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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 烽烟 中国古典诗歌的每一次变迁,必然的受制于历史惯性。但它是内变(即有觉察性行为的母体认知)。而中国现代诗歌的血源母体究竟在哪里?这一直是现代诗歌理论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有些学者认为现代诗歌是西方诗歌的分支,必将归于泊来的精神家园。最大的例证是中国现代诗歌写作者大面积西化的倾向性写作行为。这也许是一个令人非常沮丧的论断,但这个论断至少忽略了一个前提:提出现代诗歌“意象主义”清晰路径的庞德(美国),曾对中国古典诗歌作过深入的解析与研究。而被鲁迅以及毛泽东视为“白话无诗”的现代诗歌,正循着中国古典文化精耕细作的蜿蜒道路一路走来,并不断异质出延续的意味。最大的例证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神指向是难以抛弃的真正母体。 它或许是微弱的。如同抗争是微弱的。如同灯光的抗争是微弱的。但它总是亮着。 现代诗歌的真正解体(形式解体)是从戊戍变法开始的。由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发起的“诗界革命”点燃了“旧风格新意境”的火种。应该看到:同中国历代文化变革一样,这场变革是以口号大于形式的方式胎死于腹中的。可贵的是学者胡适却在这场变革中从理论上第一个形成了诗歌真正形式上的自觉(具体细况请参见胡适1918年1月15日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推出的九首新诗及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八事)。 霜风呼呼地吹着 全诗只有四句。竟高起点地表达出了一种慨然遗世独立之感。整诗通畅明快,气脉乖张。有只可意会不能言之妙。我们还应该体验到另一种况味:这首小诗还充分表达出一个时代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精神指向----自由。呼吸的自由,灵魂的自由。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歌格局,则更多地溶入了“现代象征主义”的特质。其鼻祖是:波德莱尔(法国)《恶之花》(1857)、李金发(中国)《微雨》(1925)、《为幸福而歌》(1926)、《食客与凶年》(1927)。李金发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中汲取乳汁,探求新诗传达中内在的隐藏性和意象美。”(朱自清《选诗杂识》)成为中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象征主义诗人。在认同象征性、暗示性是象征主义诗歌的真正核心的前提下,形成第一次现代诗歌诗运的高潮期。共同的写作倾向性促使每一位诗人作这样的诗性理解: “第一,诗是诗人内在生命的象征。” ----孙玉石 先生语录 从二十年代鲁迅《野草》(散文诗)和郭沫若《女神》对语言形式的自由与开放的追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诗歌基本抛弃了古典骨肉的血源,开始弹起了生命的颤栗乐章。这个过程中现代诗歌虽然没有形成盛世的呐喊(相比别的文学体裁),但终究披上了合法的个体对生命体验的风衣。 “是深夜, ----卞之琳《古镇的梦》 卞之琳敲出了现代实验诗歌从象征主义到智性、玄学主义的微妙变化。成为又一轮先锋诗歌的代言人。而三十年代的诗歌终究笼罩在这种智性与玄识的起伏与更迭轮回中。 历史的盛宴,邀请的总是两种人:政治家和诗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无疑使四十年代的现代诗歌蜗居于边缘地界。蹲伏着的潮音式微,但现代诗歌艺术的诗学方法与诗性喟叹并未消失。从哲学、绘画等艺术类别中提炼诗意的花朵,并结合个体人生体验与历史相融共渡沉潜的种养创作观,基本构成了“存在主义”现代诗歌的内质。 “我常常想到人的一生, ----冯至《十四行集》第四首 建立在表达人世和自然相融基础上的诗意链接,深刻再现了“内咏性”诗歌向外部世界的借鉴于试探行为。冯至的“存在主义”抒情方式,是对现实人生或伟大或平凡事物的歌咏。由于诗意的自然渗透,形成了强大的诗性空间。相继而来的是“九叶诗人”----郑敏(女)、袁可嘉、穆旦(查良铮)、辛迪(王馨迪)、陈敬蓉(女)、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唐祈(唐克蕃)和唐扬和。他们注重智性与感性的融合,象征与联想的互动,把现实的存在意义通过更为活泼和生动的语言形式进行加密加厚,并赋予这种存在性一定的韧性和弹性。而这时期与之呼应的还有另一重要诗群“七月”(以曾卓为代表),承接了象征主义的内核,形成两条不同的现代诗歌河系。 “金黄的稻束站在 ----郑敏《金黄的稻束》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穆旦《诗八首》第四首 在高雅、纯洁的表述中,智性话语的从隐伏到凸现的不断更迭,造成诗歌内在律动的波形曲线。而更多的哲学意味则融入自然与人性的对视中。这时候,蕴籍含蓄的意念传达不断通过自我拷问的深入而无比诗意:一方面“中国古典文学”推波助澜,一方面西学思想乘风破浪而至。在高度统一的主旨下完成诗意的完整合围。 2004.1.25--26于深圳 ※※※※※※ 诗论集《仰望苍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