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先生（化名为“文”吧）是一个大院长大的，他住第10栋，我住第17栋，他长我三岁。我认识他是刚进小学不久，是一个深秋，子弟学校举行大会，表彰在全市各种竞赛获奖的同学。因为当时刚入学，自己很有一种以高年级优秀学生为榜样的劲头，结果发现，全市数学一等奖，书法一等奖，语文二等奖，都是这位四年级的学校少先队副大队长获得，实在钦佩（但当时绝无爱慕之情）。

因为他高我三届，所以我们后来几乎没有见过面。

94年，是初秋，我们单位的舞蹈节目在武汉汇演，汇演完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几个去黄鹤楼玩，正巧遇见刚从十堰开会回来的他，他介绍我们可以去电视塔、开元寺和琴台看看。当时我兴冲冲地说了一句：“琴台？是不是姜子牙在那里弹《高山流水》的琴台？”，话还没完，他转而说什么龟山蛇山“龟蛇锁大江”，我立马恼了：对女士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下午在琴台，才知道是俞伯牙而非姜子牙，原来他故意岔开话题是为我保住面子，我对他顿生好感。

当时我刚好和男朋友分手（就化名为“武”吧），也比我高三届，我读一年级的时候，武就要毕业了，听说武在89年是积极分子，很有领导能力，善于演讲，周围经常聚集不少党羽，狂妄好斗，而且文章相当好，可以用“汪洋恣肆”形容。我并不喜欢这类男人，但武毕业后仍然死缠烂追，每个学期都要来看我3、4次。我读四年级的时候，他在德国进修半年。当时，周围的女同学都是名花有主，我呢，一方面是经不住这么死缠，一方面是很虚荣（是“德国”啊），所以也就不知不觉和武交了朋友。

和武写信通电话，最坏的毛病就是养成了好斗，非要争个胜负，更坏的是，他向我灌输“竞争”的社会、“生存”的法则。毕业后我回到故乡，武则帮我联系深圳的户口和单位，最后，据他自称是花了15万元帮我搞定了深圳户口和单位，并以此要对我毛手毛脚，我算是机智地逃脱了魔掌。后来一想： 15万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94年）。结合他经常鼓吹的“竞争”“生存”“搞钱”，我知道他肯定做了坏事，便毅然放弃了他。

从武汉回来，朋友撮合我和文，文和武尽管年龄身高块头都差不多，但他们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和武的狂燥比，文冷静、随和，敬业，不求闻达。当时尽管我断绝和武的往来，武仍然涎脸而来，我真怕他会伤了文，为了达到目的，武是什么坏手段都会用的，这就使我当时很忧郁矛盾。一日，武打来电话，狰狞的怪笑让我毛骨悚然，文从我手中接过电话，我飞跑上了街，我以为我和文再也没有未来了。但事后，文说，武以后再也不敢骚扰我了，我起初还半信半疑，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交往了近一年，文告诉我他的过去，他和她（化名为“米”吧）5岁就在一起青梅竹马了，米也是大院长大的，和文同学，住16栋（离我家还更近）。他们年轻时候比较意气用事，第一次吵架之后就分手了，15年的友谊就此结束。我于是第一次读《听雨楼杂记》，杂记从82年末开始，范围在“琴、棋、书、画、诗、酒、花，天、地、史、哲、禅、游、侠”，都是成长的痕迹。他在一篇给我的《爱在秋季》之后，就封笔了，这十三年的杂记由我保管。

和文交往的这一年，也是我说服他的一年：于己，他总是用禅的“自我解脱”麻痹自己；于人，他总是用儒的“温良恭俭让”约束自己。于是，我用佛的“大隐隐于朝”鼓励他，用儒的“不患不知人，患人不知己”鞭策他，用现实中那些技不如他的人排挤他的事实教育他，用鲁仲连、李白“功成身退”思想开导他。他终于明白“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功成”的轰轰烈烈，哪有“身退”的平平淡淡。他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理想主义者，但我认为效果一样，因为这个社会“狗眼看人低”，没有物质基础不要奢谈精神生活，没有社会地位不要奢谈别人的尊重。

因为文极敬业，所以事业之路走得很好，97年我们结婚，98年他去了县里，1个月只有几天在家，儿子出世，抚养、教育都是我为主，他在家的日子也是尽心尽力，特别是儿子几次大病，他都急到位。今年元月，他回城了，过年的时候痴迷于电脑，而且还翻开由我保管的东西，摘录以前的诗稿，最后到了对儿子的关心还不如他在县里工作时对儿子的关心，而且也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如果是女儿，也就算了，女儿唱歌跳舞我带也行，但儿子应该和父亲在一起，应该在男人的世界里生活。我知道文在感情方面没有问题，但那些他写给米的那些诗歌会让他回到“琴棋书画”的世界而忘了真实的生活，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从虚拟的世界里拖出来，儿子，一定要交付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