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以自己是农民为耻

文/御风

当有人说我是农民的时候，我从没有认为那是种耻辱，因为我就是农民出身，我的祖辈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数典忘宗的事情我是不做的。

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当“农民”这个词和另外的“同志”、“小姐”一同被称为改变了根本词义的三个概念，这个称呼包含了蔑视甚至是侮辱的意味时，我仍认为自己本就是农民，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这个词有我自己赋予它的更多的含义。

当农民这个词越来越多的从那些所谓“精英”的口中吐出，它并不是在谈论一个阶层，如果这些人真的在思考着“农民”这个阶层而重复这个词的时候，我会对他报以敬意，因为他在关心；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在轻蔑的吐出这个词的时候，是在嘲笑着一种意识：农民意识。他们把那些愚昧的、落后的、狭隘的、低俗的等等所有的低劣的思想都堆积到农民头上，却忽略了农民所具有的那些优秀的、善良的、无私的、比那些“精英”们高尚的多的品质。所以，当那些所谓的精英在说我是农民时，我仍然不会感到那是耻辱，我会用鄙视的眼光回敬你

当代的报告文学，的确不乏让我激动的作品，但是让我真正读到流泪的，是陈桂棣 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他们是真正关心农民的人、是真正走近了农民的人，也是最有资格对“农民”两个字做出最公正评价的人。他们写出了农民的困境、写出了农民的勤劳和忍耐、写出了他们的善良和宽容、也写出了他们的自私和狭隘，但是，他们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农民这个阶层也是人性光辉最集中的地方。

中国十一亿人口，有九亿农民，所谓的泱泱大国，离开了农民你还剩下什么？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了农民，这个国家将会更进步更先进，早就成了世界强国了。但是，回头看看，到底是什么在真正的支撑着这个精英掌控的世界：2003年底的统计数据，每年全国城市建设、企业工厂所正常需要的农村廉价劳动力是一亿三千万；在没有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的中国，粮食的生产需要一亿七千万的农村劳动力。正是这数以亿计的农民，用他们极其廉价的汗水和生命养育着这个国家 、建造着精英们办公生活的楼盘别墅，被盘剥着，用汗水和生命换取着嘲笑而充盈着精英们的口袋。

或许有人继续辩解，我不是在轻视农民，我是蔑视那种农民意识。

作为农民，不可否认的属于那种社会的底层，它是一个受压迫最集中的阶层，几乎不从社会受益而纯奉献的阶层。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者阶层，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自然有不同的趣味和习惯，从而形成不同的观念，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在号称民主和自由的时代，他们没有以一个“底层”的面目出现，甚至连自己的声音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农民现在只是一个被言说的群体，是没有话语能力的，更谈不上有什么发言权，这是统治者长期实施压迫性教育的结果：使自卑和奴性成了底层意识的一部分。

所谓的农民意识的本身就是个分裂的概念，它到底是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因为它无法表述自己。如其高傲的蔑视，不如试着走近。试着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状况究竟如何、他们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如果中国多些象陈桂棣 春桃夫妇这样的知识分子，多些象他们这样的精英决策者，那么精英和农民的隔膜会越来越淡些吧。

仅仅呐喊是不够的，学者刘旭撰文说过，让农民摆脱无法表述困境最根本的办法是教育，但是作为现行的农民，正在逐渐丧失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我无意于抨击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状况，我只是列举一些事实：中国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其实是纸空文，根本不存在着纯粹的“义务”，那些名义上的义务教育几乎可以让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孩子望而却步；在教育局从事基础教育四年，我所目睹的是空空如也的校园和数据完整的报表——没有辍学；新闻媒体大肆宣传的希望小学的兴建，对于那些真正贫困的地区不过是杯水车薪。没有教育，农民如何去脱离意识上的贫困，难道仅仅靠你几句谴责和蔑视和嘲弄就可以见效吗？

让我感到悲哀的不是有人在说我是农民，而是那些在口里说着别人是农民的人们，从没有真正的去思考一下“农民”这个词所包含的一切。作为一个知识者，我想更应该可能多的去关注农民去表述农民，我们既不要把他们彻底美化，也不要把农民问题道德化，用我们的理性和良知去关心他们，因为作为一个人，不应该对同类的苦难和被损害置之不理，因为我们每个人可以说都是农民的后代，并且由于人生的不稳定性，我们都有可能再次沦为曾经不齿的农民，因为只有改善了农民的生存处境改善了整个底层的生存处境，整个社会才会充满活力才会更安定，这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

说到最后忽然想到前段时间看到的一组数据：

（一）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1922年根据洛伦茨曲线提出的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大雨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而我国的这个指标在1991年是0.282，仅仅十年之后，也就是2001年这个系数就上升到了0.459，也就是说，我们的贫富分化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二）

1998年美国慈善公益机构掌控的资源达到6700多亿美圆，相当于美国GDP的9%，其中有近2000亿美圆是个人捐款，相当于美国GDP的2%，按这个比例，中国的个人捐献每年应该有2200亿人民币，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年能够筹到的所有慈善捐款达到50亿就不错了。

以上的数据我想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和忧虑的。

如果精英们可以少说点，如果精英们可以多奉献点，如果精英们可以多写些类似《中国农村调查》那样的文章，那么，你眼里的农民形象和农民意识会有所改变的。如其总是在那里忧国忧民、关心那些国际国家大事、如其在那里抱怨农民抱怨农民意识，不如切切实实的为那些底层的人们做点事情，你无法参与决策、你无法影响决策、你无法完全改变现状、光是喊口号是没用的，那就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最后，我还是认为我是农民，以后我还是会把自己当成农民的一分子，并且永远不会为此感到耻辱，因为一个真正的儿子永远不会背离他的父辈。

[肯定有人会说我也是在口头上教育别人，不过我的确是这么想的，没有矫情，我不是那种富裕者，从教16年除了置下一套房子（福利房）身无长物，自97年到山区义教检查开始每年480元我资助两个农村学生，现在一个于青岛建筑学院就读大一，一个于邹城二中读高二。我能力所及仅此。是为本文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