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别墅里“卧薪尝胆”

◎   烽烟

我们的爱是无罪的，包括我们的诗；

上帝的心是宽大的，包括他的卧室。

                       ——烽烟《醒世笺》

   “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它是最苛刻的，是一种绝对的义务。信仰要求这样一个彼世，在那里，信仰不再有对敌。信仰通过无限制无界域的精神存在来使所有的爱与恨的界限消失，从而使爱与恨处于一种永远的悬搁状态。”（烽烟《补世笺》）

在所有中国宗教的信仰竞争之中，源自中国文化人建立的“痞子化”信仰可谓异军突起。是对社会潮流挟裹下的人类精神领域的又一次改造。逃离神圣，摈弃价值，否定道德，破除真理，这种信仰由于受社会价值评判的限制，因而以“我是俗人”的面目受到“难得糊涂”一族的追捧。

从1992年以来的“文人下海”到1998年的“文人跳海”，所有痞性的彰显使堕落成为商圈的共生物。精神的下坠意味着痞性者将把粗放、草莽却又孱弱的字眼塞进文化市场。杜绝寂寞与清贫，放弃精神与道德，基本构成了痞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让我想起在地摊上经常看见的某类书籍的始作俑者们——在某幢属于他们财产的别墅内出入的身影，以及从手工作坊到“海德堡”的无休止COPY。他们放肆地搂着白云的下半身，轻松而毫无罪恶感地流放着一个时代的口号：“性”者，“幸”福。

别墅，只是人居环境改善后的产物，而不应该是精神下坠的产物，更不是“痞子文化”的坚强外壳。应该看到，中国文人的痞子化即使从动机上仅为自己，但实际结果却不可能只限于他们的个人堕落。“虽然他们仍然进行学术研究，写冠冕堂皇的文章，发表动听的言论，但他们却回避不掉一个悖论：如果他们真心地去创造和信仰一个包括终极怀和道德伦理在内的社会价值系统，就不能不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越发衬托出自己的堕落和龌龊。他们需要为个人的堕落制造合理性，必然不断地利用自己具有的社会职能和文化能量，创造支持自己的文化，让那文化提供堕落的依据和相应的社会氛围，同时使自己进一步被那文化说服和改造。”（王力雄《渴望堕落》）从这个角度分析，“思想解放”的不断延伸是“痞子文化”勃兴的根源。

讨论别墅和它里面的人，令我想起了越王勾践和那一颗悬挂的胆。据说，越王勾践不但尝了苦胆，还吃过吴王夫差的粪便。由于后者涉及到中国文人对历史解读的习惯（英雄主义与苦难的救赎过程中，尽量注意拷辩核心意义，而不要刻意寻找苦难的完整性），因而只能轻巧地“去芜存精”，“毕竟不雅”。这就给“痞子文化”的介入提供了轻微的依据：“既然不雅，就说明其中必定有需要解构的元素。”

现在，身处“后现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已解构了这种顾虑，早已“边缘化”了，早已逃离了权威话语，早已是一群除了自己什么也不想承担的“个人”了。因为，谁愿意承担，谁就是“傻帽”。这本不必奇怪的——精神和情感的承担从来都是一个人自觉自愿的选择，从来都是属于个人的行为，也从来都是源自一个人自己心灵深处不可抗拒的召唤。摇摆着各种旗帜与潮流相认同的，高举着各种“新理论”与“新时代”相拥抱的，拿着漂亮文集和出国机票一心要同“世界文学接轨”的，大约都是不会再想承担什么的。因为那些心满意足、实用而又舒服的地方，实在也没有留下更多的空间放置精神和情感。这很合理。有人在文化圈里搭建了许多行宫，有人在这些行宫之外搭建了一幢幢别墅。也很合理。但一个国家的文化指征里，仍然需要有人“卧薪尝胆”。这个“仍然”提供了“痞子文化”的同盟者另一极端“功利主义”诘难的理由：“既然还有苦难，说明其中必定有需要解构的元素。”于是，有文化人在各种文集的扉页上开始解构文化的这个最后指征——文化的“进化历程”提醒我们，“薪”者，财也；“胆”者，胆大包天也。

这个“智慧”的动作惊醒了苦难的万里长城。同时，也激活了商业竞争残酷的文化传媒。

当初，西方人的耶酥满怀着救赎和悲悯之心走上了自己的十字架；而后来却有人高举着十字架四处征讨和杀戮异教徒，并最终隐入了中世纪的黑暗。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个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于一体的文化，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并取得了现代民主、科技、经济和文化艺术上的一切辉煌之后，又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这所有的灾难所带来的一切，西方人已经经历了，承受了；并且以他们自己的理性反省了；以他们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承担了。而且，至今仍然在不断地追问。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在这时候野蛮地解构着自己的文化之梦。

解构，解而不构。

坐在万里长城之上的解构。坐在别墅里的解构。

“我是香港郊区深圳人。”我的湖南籍的文友坐在他那宽大而舒适的大厅沙发上，猛吸了一口烟，嘲讽地吞吐着自己的梦。

“我的身份也需要解构。”他说。

                                         2004/9/24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