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纪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2003年5月31日是一个周末，整个欧洲大地一如往常，处于一片平静之中。然而，欧洲的几大重要报刊《法兰克福汇报》和《南德意志报》（德国）、《解放报》（法国）、《新苏黎世报》（瑞士）、《共和国报》和《La Stampa》（意大利）以及《El Pais》（西班牙）却用它们精心策划的反常举动打破了这一平静，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一同发表了七位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著名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的文章，他们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 Habermas）、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 Derrida）、瑞士作家穆希格（Adolf Muschg）、意大利符号学家兼作家艾柯 （Umberto Eco）、西班牙作家萨瓦特（Fernando Savater）、意大利理论家兼欧洲议会议员瓦蒂莫（Gianni Vattimo）以及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
    文章主题鲜明而统一：主张一种多极世界的观念，要求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呼吁欧洲必须在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口径更是惊人的一致：（首先是全欧洲然后是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充当反对美国霸权的急先锋。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一发表，欧洲上下反响强烈，或热烈赞成，或坚决反对；或平和商榷，或尖锐批评。而据《法兰克福汇报》预告，它们近期还将发表更多知识界和思想界名家（比如德国著名法理学家Dieter Grimm）的重磅文章，推波助澜。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雄心和大众媒体借以造势的决心可见一斑。
    ·伊拉克战争作为契机
    早在今年5月中旬，笔者在南德拜访哈贝马斯的时候，他就曾透露过他们这次行动的计划，并且还说他们的计划已经得到了欧洲许多政治家特别是德国政治家（比如德国外长菲舍尔）的鼎力支持。而他们此番行动的目的就是要配合欧洲政治家，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提出挑战，一道沿着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推动欧洲的全面复兴。他还表示，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能行动起来，并和欧洲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世界格局将会为之一新。
    很显然，哈贝马斯他们此举的契机是伊拉克战争。他们认为，美国撇开联合国和欧盟，也没有得到北约的支持，就单方面对伊拉克宣布动武，这是对欧洲地位的一次巨大挑战。现在，伊拉克战争尘埃落定了，欧洲人也应该重新考虑定义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而今年2月15日爆发的全欧反战大游行则是一种明确的信号，它标志着正在形成一个作为未来欧洲政治文化基础的“欧洲公共领域”，而这一时刻将永载欧洲史册。
    说到伊拉克战争，我们可能还都有印象，就是欧洲主要大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对抗美国的立场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就在欧洲民众和欧洲政治家向美国表示不服从的同时，知识界也曾发出过强烈的反美声音。早在战争爆发前夕，德国的《时代周刊》（Die Zeit，2003年2月）就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一批著名学者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出了质疑。
    巧合的是，《时代周刊》的这个专题也是发表了7位学者的文章，分别出自巴特勒（Judith Butler）、德沃金（Ronald Dworkin）、马佳里特（Avishai Margalit）、罗蒂、魏特沃德（Ruth Wedgwood）、格德明（Jeff Gedmin）、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笔下。前四个大名鼎鼎，后三个虽然相对陌生，却也是一方专家。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就简单地介绍一下前四个名家的观点。
    巴特勒的文章是冲着另一个知名学者伊格奈蒂夫（Michael Ignatieff）来的。因为伊格奈蒂夫不久前在他的一篇文章曾指出，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美国能推行一种友善而“温柔的帝国主义”（sanfter Imperialismus）政策。对于这一观点，巴特勒很是表示担忧。他认为，任何一种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在国际法上都很难获得合法性，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完整问题。即便是联合国，也不能随便干涉一个国家的主权。退一步讲，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有联合国才有权单方面干预伊拉克的主权。巴特勒还认为，美国干涉伊拉克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促使在伊拉克实现公正、民主的自由选举，而是要迫使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下台，因为美国人坚持认为，萨达姆在位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威胁，虽然他们没有任何可靠的理由支持他们的这个观点。美国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究其根本原因，不过是要捍卫它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因此，巴特勒提醒我们注意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帝国主义在当下可能具有的新的形式以及追求的新的目的。
    德沃金不愧为法哲学教授，开门见山，标题就明确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不正当”。文章更是短小精悍，他认为，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在伊拉克随时都会找到新的证据，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理由能说明美国单方面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具有正当性。美国要想让自己的行动具有正当性，就必须依靠国际法，而要想依靠国际法，就必须尊重联合国。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支持和授权，美国的任何行动都会对国际法的未来造成极大的危害。
    马佳里特的文章标题为《错误的战争》。大概是作为以色列人的缘故，马佳里特认为，不管布里克斯（Hans Blix）提交的核查报告说什么，他都坚信，伊拉克拥有生物和化学武器，也拥有超过联合国规定的导弹。但这并不妨碍他反对美国动武，因为美国将要发动的是一场“错误的战争”。
    罗蒂则指责美国抛弃了它的传统的共和主义精神，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世界帝国”。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变得如此猖狂，主要是由于没有了外在的约束，中国和俄罗斯不足以成为制衡美国的力量，同样，欧洲由于其松散状态也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美国才觉得重新安排世界秩序是历史赋予它的一项神圣使命。比较有意思的是，罗蒂和前面几位学者不一样，他没有直接批评美国，而是转而痛陈欧洲的不是，以此来揭露美国的霸权。他认为，欧洲长期以来对于美国的膨胀一直袖手旁观，甚至采取鸵鸟政策。今天，美国甩开欧洲对伊拉克动手，应该让欧洲觉醒过来，他们要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就必须联合起来，由多声调变成一个旋律。
    在这样一个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面前，哈贝马斯自然不会也不甘保持沉默，但这一次和科索沃战争不同，哈贝马斯没有在战争伊始就急于表态，而是直到战争有了初步结果之后才姗姗发言。4月27日，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雕像倒塌意味着什么？》（Was bedeutet der Denkmalsturz ?）的文章，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特别是美国的国际战略提出了全面的检讨。他认为，美国推动的是一种单边霸权主义，不但破坏了世界的现有秩序，也直接威胁到世界未来格局。而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和所发动的这场世界秩序的革命，欧洲不能熟视无睹，并且提醒人们注意，欧洲目前在面对美国霸权的时候还存在着两种不良的倾向：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就伊拉克战争而言，哈贝马斯指出，随着萨达姆的塑像的轰然倒地，美国的规范权威也宣告土崩瓦解。最后，哈贝马斯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呼吁欧洲必须对美国的规范权威性提出质疑，认为美国（包括始终站在美国一边的英国）所奉行的政治哲学依然没有摆脱自由民族主义的传统，而欧洲大陆应该拿出他们的优良传统世界大同主义对此加以抗衡。
    
    ·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不是梦
    
    抗衡美国的第一步就是要让欧洲振兴起来，而这是历史交给欧洲知识分子的一项伟大的使命。哈贝马斯充当了急先锋，他撰写了纲领性的文章《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Der 15.Februar oder: Was die Europ?er verbindet. - Pl?doyer für eine gemeinsame Au?enpolitik - zun?chst in Kerneuropa），并邀请德里达署名支持。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一举抛开在理论上长达数十年的恩恩怨怨，联袂撰文，这本身就极富象征意义，被誉为“当代欧洲思想界的一次轰动之举”。
    德里达在文章的前言中对他们联合出手的动机则有着明确的交代。他认为，不管他和哈贝马斯过去在哲学理论上有多大的分歧，现在都是共同发出声音的时候了。因为，眼下他们两人在对待欧洲前途的问题上有着高度一致的看法：从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重新定位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从康德哲学传统出发，重新确定和改进国际法及其相关制度，特别是联合国，以便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权力分配机制。
    可是，要想明确国际法及其制度的未来，首先就要明确欧洲在这当中所要承担的使命；而要想明确欧洲的使命，前提是必须搞清楚究竟什么是欧洲，因为，我们知道，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欧洲是分裂的，不但英国一如既往地支持美国，就是那些等着加入欧盟的国家（比如波兰）也死心塌地地站在了美国的一边，这就不能不让人对欧洲的概念产生怀疑。换言之，一个想和美国平起平坐并重新分配世界权力的欧洲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国家？
    针对这个问题，哈贝马斯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是所谓“核心欧洲”（Kerneuropa）的概念。他们认为，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想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欧盟的政治一体化显然是不现实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条件已经成熟的“核心欧洲”建立起政治一体化，根据首批发表言论的作者队伍的构成，我们大体上还是可以推出“核心欧洲”的所指的，这就是以德国和法国联盟为轴心，包括意大利、西班牙以及瑞士等。建立“核心欧洲”的目的，则是要为未来欧盟的政治一体化提供示范，因此，“核心欧洲”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每一个认同“核心欧洲”的国家随时都可以加入。
    这样就把问题的焦点推到了“核心欧洲”的认同上面。也就是说，“核心欧洲”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甚至于命运共同体，其基本的认同主要有哪些。因此，哈贝马斯他们在文章中反复强调建立一种共同的“欧洲认同”（europaeische Identitaet）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文章从哈贝马斯的视角交换理论出发，认为首要任务是寻找到一种能带动与联合欧洲核心部分的共同价值观。在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看来，这一点在欧洲已经了一定的基础：首先，欧洲是有不同的民族国家构成的，这些民族国家由于语言、文学、历史以及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不同而一度相互冲突，但到了20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一种尊重差异性的趋势，可望成为欧洲认同的一个基础。其次，如果说克服民族主义解决了欧洲国际关系当中的冲突问题的话，那么，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则大大缓和了各民族国家内部的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这样就克服掉了建立欧洲认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阶级障碍。
    相对于美国而言，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认为，欧洲已经有了许多共同的认同，比如，欧洲社会的世俗化相对而言来得更加彻底；欧洲民众反对逾越政治与宗教的界限；欧洲人更相信国家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而对市场的调节能力保持深刻的怀疑态度；欧洲人对“启蒙辩证法”有着很好的理解，面对技术进步不是那么盲目乐观；欧洲人更倾向于从社会团结出发的制度规范，尊重个人人格的完整，并主张在控制与减少军事暴力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建立一种有效的世界内政等。
    很显然，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对所谓“核心欧洲”和“欧洲认同”的阐述是非常具有纲领性的，瑞士作家阿道夫·穆希格则心领神会，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了题为《核心欧洲：论欧洲认同》（Kerneuropa ：Gedanken zur europ?ischen Identit?t）的文章，有针对性地把这个纲领进一步加以细化和深化。他认为，欧洲的现在其实就是欧洲未来的基础。欧洲既不代表整个西方，也没有垄断对科学、启蒙和现代性的理解。欧洲的认同不是能够证明出来的，而是逐步培养起来的。因此，欧洲在建立认同过程中千万不要给自己设定界限，换言之，欧洲认同必须对自我和他者、对历史和未来永远保持一种开放状态。
    把发挥和深化“欧洲认同”的工作交给阿道夫·穆希格显然是大有用意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阿道夫·穆希格是一位瑞士作家，而瑞士在欧洲的地位一直都非同一般，长期以来，它与欧洲其他国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独树一帜。现在，如果连瑞士这样一个逍遥在欧洲范畴之外的欧洲国家都能够融入作为“新欧洲”的“核心欧洲”，那么，这将无疑是对欧洲概念的一次巨大的突破，也充分显示了“核心欧洲”概念的无穷魅力。
    在这场复兴欧洲的运动中，作为唯一的一个非欧洲人，美国哲学家罗蒂的作用不容低估。如果说，在“反美挺欧”的问题上，欧洲学者是在做正面阐述的话，那么，罗蒂显然是在做侧面掩护。作为被攻击对象美国的一位知识分子，罗蒂的反美观点对于欧洲知识分子来说不啻于具有象征意义。罗蒂好象也非常懂得如何发挥自己的身份优势，他发表在《南德意志报》上的文章题为《侮辱还是团结》（Demütigung oder Solidarit?t），把复兴欧洲的问题拉回到了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当中，主张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建立一种团结关系，而坚决反对任何一种形式的屈辱关系。
    罗蒂的批评可谓语出惊人，他从华盛顿新近对待欧洲的态度入手展开自己的立场。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华盛顿政要一再重申要对在伊拉克战争当中与美国离心离德的欧洲国家（主要是德国和法国）进行报复。在罗蒂看来，美国真要是报复欧洲的话，那就是在采取一种“屈辱别人”的策略维护自己的霸权。为此，罗蒂郑重呼吁，欧洲核心国家此次必须坚决顶住美国的压力，否则，将来它们就永远也别想在国际事务中有丝毫的实质性的发言权。而对于美国自身，罗蒂强调，一个具有均衡力量的欧洲不是坏事，“如果欧洲领导人只是一味地附和美国的单边主义，对美国也将是一场悲剧。因为，如果美国果真强迫德国求饶不受孤立，强迫法国求饶不受惩罚，那么，将来有朝一日，美国总统要是再决定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的话，美国在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反对力量”。那个时候，美国将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也必将“孤掌难鸣”。
    
    ·反对意见露出端倪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就在以哈贝马斯为首的公共知识分子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充满乐观并积极加以勾画的同时，无论是欧洲大陆，还是美国本土，都出现了许多反对的声音。先说欧洲大陆。我们发现，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反对声音竟然主要刊登在哈贝马斯昔日的主要学术阵地《时代周刊》上，这不能不让我们对《时代周刊》这份报纸多说上几句。上文已经说过，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时代周刊》曾是知识分子表达反战意见的主要媒体，但据说，随着战争的急剧发展，《时代周刊》的立场可谓急转直下，对伊拉克战争不是明里沉默，就是暗里支持，在德国一度曾引起舆论的诸多猜疑。哈贝马斯后来把他批评战争和复兴欧洲的文章转投《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或许就是对《时代周刊》的一种无声抗议，至少表明，他和《时代周刊》有了一定的距离甚至隔阂。
    6月4日的《时代周刊》发表了罗斯（Jan Ross）的署名文章，认为哈贝马斯和他的朋友们所宣扬的“核心欧洲”观念含混不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甚至暗含着一种意识形态，因而不是太有说服力。此外，在罗斯看来，哈贝马斯他们所列举的欧洲基本认同都是冲着美国总统布什去的。概括就是一句话：所谓欧洲的，就不是美国的；而一旦是美国的，也就不能是欧洲的。罗斯觉得，单纯从欧美对抗的角度去界定欧洲认同，未免也太狭隘了。
    华盛顿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吕茨勒（Paul Michael Luetzeler）长期从事欧洲问题的研究，这次也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采用的是一种文化历史叙事的批评视角，因而显得与众不同。他认为，哈贝马斯他们文章的一个共同缺点就在于对欧洲话语的历史缺乏基本的认识或缺乏正确的认识。欧洲话语并非如哈贝马斯所说，“刚刚兴起”，而是有了两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无数仁人志士都曾发表过他们的创见。再者，哈贝马斯他们所主张的“核心欧洲”现在连欧洲范围内的战争都无法制止，又如何来对全球语境中的和平提供保障呢。况且，过于强调“核心欧洲”，还会带来分裂欧洲大陆的危险，因为它人为地制造了“核心欧洲”与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紧张。
    无论是罗斯，还是吕茨勒，都紧紧抓住“核心欧洲”的范畴在做文章，因而似乎没有批评到点子上。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在这方面则要高出一筹，他抛开了哈贝马斯等人的文章，转而追溯其背后的理论动机并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他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战争，道德与罪责》（Krieg，Moral und Schulden），对哈贝马斯等人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他认为，欧洲的未来当然需要一个新概念，但“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不应该逐渐消亡，因为那样只会把内政与外交混为一谈。我们不难看到，詹姆斯这样认为，实际上是在向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概念发难，因为哈贝马斯主张超越民族国家，建立一体化的世界内政。此外，詹姆斯还为资本主义提出辩护，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是减少世界贫困的最快速的手段，反资本主义思潮曾给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过巨大灾难。詹姆斯所说的“反资本主义思潮”，主要指的是发源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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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哈贝马斯等公共知识分子复兴欧洲的运动还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我们将跟踪欧洲知识界和政界的不同反应并作出相应的评述。需要交代的一点是，哈贝马斯所发动的这场知识分子复兴欧洲运动其实在理论上没有太多的新创，基本上还是在重复他这些年来的有关观点，特别是他的所谓“后民族格局”的观点，但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此次行动充分显露了哈贝马斯本人的政治关怀和政治抱负。
    记得哈贝马斯的一个学生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哈贝马斯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执教，一直郁郁不得志，直到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菲舍尔拜到他的门下，心态才有了积极的转变。据说，哈贝马斯第一次和菲舍尔长谈之后，曾站在法兰克福大街上发出长叹，认为自己此时此刻才真正回到了法兰克福。
    今天，哈贝马斯可以说既是和德里达等公共知识分子、也是和菲舍尔等政治家在联手行动，据他自己说，他此举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要把菲舍尔推上欧盟外长的宝座，对此，他在文章中倒也直言不讳。但正如欧洲有关媒体所报道的，无论是欧洲的政治格局还是德国国内的政治格局都注定菲舍尔在出任欧盟外长的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或许，真的要等到菲舍尔拿到欧盟外长的入场卷，而且还要获得远远超出目前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首席代表索拉纳的重任，哈贝马斯才会又一次发出感慨：他真正站到了欧洲的大地上。
    但不管动机如何，也不管结果如何，哈贝马斯以及其他欧洲公共知识分子对欧洲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命运所表现出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无疑是值得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认真学习的。
    （哈贝马斯教授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他自己文章的手稿及相关文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