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琴

    我上学那年七岁，开学第一天，我背着母亲缝的花书包，跟在哥哥的屁股后面，一蹦三跳地去上学。

    我和小琴分在一个班级（小说祭日里的小琴）。小琴大我半岁，知道的事情比我多。小琴坐在我后面，我每次上课前，回头看一下小琴课桌上的书本，才知道要上什么课（不知道墙上贴着课程表）。

    小学三年级时，我和小琴分在一个组（一个教室竖着四排，每一排为一个小组），我坐在最前面，她坐在最后面（我从小长的像豆牙菜，又高又瘦，不知怎么坐到前面去了）。当时我是学习小组长（记忆里，上学时期混的最大的官就是学习小组长了），班主任老师姓周，是个复员军人，三十岁了还没娶上老婆。他好像在追学校里一位姓赵的女老师，女老师是下乡知青，来学校很多年了，高不成低不就，二十八了也没嫁出去。但长的很漂亮，头发自来卷，戴了副金边眼镜。

    周老师是教语文的，但普通话说的很糟糕。他好像很喜欢我（真不明白我哪点讨了他喜欢），认为我是班上语文成绩最好的。有一次，他依次让全班同学上黑板听写单词。惟独没叫我和语文课代表。其实，我当时有好多生字不会写。

    我和小琴同窗三载，然后就分道扬镳了。原因不是她转学，也不是她父亲转业，而是我留级了。

二、我当上了少先队员

    我小学一年级，便成为少年先锋队组织的一员。那时，加入少先队员是一件极其光荣、伟大的事情。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来之不易！一个班，一个学期，只有几名同学入队。

    小学一年级的下学期，有一天，我感冒了，仍坚持上学。母亲来学校给我送衣服。当时，代课的是校长刘××。母亲走后，刘校长当场表扬我带病学习的精神，并号召大家向我学习。

    不久，学校发展一批少先队员，我成为全班入队的三名同学之一。

三、我参加宣传队

    我二年级时，学校开始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有幸入选，同时参加的还有左红梅同学。红梅大我一岁，扎了两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很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从此，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必须在学校的院子里排练节目。当时，学习很轻松，放学也不布置作业。我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都会心不在焉，脑子像插上翅膀，飞到放学后的节目排练中了。

    宣传队里属我和红梅最小，当我们注意力不集中或动作总也做不好时，赵老师会啪着巴掌大声喊：“小梅，大梅唉———”（我是小梅，左红梅是大梅）。

    五年级那年，校办工厂生产了一种腐派酸农用肥料，宣传队为了宣传这种肥料，借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的曲子，把歌词改成：“腐派酸种植肥料就是好，嗨，就是好，就是好嗳，就是好，就是好。。。。。。。。”唱起来不伦不类，很滑稽。

    记得，我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我们宣传队的全体师生步行三十里路去一个很偏僻的乡村演出。我们下午出发，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那次演出很成功，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观看。可以想象，当时农村文化生活的枯燥和贫乏。

    等演出完毕已经是半夜了，我们连夜往回赶。那个夜晚天很蓝，星星眨着眼。月亮映在水里，闪着银光。蛙声从稻田地里传来，此时彼伏，很有节奏。也许是大家太疲劳，竟没有一个人去欣赏美丽的夜景。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到匆忙的脚步声。我又累又困，真想躺在地上睡一觉。我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一不小心滑倒在水沟旁，多亏了周老师相救，我才没有掉下去。但我的一只球鞋灌满了水，走一步扑哧响一下。

    经这么一吓，我清醒了，脚步也放快了，接下去的路，好像轻松多了。

四、我家的狗

    那几年，每年的夏天父亲会从六安回到芜湖家属区与我们母子团聚。我们家每年都会养一只狗，一是为看门，二是因为我喜欢，三是因为父亲喜欢吃狗肉。狗生长的很快，一年下来，能长到半人高。每当父亲回来的时候，便是这条狗寿命的终结日。每条狗我都是从小抱到大，实在抱不动了，也要搂着脖子亲热一番。狗和我的感情深厚，只要放了学，就不离左右，成了我的跟班和随从。

    每天清晨，我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狗，如果狗不在家，我会放开喉咙呼喊它的名字（小时候，我的嗓子特别好）。清脆嘹亮的嗓音在整个家属区回荡，能传出几里路。狗听到我的喊声，不论有多远，不论在哪个角落，都会撒开腿玩命地往家奔。

    每条狗都要经过一次严刑考打，才能长记性。那个年头，生活水平差，人刚解决温饱，不用说狗了。 狗饿急了眼，就会偷嘴吃。有一年，我家的狗偷吃邻居家的面粉，被邻居阿姨抓个正着，阿姨状告母亲。母亲派我喊回狗，关上门。母亲手执毛巾，按着狗的脑袋，一边抽打狗头，一边大声痛斥：“还偷不偷嘴吃了？再吃，就打死你！”直打的狗一边呜咽，一边躲避。当把面粉袋放到狗脸前，狗吓的看一眼都不敢时，母亲才肯罢手。

    从此，只要桌子上摆了饭菜，无论有没有人，狗都会安心地趴在桌子底下，静心地等待赏根猪骨头和剩汤剩饭。狗吃不饱，就会去部队生产区食堂的垃圾堆捡吃的。我家有一只大灰狗，突然有一天失踪了，估计是被生产区当兵的偷偷杀吃了。

    父亲回来，是我们全家人最高兴的时候。母亲会拿出储存了一年的好东西做给我们吃。父亲会趁我上学的时候，把狗吊在门口的大杨树上杀了。等我放学，狗皮快扒完了，我惟有抱头痛哭的份了。小伙伴都会跑来观看，一边同情我，一边叹息狗的不幸，一边流着口水，想象狗肉煮出来的香味。母亲把狗肉分给左邻右舍之后，剩下的便用大铁锅煮了。一般情况下，我哭够了，狗肉也煮熟了。这时候，父母亲会笑着哄我吃狗肉。我毕竟是孩子，经不住肉香的引诱，竟然也啃几块狗骨头。

    等父亲一走，母亲又会抱回一只小狗。我便忘记痛失大狗的悲伤，欢喜地逗引小狗了。几年如此，直到我十二岁时，父亲从六安开来一辆大卡车，把我们母子接了去。

注：童年趣事多，有空再接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