽着她逃出了影院。 我们是从影院走回公司的,一路上海伦还是那么地没完没了地说着她的观点。我一直默默地陪着她走,想着:是啊,人快死了不看大夫,却去找焦书记,这不是笑话吗?再者,你焦书记想当清官想立政绩想当清教徒那是你的事,你凭什么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与你一起去牺牲?再想到银幕上一家人吃饭,焦书记正襟危坐,面色凝重地讲国家、人民和个人三者的关系时,哪是一家人在吃饭,分明是在开县委常委会,妻子和孩子的耳朵里,没有丈夫的深情,没有父亲的宠爱,而是装满了县委书记的训话。 一路上就这么地走着想着,海伦突然转头问我: “斯蒂芬,焦是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偶像?” “是的,除了他,还有雷锋,王杰,杨子荣,董存瑞,张思德……”我一口气报出了很多,都是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我们心中的神,人格神。 接下来海伦的一句话我永远难忘: “为什么你们愿意神化一个人,而不去信仰一个真正的神,信仰上帝?” 我无言。 我只知道,当时我是入党积极分子,每月都要向组织彻头彻尾地汇报一次自已的所作作为,所思所想,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海伦弄明白什么是“积极分子”。 我也知道,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信仰,太实用化也太世俗化了,所以我们就没有了信仰,没有了一个宗教意义上的彼岸,所以我们会时常觉得自已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孤魂野鬼,一个生命的匆匆过客,所以有了唯我独尊的狂妄,有了无所适从的绝望;有了生的无奈,有了死的悲哀,有了生灵间的倾轧,有了心底里的挣扎。我也突然明白,为什么从前会有那么多的教会学校,那么多的有钱人把自已的孩子送到那里去念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传教士,那么多的牧师。 电影给我上了一课,海伦也给我上了一课,两堂课都很重要。 因为,我还得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一辈子,就象我的祖辈父辈们一样。 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会跟我一样? 看完电影,还得向组织递交一份《观后感》。 后来,电影《焦裕禄》荣获第十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 2002-04-25 16: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