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的年代：(一)无赖儿郎何其多？

大明这个朝代在年少的知了面前始终是交相展现着波澜壮阔与慷慨悲愤的画面。这个朝代结束了蒙古异族对中华大地的残暴统治，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朱元璋特别是其手下的大将徐达、朱文正、李文忠、汤和、沐英等率领的淮右军北定中原的飒爽英姿常让后辈小子血脉贲张之余对其顶礼膜拜。另一方面，这个朝代最后却又遗憾地亡于另一个异族满清，大好河山沦于异族之手，袁崇焕史可法李自成张献忠挽狂澜于既倒不得的回天无力真真让人扼腕叹息，特别是满清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割地求和，卖国求荣的史实让人对满清统治者恨之入骨，也为三百多年前的山河易帜感到无比的惋惜。

可后来看过鲁迅先生给曹聚仁先生信中的一句话：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疑惑之余，对明清史不由进行了一番关注，读史之后，才真正对自己已往的见解产生了彻底的动摇。

说句实话，明朝真的是一个无赖儿郎的时代，与朱明那帮猥琐的皇帝相比，满清皇帝几乎都可称为有道明君了。且不说在文学艺术经济上的成就，单就疆域面积来说，满清在开疆拓土方面的成绩是明朝绝对不能比拟的，它给中华带来的嫁妆是如此丰厚，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台湾…..以至于现在公允地讲，与割让出去的土地相比，清朝委实是功大于过的，考量现代世界历史进程，正是由于清朝夯下的坚实的基础，才使奄奄一息的近代中国没被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鲸食一空。

不少人以为朱明之亡亡于李闯及满清，但实事求是地讲，李闯及满清所以能亡明者，实由于明室朝野上下之腐败。将亡国的原因归于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侵，无当也。明之中叶，士气已坏，至其末造，腐败益甚，官府坏于吏胥，地方坏于乡绅，兵不教练而肄抢掠，将无学术而务欺诈。贪鄙奢淫者相望于社会。纵观整个明代，不得不承认与其说亡于满清李闯，不如说是亡于整个无赖儿郎何其多的自身，其实祸根早就种下，知了以为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开始了。

中国历史上有流氓无赖精神的开国皇帝不少，如刘邦，如刘裕等。但要说集大成者恐怕就得数朱元璋了，这个流氓无赖出身的皇帝本性狡诈多疑，残忍冷酷。在杀戮功臣的记录上，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简直就到了病态的程度，胡惟庸蓝玉一案，14年间共杀了四万五千人，亲侄子朱文正，亲外甥李文忠也死在他手里，功高盖世的徐达、刘基也不放过，更没道理的屠杀莫过于杀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了。清史学家赵翼说过：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其残忍暴戾还表现在酷爱剥皮揎草这种最残忍的刑法，即将犯人的脸皮整张剥下来塞上草。而他率领的淮右之军嗜食人就不以为奇了。他狡诈多疑，特务系统密如蛛网，市井民间议论老婆脚大者都要捉将官去治罪。值得一提的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朱洪武对文化和文人有一种先天排斥的拒绝心理。在对待文化及文化人方面，朱元璋表现出来的绝对是苦大仇深的贫农表现出来的阶级感情，嫉妒又记恨，睚眦必报，自己的语言更且直白，见过他的圣旨的不由人不捧腹大笑。

朱元璋流氓气重，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更为歹毒，对于大学者方孝孺，建文帝朝臣齐泰铁铉等少者诛一族，多者十族，并亲笔批示将他们的妻女都送到军营里，让士兵轮奸，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无数无辜宫女也妄加诛杀。他和手下的对话有一段竟然是这样的： “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轮奸）……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有的受害妇女死了，朱棣降旨：“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如此下作野蛮，如此失却人性，整个世界历史上都少见。

明代的皇帝真没几个象样的，英宗听从太监王振的话亲征也先，却落个土木之变，五十万大军土崩瓦解，自己倒成了俘虏；武宗一天到晚梦想着“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自封镇国公，节制天下兵马总兵官，只着想过打仗的瘾，朝政则由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把持；万历帝在位近五十年大半时间完全不理国事，无所作为，大奸臣严嵩也就应运而生；熹宗朱由校根本不理朝政，喜欢骑马射箭，打枪划船，最喜欢和擅长的则是土木工艺，一个本来天生的土木工程师去做皇帝，结果大权旁落魏忠贤，自己倒成了傀儡；而崇祯性格多疑优柔寡断，自毁长城，只依赖着宦官和佞臣，政暗国弱，亡国早就旦夕之间，只是由他来承担这个结局而已。

皇帝如此，皇室的其他人呢？朱元璋为了确保江山永固加强宗藩势力，大封诸王，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可惜明代的金枝玉叶却没几个争气的。顾炎武就说过：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朱姓子孙众多，岁月流逝间很快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据史记载，万历32年宗藩人数在8万左右，迄明之亡有10多万之众，这些天潢贵胄多半是游手好闲，穷奢极欲之辈，继承其祖先流氓无赖嘴脸无法无天的贪鄙之徒更不乏其人，盗窃者有之，敲诈勒索者有之，抢夺民田，兼并屯田者有之，掠夺民舍者有之，完全是国家经济生活的蛀虫，商贾及民无不痛恨。而且宗藩还往往与宦官相勾结或扰民或谋叛危害天下。这些社会垃圾无不卑微无能，至亡国时猥琐不堪，有的恣情享乐，沉缅于醇酒妇人，有的风声鹤唳，望风而逃。

明朝政治上的乌烟瘴气集中表现在宦官之流专权，赵翼讲过：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明代宦官在皇权的卵翼下逞凶肆虐，耀武扬威，鸡飞狗跳，直至灭亡。宦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机构重叠，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内府供用库、司钥库、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以及甲乙丙丁等十库，还有房、作、东厂、西厂、内行厂等负责侦察、监视、逮捕、刑狱的特务机关，不仅如此，还设立了提督京营太监，太监也负责织造、监军、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有明一代，宦官自成体系，俨然中央政府中的政府，宦官的专权弄权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经济上的横征暴敛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摧残，军事上宦官监军，加速了军队的腐败，使边防大为削弱。历史上有名的明朝大太监有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正是这帮太监的胡作非为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明朝的官风也腐烂不堪，人浮于事，吏治腐败。从《万历十五年》中可看出内阁首辅申时行等大小官吏只是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混日子胥吏。而值得一提的是万历初的名相张居正在吃喝玩乐大肆搜括上上并不比一些奸相如胡惟庸、严嵩逊色，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吃饭时菜肴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生活也很奢侈糜烂，姬妾众多并大吃补药，终以热发，竟以此病亡。作为一个千古闻名的大政治家和改革家，他的所作所为不但给自己抹黑，也给改革事业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很难想象一个自身腐败的改革家能将改革事业进行到底，他完全是自行堕落腐败从而被顽固腐朽的政治势力，象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海瑞，是位清官，一生操守正直，行节可嘉，尽管死后身无分文，但王世贞评价他：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是其所长，不虚心不晓事不读书是其短，迂执近腐的海刚峰是一个以道德自命的清官，纯粹是为了道德而道德，而在政绩和政治主张上却鲜有作为，只是以道德相砺砥的一个表率。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嘉靖朝曾有一个历史上啼笑皆非的“大礼仪事件”，即皇帝想称自己的父亲为父，而以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一帮大臣则认为嘉靖帝既然是继孝宗之嗣皇帝，就应称孝宗为父，而称本生父为叔叔。而嘉靖帝却坚持要喊自己的爹为爹，他下旨说，无论那个大臣想叫我改宗，轻则廷杖，重则流放处死。而以杨廷和为首的一帮人冒死上疏，结果大殿上廷杖打屁股和哀号声不绝于耳。当是时也，西方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中国却在进行一场极其无聊的亲爹是不是爹的争论，可见其中的荒谬之处和对精神价值的沦丧种下的祸根。

当时的所谓清流名士，亦惟是树党相攻，各立门户至国亡而不已。阉党东林党之争，沸沸扬扬，直至明亡。其实阉党也好，东林党也好，无非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虽然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为代表的东林党中有不少人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主张调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关系，整饬吏治，坚持抵御后金的侵扰。但东林党人的门户之见也是根深蒂固的，阉党曾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的打击迫害，但崇祯一上台，东林党人又活跃起来，如法炮制，把阉党及与阉党有关的人一网打尽，两派政治力量一直较量着，一直闹到明朝灭亡，在南明宏光小朝廷上仍流波不息，重开内战。梁启超说他们：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史家们所言明代之亡实亡于神宗一朝，似乎朋党之争是难逃其咎的。

而随着封建都市经济生活的日趋繁荣，流氓及流氓意识对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流氓们打、砸、抢、骗、讹败坏社会风气，而且染指经济领域，流氓意识对商品流通的侵蚀导致种种欺骗坑害顾客的行径迭相发生，渗透到文化领域，使一些人醉心于弄虚作假，只知道在钱眼里翻跟头，有的伪造文物古董，有的专门伪造历史胡编家谱的作家，还出现了不少以骗吃骗喝为生的所谓神童。

一些农民起义军的流氓精神也不甘人后，人性丧失，乱杀无辜，如张献忠，但在某些小说家的笔下，因为阶级立场的关系居然成了革命行径，不光缺乏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而且许多为贼为王的土匪都被渲染成精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挥员，在读这些史书听到义军首领大谈军民鱼水情时真不禁让人喷饭。

整个社会弥漫着无赖气息的同时最为关注的应该是肩负道德启蒙的重任的士大夫文人的状态了。但让人不无遗憾地看到的则是士大夫文人的退让与自甘堕落。

朱明王朝以理学为专制的意识形态标准，控制文化权力，钳制自由思想，文人遭遇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上极为酷虐的时代，一直面临血腥的迫害与杀戮，他们的生命因之变得贫弱空虚，理想的小舟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欲坠，失重的心灵在堕落中仰望，再也没有多少可以抵御苦难的能力。遗憾的是明代文人很快就将这股失望与失意化为轻浮狂荡之气，正是这样的轻浮狂荡之气，使明代文人比其它时代的中国文人，更彻底地经历了世纪性的生命堕落过程。而且堕落呈一种加速度不断地一路狂奔，相较于其他朝代的文人，明代是真的是一个纵欲主义的文人堕落的年代。

仅举一例嘉靖在位近五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是在斋醮中度过的，在长生的谎言下，掩盖着最无耻最放荡的行为---即以求取长生不老求取秘戏和房中术用以满足荒诞的欲望。而张居正为内阁首揆，一个小吏谭纶因献房中秘方而能成为兵部大员，戚继光这个抗倭名将也为张居正搜罗药方，象张这样天纵英才的改革家都显得欲望上的如此贪婪，更别说上行下效的胥吏了。于是乎明代文人们在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借口下把欲望当作了他们活着的新的目标，快乐地把生命置于最低限度的世俗自由与享受中，在欲望的狂欢中，快乐而丝毫无负疚感地堕落并喊出顺情遂意的口号。他们最为成功的作品不过是大量的性爱和淫秽小说与画工精致的春宫秘本。可是肉体的快乐终归是短暂的，如同流星划过夜空，反而使一闪而逝的夜空更加寂廖，欲望的满足并不能带来生命的满足，反而要以生命的消耗为代价。狂欢的喧嚣并不能带来精神的饱满和充实，只能造成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明朝士子的精神分裂和人格萎靡，在强权和世俗的威逼利诱面前卑微地交出自己的死魂灵。

谈及此，不由人不喟叹明代：无赖儿郎何其多！

无赖儿郎何其多？归根结底，朱元璋难逃其咎。因为他正是无赖流氓的总头目！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其实要说得更准确一点，朱元璋应该是圣贤、豪杰、流氓之性兼而有之，只不过流氓无赖行径表现得更充分更暴戾更完全。

一般而言流氓无赖多是些心理畸形的人物，朱元璋这个以前偷鸡摸狗的和尚一旦登上大宝，首先展现出的是自卑与胆怯。所以对其自己的卑微身世格外敏感，不但禁止人们在诗词中提到僧、尼、贼等词句，到最后连光亮，光明这样的字也被禁用，所有可能联想到他当和尚当兵痞者的同音字出现的文字作者都会马上推出午门斩首的。

朱元璋自小出身流氓无产者，来自不务正业的社会底层，对社会充满了仇恨，不折不扣地一个疑虑成性狂虐嗜杀的暴君。而由于从小未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反而使其对于文化人的阶级拒绝心理严重失衡，接近变态，杀戮中国文人最多也最惨烈的人物他绝对要名列前矛。

流氓的登基必然带来是政治的流氓化，与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和登上大宝后即屠戮功狗的刘邦相比，朱元璋的流氓习气更深重。污辱人格污辱斯文的丑恶行为层出不穷，给知识分子挂黑牌即是他首创的流氓行径。有其祖必有其子孙，朱明的皇帝都是一派流氓无赖的嘴脸，其后完全堕落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为非作歹的流氓团伙，比如动辄在堂堂的金銮殿以棍子殴打大臣即所谓廷杖，打得血肉横飞之时也正是斯文扫地道德精神沦丧之日。

政治的流氓化的另一恶果就是流氓的政治化，如魏忠贤一个流氓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大权，号称九千九百岁，流氓的政治化必然激化各种社会矛盾，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其实，善花难以结成恶果。分析朱元璋的心理成因及成功之路也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残忍也正是元末明初中国民众的普遍残忍的真实写照。叩问自己的灵魂时我们似乎也能得出如此见解：恶花恶果皆缘于它生成的土壤。当心灵的恶在全社会大行其道时，行为的恶就在全社会喷薄而出！当心灵的卑微粗鄙占据上风时，行为的恶俗无耻必然畅行无阻！

最后，举一反三，政治的流氓化必然带来流氓的政治化，艺术的流氓化也必然带来流氓的艺术化，堕落的年代必然催生出无数的无赖儿郎，世上事莫不如此！

名为“打击”，实为“切磋”哈！不过是和知了GG一样，吸引一下眼球哈！

知了云：“文人遭遇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上极为酷虐的时代，一直面临血腥的迫害与杀戮，他们的生命因之变得贫弱空虚，理想的小舟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欲坠，失重的心灵在堕落中仰望，再也没有多少可以抵御苦难的能力。遗憾的是明代文人很快就将这股失望与失意化为轻浮狂荡之气，正是这样的轻浮狂荡之气，使明代文人比其它时代的中国文人，更彻底地经历了世纪性的生命堕落过程。而且堕落呈一种加速度不断地一路狂奔，相较于其他朝代的文人，明代是真的是一个纵欲主义的文人堕落的年代。”

爱坏我不敢苟同的上面就是红色部分啦！

明代一些政治地位不高却与市民社会关系更深的文人，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不是重新设计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冲击陈旧的价值体系，使个性从束缚中获得解放。

如生活年代与一代名将、杰出思想家王守仁相仿的祝允明祝枝山，“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顾璘《国宝新编·祝允明传》），他的《祝子罪知录》就很有些异端色彩。祝氏的思想颇有些芜杂，但其中最突出的两点却是很鲜明的：

一是反对程朱理学，甚至排斥整个宋代文化，抨击道学为“伪学”；一是强烈地怀疑权威、反抗旧传统，厌恶人言亦言、缺乏生命活力的精神堕性。

他说：“言学则指程朱为道统，语诗则奉杜甫为宗师，谈书则曰苏、黄，评画则云马、夏，凡厥数端，有如天定神授，毕生毕世不可转移，宛如在胎而生知，离母而故解者，可胜笑哉，可胜叹哉！”

比祝允明晚数十年的著名书画家徐渭徐文长，也是以“狂傲”著称的人物。他的思想虽受王守仁学说的启迪和影响，却已超出王学的范围。他把朱熹比之为酷吏，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看作是儒学中粗浅的东西；他一反历来关于“圣人”的观念，提出：“自君四海、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论中》）既否定了“圣人”固有的神圣性，又提出为社会创造物质利益的重要。这些地方反映出明代社会思想的历史性进步。

 在知了眼里，张狂、不墨守成规的明代文人是堕落了！

在文学观方面，李梦阳（前七子代表人物）、祝允明等人都提出“复古”的口号，其意义与元人提倡“复古”相近，主要是为了切断与宋代文学的联系，进而切断与宋代文化主流的联系。毫无疑问，他们对宋代文学及宋代文化的评价存在偏激之处，但需要注意到，在“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杨慎《文字之衰》）的迂腐卑弱的思想文化风气中，这种偏激也是现实的需要。而且，对于当时人来说，抨击宋代文化，实际也就是反对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而只有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文学才有可能恢复它的生机。

以前七子为主要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使文学向着表达真情实感的方向跨进了重要的一步。在这过程中，他们对于文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具有新颖意义的看法。如李梦阳力倡“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将《西厢记》与《离骚》相提并论（见徐渭《曲序》），在当时实有震聋发聩之力。李梦阳倡论“真诗在民间”，已表达了对文人文学传统的失望和另寻出路的意向；唐寅在科举失败以后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典雅规范而力求“俗趣”。

是不是力求“俗趣”就“堕落”了？和元代文人大多因为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的变化而投入俗文学领域不同，明代文人对于俗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更多地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俗文学传统和俗文学形式中，人性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这也是晚明时代雅俗文学进一步混融的主要原因。

明代后期还出现了一个杰出人物：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

李贽的学说，吸收了王守仁学说（尤其是王学中王畿一支）和禅宗思想的若干成分，但远不能为这两家所包容。和王守仁主要站在统治阶层内部进行道德调整的出发点不同，李贽的思想鲜明地代表了社会变革的要求。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提出全面批判的人物，李贽的学说主要包含这样一些内容：首先是比前人更为彻底的反权威精神。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焚书·答耿中丞》）表现出反对偶像崇拜、要求尊重个性和个人权利的态度。他还轻蔑地评说六经和《论语》、《孟子》，说这些书要么是史官、臣子的过分褒美，要么是迂阔懵懂的弟子的胡乱记录。这种空前大胆的言论，不仅具有打破奴化教育和思想禁锢的意义，而且提出了从根本上摆脱对历史“元典”的依赖而重新建设社会思想文化的要求。其次，李贽对物质生产相当重视。他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贩运货物，都是对社会对个人有益的事情，说不上什么“可鄙”。与此相联系，李贽对人欲表示充分的肯定，反复论说追求物质享受、好色好货、为自身谋利益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要求。在他看来，一切脱离个人物质追求的高深道理，全是虚伪的空谈。这实际上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最根本的事实，也提出了在这种社会中建立合理可行的道德的基础。而对于禁欲主义，对于假道学，李贽的抨击不遗余力，其言辞之犀利，是历来所罕见的。另外，他对妇女，也有比较平等的态度。譬如他指出：妇女的所谓“短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受到限制的结果。

李贽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有着中国文人向来所缺乏的深刻、尖锐、透彻、大胆。在他多年辗转各地讲学的过程中，吸引了许多具有新异的思想倾向的士人。但即使这些人，在敬佩李贽的同时，也难免感到震惊，不敢完全赞同（如陶望龄、袁中郎、袁小修等都有这种表示）。

在晚明的文学理论中，李贽的“童心说”也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所谓“童心”，李贽解释为“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产生的未经假饰的真实情感，与之对立的，则是由耳目而入的“闻见道理”。

他提出：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童心说》）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袁宏道又倡为“性灵说”。

他提出“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袁宏道《敝箧集》江盈科《叙》引），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

 其实，所谓“童心”或“性灵”，也不可能是什么纯出于天然的东西，它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意识的熏染。但就其作为人的真实的自然情感的意义来说，总是与社会意识——特别是统治者所建立的道德信条存在距离和冲突，且这种距离和冲突会在社会发生深刻演变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大。标举“童心”和“性灵”，并有意地将它与“闻见知识”相对立，其意义一是强调了将真实情感与个性作为文学的主要基础的重要原则，一是为与封建道德不很合拍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大量进入文学提出了根据（见袁宏道《叙小修诗》），所以它意味着文学的解放。作为一种口号，“性灵”在字面上比“童心”更寓有灵动活泼的自然个性、主观精神的意味，所以被使用得更为广泛。所以说，知了所谓的：“明代文人比其它时代的中国文人，更彻底地经历了世纪性的生命堕落过程。而且堕落呈一种加速度不断地一路狂奔”，爱坏不敢苟同啊！
　　

好了，就抄那么多吧！知了GG不要介意！
　　
　　 
　　

很同意你的观点

另外，对知了原文所说文人陷于纵欲主义和世俗的潮流中，我有点另外的看法。

整个文学艺术在明朝（甚至更早）逐步呈现世俗化的趋势，艺术家和文人的眼光越来越倾注于日常生活，不仅在文学，在绘画，雕塑（佛教塑像）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趋向平民化倾向，换句话，文学艺术不仅仅围绕上层统治阶级，不是为少数皇室贵族服务，而是投入于劳动人民的生活，这在文学艺术史上是一个进步，也是发展的大方向，文学艺术最后的目的不是服务于统治阶级，不是倾情某个礼教主张，而应该是关注人本身和反映生活。只有人性的艺术才能长久。

知了的原文写得很棒，很有功底，很有说服力。

另外，无论哪一个朝代，如果揭开所有皇室家族的华丽眩目的内幕，我们只能闻到血腥的气味看见淫乱无耻的背景，在那上面铺陈的是更朝换代争权夺利留下的尸横遍野，小说很精彩，可是历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阅读了哪些史实，我一次又一次震惊于人性的荒淫残暴，富贵堂皇的外表永远都是遮人耳目的幌子，在权力争夺之间收益的也永远是极少数。

有一句话是百姓命运的的最好总结：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大棍向知了头上砸去

     这些天逛上坛子，一不小心看见了一大堆精彩帖子，尤其爱坏的一篇，仿佛是砸在知了头上的一闷棍，更是看得心旷神怡。要知道，知了这家伙，头硬，不怕砸，砸不怕，怕不砸，所以各位不要客气，棍子拣大的，砸！
     话虽如此，看了知了论明代的帖，我还是不得不很不情愿的对他说：你说得很对。明代横亘数百年，要做一个直达本质的评论实在有点难，不过，知了的“无赖”二字，的确可以说是得其神。明代不仅有朱元璋这样的一大群农转非的新贵族无赖，更多的是市民阶层的无赖，而文人更是登峰造极的无赖，从台阁体的三杨，到前后七子，到李桌吾，到唐寅祝枝山为首的所谓吴中诗人无不如此，例外者如金圣叹、冯梦龙、徐谓等实在只能是凤毛麟角，代表不了明代社会的主流。
     需要澄清的是，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其为人不可谓不值得推崇，然而他们是明代人吗？没错，现在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他们是明代的。其实这里有两大误区，首先，他们的生卒年并不可考，从他们多曾加入张士诚的军队来看，应该是元明交替时期的人物，但是从他们对勾栏瓦舍的熟悉程度来看，更具有元代文人的特点，起码应该说他们思想的成型或者主要的活动时期是在元代。第二，现在把他们的作品列入明代文学，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能找到的唯一证据是，他们的作品刊刻于明。众所周知，作品的创作和刊刻之间时间上是有很大差距的，尤其是在那个印刷业并不发达是时代。况且，他们的创作所依靠的蓝本，早在明之前就已经成型。
     应该说，明代其实是我国面临的一个转折时期，可惜的是并不成功，结果的确是如知了所说的产生了一个民族的加速度堕落。 明代工商业的相对发达，造就了中国古代史上最为庞大的市民阶层，由于重农轻商的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既无标准也无理想，一旦生活根基动摇，就像现代人生活无着会产生盲流一样，他们中也就出产无赖，从宋开始出现的泼皮就是典型的代表。而且其无赖的程度，超乎想象，超乎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的宋代泼皮牛二。（请参考冯梦龙的成人笑话集如《笑林广记》等、明代杂剧及《金瓶梅》，等等）。有了市民阶层却没有市民阶层的价值观，这是产生无赖的最广大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和欧洲市民的最大不同。
      作为当时社会精英的文人们呢？更糟糕，不仅无赖而且无奈。政治的黑暗，让他们的无奈，而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就不得不无赖。金圣叹临终的两个字不仅是最后的一次幽默，而且也是对明的一个最佳的总结：好痛。金圣叹一生幽默，但却不识时务，也不想想那是个什么时候，居然就带着一帮小哥们游行示威，结果被判了斩刑。当他人头落地的时候，两只耳朵里滚出两个纸团，一个写着：好，一个写着：痛。小时候读金圣叹生平，我真的也感觉好痛。
       明代文人生活朝不保昔，被杀的何只千万，其中包括王冕、杨维桢、戴良、刘基、高启等一代大家。以至于出现了“无知无识，顺帝之则”，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了台阁体的兴起，才有了三杨这样的没有灵魂的文人（郑振铎语）。包括被人称为伟大思想家的李卓吾李贽，一样是被逼自杀的命运。
     现代称李贽为伟大思想家，我一直感觉很好笑。明代除了王阳明，基本上就看不见思想家的影子，也正是因为思想的缺失，才加速了明代的堕落。李贽为现在人所吹捧的有两点，一是反对儒家的独尊地位，反孔子一直反到朱程。准确的说，李贽是个叛逆者而不是思想者。不错，理学限制了个体的自由，从而限制了个性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别忙记了，当时社会的腐化与堕落。小农经济的社会，首先需要的是家庭这个最小社会单元的稳定，而从宋开始，家庭却不断的遭受威胁，当时男女相见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一个字，做。这时候。难道不需要一个规范，哪怕是不那么人性的规范吗？简单的道理是，人是社会的，社会必须有规范，而社会规范也必然与个体相冲突。人类的发展史不过是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罢了。而在没寻找到新的更好的社会规范之前，个体就必须被牺牲，旧的规范就必须被维持。从这样意义上，历史的评价理学是必要的。
      李贽第二个被人津津乐道的观点是童心说 。其实说穿了，是个很简单的东西，根本的内容就是：真实。怎么达成真实呢？什么叫真实呢？文学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是个什么关系呢？李贽根本说不清。而他所身体力行的真实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看他的名诗，择录一首。〈不是好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到黄泉”。这已经算是李最好的作品了，的确是诗，不过是打油诗。我们伟大的明代思想家的诗集，完完全全就是一部打油诗集。
      李贽可说是雅俗两派中俗的代表，只是和继承了元代勾栏瓦舍俗文化那部分明代作品不同的是，李贽的俗是庸俗。但是李贽的庸俗还只是文字表面的，貌似高雅的台阁体则是精神的庸俗。内容上的粉饰太平与形式上的千篇一律，让他们只配放进垃圾桶。那么以反对台阁体为旗号的前后七子又怎么样呢？他们所发动的所谓复古运动，在现代看来，包装效果不小。其实，复古运动也叫拟古运动，后一种称谓也许更能准确的说明这些做秀者的实质。“不读秦汉以后书”，“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拉大旗做虎皮的味道更像是现代文人。其作品怎样呢？基本上是模仿，甚至是剽窃。明代的文人是最没有创造性的，思想的枯寂，想象的匮乏，是最主要的特点。公安派和竟陵派，作为复古运动的反对者，虽然有一些清新之作，但是，他们到底怎样创造呢？其被后人所最为称道的所谓性灵说，也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
      明代的文学，基本的线索就是：台阁体——复古——反复古——再复古——再反复古。看看吧，只是列举这些线索就已经够索然乏味的了。可是几百年来，这些就是他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他们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同时也在浪费中国的时间，这些堕落无赖的社会精英，就这样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就这样把中国带进一个更加堕落和无赖的深渊。当然，最能自我陶醉的当数唐寅之流。名士风流，固然，魏晋之风却没有，外表像魏晋，实则风花雪月，享乐主义至上，少了魏晋之骨。
      反对，成了明代文人的时髦。明代文人之多，流派之盛是少见的，遗憾的是，这些流派大多不过是拉帮结派，打击他人而已。
     时间就这样流失，明代的文人们就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反对的结果是不该来的全来了，理学在明代被固化，因为社会需要；八股文在明代被固化，因为文人不能老没地位的呆在勾栏瓦舍，需要找条出路；甚至女人的小脚也被固化，因为大家需要享乐。（一点说明：三寸金莲踞有关考证，有几大妙用，第一：女性……那里更紧，更有弹性，同时女性也会更加容易得到快感。第二，三寸金莲下面有一条肉沟，具有女性……替代物的作用。第三，脚属于女性性感带的一部分，走路少了之后，会有更加敏感的反映。（见《中国房内考》等作品）。
     行文匆匆，谬误多多，见不惯的请拿大棍来，不过，别砸我，砸知了。我跑~~~
     

    中国的历史我不懂，如同中国的政治一样，我对中国的历史也没有兴趣。以下只是略微看看随便说说，或可提供一些思路。

明季东南地区成为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工商业者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已经出现；但他们并未能形成自己的明确的价值观，或者说其价值观未能得到承认；而他们把东林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真真是所托非人。

然而，直接导致明亡的矛盾却并非新兴阶层与官僚集团的矛盾。维持最大多数的人口的生存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明季国库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而国民收入的绝大部份都被官僚集团们盘剥贪掠了。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官僚队伍虽然不算非常庞大，但却是极其贪婪残酷。(李闯攻下北京后，维持百万农民大军的生活全靠着拷掠明朝官员；清军打下南京前，仓皇逃难的官员们都有“十车细软，一队妖娆”。) 广大农民的处境更加艰难。东南部的金圣叹等也只是游行示威，以谋求伸张市民阶层的意愿；而中西部的农民却是已经无法活下去了，只好起来造反了。

东南部新兴的市民阶层无所适从，是价值观上的无赖；中西部困苦的农民阶层无以聊生，是生存权上的无赖；士人阶层是思想精神上的无赖；官僚集团彻头彻尾地是人格上的无赖。

张居正一力改革，然而人亡政息。李卓吾是想打烂旧的体系，但他并没有可以替代的新的体系，这一点甚至不如其前的何心隐。

金圣叹、徐文长、冯梦龙，或死或疯或隐。

吴承恩未必是《西游记》作者，而且不是的可能性很大，这已有多方考证，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材料。

四大名著是无赖出身的大流氓钦定的。《西游》讲的是个人造反经历；《三国》是结伙造反，各帮各伙间互相争斗互相利用；《水浒》是占山为王逼人造反归顺招安；《红楼》则是借以鉴照集团统治的经验和教训。

明季与当今很有可比之处：帝王体制；庞大而强力的官僚集团力保既得利益；新兴阶层不断地提出更高的政治诉求；超比例的弱势群体生存日益艰难。。。

我总以为，不能论今，何必谈古？这今可以论吗？不过我既然又不懂历史，又不懂政治，这照树根踹上一脚的事情还是就留给懂的人们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