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二老师

我上高中的时候是1980年，那时候没有高三，高二就是毕业班了。等到我们上高二的时候，学校给我们配备了最好的老师。

语文老师是董焕金，每年学生进入高二后，听说他都是挑一个语文成绩最差的班，等到高考的时候，这个班的成绩一准是全校里最好的。所幸我们班在期末考试语文成绩全校最差，被董老师选中了，这样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接受了我最难忘记的语文教学。董老师刚50岁出头，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衣服中规中矩，永远整齐干净。他在课堂上从来不说闲话，从开口说第一句话直入教材内容，一直到结束，不讲一句废话，时间把握特别准。现在想来，他没有讲所谓的轻松话题调节课堂气氛，更没有哗众取宠地激励大家树立远大的志向，他就是讲教材，不紧不慢，一堂课下来，只要你认真听讲，总有许多的收获。上他的课一点也不累，该掌握什么，该记住什么，他都说得清清楚楚，等他要求的内容你都觉得心里有数了，下课的钟声也响了。上自习课的时候，大家自己学习，董老师就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他要求大家有什么问题等他走过来的时候小声问，不能打扰别人的学习。等你问完问题，他就弯下腰耐心地解答，声音很小但是你完全能够听清楚。那时候他已经是全国有名的特级语文老师，经常有观摩团的人来我们班听课，而且一来就是一二十个人。董老师从来不因此而改变任何教学内容，按部就班，该讲什么讲什么，唯一有所变化的就是在有外人听课的时候，他提问的学生都是好学生，这样是为了顺利把课讲下去。当然我在这个时候是被提问最多的一个学生，我也在大多时候让他很得意。我和董老师的交流仅限于课堂，我那时候是个腼腆的学生，对老师特别害怕，从来不会和老师说课本以外的内容的话。我经常见到董老师在下午的时候围绕操场转圈，快快地走，脸上还是平时课堂上的表情。董老师有一只眼睛看上去不对劲，同学们都说那是一只羊眼睛，他自己的眼睛在文革中间被人打瞎了。董老师原来是东北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结果后来被打成右派，他可能年青气胜，咽不下这口恶气，就约了几个人往苏联叛逃，结果在中苏边境被抓住，被谴返回校，受到了更残酷的批斗，听说眼睛就是那时候被人打瞎的。后来他被学校开除，坐了几年监狱，出来后被谴返回老家劳动改造，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董老师的老家就是我们家乡，高考一恢复，我们学校的校长赶快就把董老师从村里请到学校，恢复了他的干部身份和工作待遇。董老师本来就是一个才子，现在感谢校长的知遇之恩，一心全放在教学上，很快就名声鹤起。后来听说东北大学也给董老师平反，邀请他回学校工作，董老师回绝了，他感谢我们中学的校长对他的知遇之恩。可是听说他的老婆对他很不好，他所有的工资老婆都管得死死的，还经常和他吵架。所以我那时候对董老师既尊重，又同情。

我的地理老师是程立定，他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笑起来非常爽朗，看起来和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距离。他还兼着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不高兴的时候能把我们这些人骂得抬不起头来，所以我对他特别害怕。但是他的课讲得特别好，他的地图画得真叫棒，每次一上课，需要画地图了，他就用粉笔唰唰几下，一幅逼真的地图就跃到了黑板上，这功夫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地理需要记忆的内容特别多，他为了能够让学生轻松记忆，自己编了许多顺口溜，把地理课需要记忆的内容形象化，简单化，比如讲甘肃省的形状时，他讲道“一头大，一头小，好象油条没煮好”，诸如此类的顺口溜，加深了我们的记忆，把枯燥的地理内容讲得兴味盎然。他家属是农村的，所以他老家还有些地，到了礼拜天他就赶回家去种地整理庄稼。割麦子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去他那里帮他割麦子，早晨骑自行车走了几十里赶到他家，晚上割完麦子再赶回来。我那时候身体单薄，这一折腾，足足在床上病了一个星期。眼睛得了角膜炎，睁不开眼，又不愿意做手术，就这样躺在床上，怕耽误学习，就让一个好朋友站在床头读书，他读一句，我背一句。后来听说程老师要开班会，要求所有的人员必须全部参加，缺一个人也不行。我挣扎着摸到了程老师的办公室，去给他请假。没有想到他笑呵呵地对我说，我那里是要求你这样的学生啊，我对你一百个放心，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必给我请假。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别人对我完全的信任，心里特别激动。我们学校有一块麦地，春天来的时候，小麦绿油油的象地毯一样，散发着好闻的青苗的气息，我喜欢在麦垅间踱来踱去地背书，觉得效率特别高。一天下雨，是那种沾衣不湿的杏花雨，我徜徉在烟雨朦胧的麦垅间在背书，程老师把全班同学集合起来，在教室门口列队参观，并鼓励同学们向我那样学习，这还是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的。高考结束后，程老师去太原阅卷，一天我在家收到他的电报，电报里告诉了我的高考分数。现在想来，程老师真是以我为骄傲啊。

外语老师是陈老师，也是50多岁的样子，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嘴是歪的，我们好多同学都在背后笑她特别难看，我也是觉得她特别不顺眼。我的外语特别差，所以我特别害怕上她的课。听说她原来是在外交部做翻译的，就是因为长得不好才被打发回来。为此我特别同情她。政治老师是何老师，胖胖的，她和爱人都是我们学校的政治老师，听说她爱人教的政治全运城都有名气。何老师讲课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我们背题。焦老师是教历史的，也是让我们背东西，在他的要求下，我几乎把几本历史书都背了下来。数学老师我记得换了好几个，所以现在想起来竟然没有一个有太深的印象。

那时候学校条件特别差，我们住在集体宿舍，几十个人一个家，大通铺，一人几十个厘米的空间睡觉，一个挨一个。一个星期六天课，星期天上半天也不允许出校，关在学校继续自习，只有下午才放半天假让我们洗洗衣服或者上街买些日用品。老师们的条件也好不到那里去，一人一个办公室，整天守在学校，陪着我们，冬天也是生炉子，好多老师家还在农村，平时还要兼顾农活，负担很重，老师们除了基本工资没有其他收入。吃饭的时候老师和我们一样吃大灶。只要你喜欢学习，老师们恨不能整天陪着你。他们对学生们高度的责任心，我现在想来还特别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