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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昕
任何一个时代都期待它的文学有大师级的作家和经典作品的出现,这也是无数有进取心的中外作家执着追求和努力的方向。事实上,文学史发展中的每个阶段几乎都有大作家、优秀作家或伟大作品的出现。这些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超越了时空、国界、民族的限制,为不同时代和国度的人们所接受、传承,以其各自独特的美学魅力哺育、滋养着人类的心智,成为人类社会文化、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堪称经典？一部文学作品怎样才能成为经典？大师们的经典历代不衰、获得永恒性审美价值的隐秘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能否产生文学经典,并对后世文学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无疑,这些是长久萦绕我们心中的严峻课题。特别是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尤其渴望“大师”和经典的出现和照耀,为此,我们的作家和评论家也曾付出过艰辛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
可以说,经典的魅力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的。经典的文学必是这样一个世界：它以其内在的丰富性、复杂性唤醒、改造着我们内在和外在的精神生活形态及本质,同时,它还以其独特的、深邃的思想力量帮助我们有效地对抗着僵化的、虚伪的、残酷的现实对我们心灵的侵蚀和攻击,帮助我们建立自身的生存参照系,理解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审美的尤其心灵的价值和意义。它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不仅是由于作家在近于披肝沥胆的生命体验后对艺术文本的精心结撰,还在于无数读者对经典的心灵阅读和体验的积淀,作家和读者的心灵通过作品这一媒介得以碰撞并形成默契。关于经典的阅读,卡尔维诺有许多深刻的体味,他认为,“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本可以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卡尔维诺道出了阅读经典的感受,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有自己钟爱的产生于不同时代的文学经典,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史。
需要我们认真探究的是,经典文本的诞生过程中,作家与时代、作家与生活、作家的心灵和存在方式有怎样的趋向,包括作家对艺术方法的选择。我们知道,作家都是在自己的文学叙述中建立自己的诗学梦想的,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作家的写作是否有较为明晰的经典意识,作家怎样处理与现实、与自身的矛盾？
我认为,一部伟大的经典性作品,首先是源出于一个伟大的心灵,文学经典的本真价值就在于凝结于文本中的亘古不变的朴拙之美、作家对生活和生命执着的爱,而且,那其中也凝结着作家的真诚、良知、天性善的精华。从内在的精神向度而言,经典往往表现出对生命、人性的高度重视,对人的本性、存在欲望的充分尊重,基于此,一个真正作家的写作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写作。这就要求作家不仅仅是要面对现实、面对一个时代,关键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自觉的从事“内心写作”。作家余华就在写作中建立或者说发现了自身与现实世界的和谐的关系,写出了真正优秀的、可以或可能成为经典的伟大作品。我们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个优秀作家的品质,一个曾经与现实有着紧张关系、明确地感受着自我分裂并对现实冷漠和愤怒的作家怎样在写作中发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现了自我与现实的和谐关系以及一个伟大作家的责任：“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见余华《活着》中文版序）”。在《活着》中,我们看到了余华所讲述的眼泪的宽广和丰富,他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既感受到了作家意识到的事物,同时也看到了作家所没有意识到的。实际上,作家以他的写作表明：任何过于强调政治性、道德性的功利性写作都难以达到最高的审美境界,更无法成为审美的尺度,道德评判绝不是作家惟一的评判。余华极为赞赏的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写作也是这样,他在激烈的美国社会现实发展中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他努力、创造性地去描写中间状态的事物,同时包容了美好和丑恶,他将美国南方的现实放到了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他连接了过去和将来。余华和福克纳一样,在一种更为宽广和开放性的写作中,他的生命和创造力活跃起来,就像波涛一样充满了激情。也许,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写作更会使我们坚信经典生成的不同凡响。国外学者曾将普鲁斯特和巴尔扎克两位法国大作家的写作进行比较。《人间喜剧》把外部世界作为自己文学表现的领地,它囊括了金融界、法官、公证人、医生、商人、农民,巴尔扎克旨在描绘,他也确实描绘了整整一个社会。相反,普鲁斯特却对表现对象的选择并不在意,他像同时代的几位哲学家一样,将人的精神安置于世界的中心,在他的杰作《追忆逝水年华》中,他竭力表现着关于人类生存的永恒母题：时间与回忆。我们在作品中强烈地感受了人类在怎样的处境中毕生都在与时间抗争的记忆。普鲁斯特的气质是神经质的,敏感到病态的程度,由于他患有慢性哮喘,年纪轻轻就成为病人,每年有大量时间必须闭门谢客。而恰恰是这种隐居把生活转化为艺术,对生命的独特感悟与想象使他知道了自我在时间中的解体、存在、重现与追寻。可以说,普鲁斯特通过他的小说教给了人们某种回忆过去的方式,让我们感到人的真正生命是回忆中的生活。可以说,普鲁斯特的作品所呈现出的对思想与意识的永恒性追寻像巴尔扎克的著作一样宏大。人们在阅读中仿佛复得了失去的时光,创造了新的生命。按传统小说理论衡量,普鲁斯特的小说并没有“载道”,只是用艺术演绎着生命现实的存在及其方式,生存形式化于艺术形式之中,但正是那种“回忆中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可称得上是“心灵相对论”的生命哲学使《追忆逝水年华》成为20世纪小说文本的菁华。
其次,我们无法忽视的还有作家在经典写作时诗性的结构和话语的选择,这是文学艺术创造的诗学路径。从外在形态看,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别有洞天是由于作家的深层体悟,现实的纷繁错落会在作家的诗化哲学面前呈现出无限清晰、质朴和精妙绝伦的图景。卡夫卡的小说便是以一种极为坚硬、阴郁的语言和结构外壳来涵盖内在温柔的杰出作品。卡夫卡是艺术上的先行者,他远远地超出自己的时代。他为我们创造了奇特而崭新的形象和独领风骚的象征意象,难以企及的深邃思考力和超凡脱俗的形式感、抽象力,实现了想象与本体的诗化。卡夫卡小说的永恒性魅力在于他选择了现代寓言的结构和话语,人类的普通的日常生活被他有意地变形或放大,以“陌生”的艺术表现形式颠覆世俗,直指人性、人的灵魂。《变形记》、《地洞》、《城堡》以充满艺术张力的表达向人们提出了精神的无限性和时间的永恒性问题,人们会在卡夫卡的寓言性意义上审视自身,观照同类。卡夫卡运用艺术判断的方式大大地超越了人们可能做出的种种世俗性判断,他的体验被他诗化。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世界有着本体普遍的不可把握性、偶然性、短暂性,人又本能地具有追求稳定性的欲望,内在地具有意志的独立性,强者则期望通过建立一个现实生存的坚实结构来克服存在的短暂性,谋求永恒性价值。卡夫卡便是通过文本对现实世界进行着结构性把握,以小说的叙述结构建立起全新的关于世界的寓言性结构,实现写作主体对现实的形而下超越,使文学表达出能体现生活内在本质的本体结构,文本的审美文体形式,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表现出“情感与形式”的符号性关系。同时,卡夫卡的小说还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矛盾性、模糊性甚至幻象性特征,其超现实的意蕴格外内在,格外深邃。从而以其独特的美学形态成为文学的跨世纪经典。
需要明晰的是,并非“变形”或荒诞性形式、陌生化就可以带来文学写作的新质。被称为“卡夫卡的法国女传人”的玛丽·达里厄塞克近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母猪女郎》,虽然也以现代主义的变形手法,试图表现人与兽这两个世界并非完全隔绝,而是平等的,从而唤醒人性的另一面——内心沉睡已久的潜在兽性,但是由于人文关怀、深层诗性、对真正现代文明的向往等人的自我本体的缺失而难以进入经典的序列。尽管这部小说成为近年的畅销书并引起轰动,但畅销书只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或许仅仅会成为大众消费群落的拥趸；而经典却未必都是畅销书,每部文学作品都会因它的独特性而有相应的读者群,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些作品能超越时空,获得人们永久的青睐。
因此,文学话语、叙述结构的选择关涉到审美境界和艺术表现层次的问题。无论是主流话语、民间文化形态话语还是精英话语,只要渗透着作家的文化哲学诗性,是诗性的结构或与日常性语言迥异的“生成性语言”,它就会修正无意义的、浅表的、世俗生活境况。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在昨天和今天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新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幻觉”。这里的“新世界”,我们可以理解为作家和读者共同建构的憧憬未来的文学世界、精神世界,这可能是一个更具象征性的世界,它要求作家要创造新形式以表现新的生命体验,大量运用暗示、对比、烘托、想象等表现方法,突出美学形式的客观性、永恒性。关键在于,这种新的生命体验不再是单纯的去审美,而是融合着美、快乐、烦忧、罪恶和死亡,深入到人的内在的本性、本质去理解,凭借特殊的想象力去艺术表现。
总的说来,小说、散文和诗一样,是表现的生活,又不能太“像”生活,太过于粘着生活,与生活一定要有所“隔离”。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艺术理念。中国作家在本质上都是极其重视内容,重视意义,重视“道”,对现实具有极为强烈的介入意识,因此,他们的写作往往就是太贴近生活本身,注重形而下的具象,实实在在地表现具象并充塞其间过多的“道”。许多作家审美境界不够高,缺乏审美理想,价值观念混杂,对人的表现还停留在生命的浅层。即使前些年大肆张扬的所谓“文学自觉”也仍然是单纯地追求“文学的轰动效应”,并未建构起文学的本体框架。所以,百年中国文学创作极少大师和经典。
面对时间老人,面对文学的本性,我们对我们时代的文学充满了渴望,我们切实而不乏雄心壮志的说法是：让我们准备经典。
我们怎样准备经典？我们怎样以我们的经典与世界文学对话,或者说,成为全世界文学经典的一部分？
有人认为,文学创造经典文本的时代已经结束,大众参与的文学的产业化、商业化、网络化的泛文本时代正大步走来,文学已成为写作者生存能力和谋生的主要基础。对此,作家们不必感到焦虑。普遍性的文学参与性活动正说明了文学本身的魅力所在。市场的法则似乎只关系到能否使文学形成“热点”或“卖点”,图像化、数字化的迅捷照例无法取代文学为人们所提供的无边的想象性空间。由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本质性关注,人们总是渴望探索和感受现实生存状态以外的可能性存在状态。另外,现代物质生活的迅猛发展给人带来的心灵孤寂和困惑更需要文学艺术的缓解和弥补,所以,文学的使命依然是摆脱影响自身发展的因素和局限,兢兢业业地准备经典。在当代,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是：首先,作家要摆脱掉“世俗化写作”给文学带来的浮躁,摆正自己的写作心态,真正担当起作为一个作家的真诚使命,像鲁迅先生那样,以巨大的个人性穿透、包容、把握时代精神。当代作家还要摆脱桎梏写作的实用主义泥淖,文学不仅要进行与时代相关的“宏大叙事”,而且要有极具个人性的心灵表达。作家还应恰当地处理好创作心态和时代生活的关系,坚决拒斥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甘于寂寞,潜心以求。人所共知,文学史上大师的文学经典并不是轰动效应的产物,相反,往往是暴风雨中的宁静独思,飘摇动荡中的寂寞倾诉。我们的写作不必去追求“激情岁月”中的“喧哗与骚动”,让艺术与人生、历史与现实浑然天成。另外,当代作家的写作不必非要以张扬的表现形态、形式引起轰动,引起当下的广泛关注,也不必刻意追求文体形式的新奇诡异,有生命力的文本必定是古典与现代、外来与民族和谐统一的文体。既不是文体、语体的分裂,也不是自足性的封闭。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经典写作的审美向度,不仅仅是专注于话语形式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作品精神内涵的开拓,复杂的思想不一定非要用复杂化的形式来表达,但却需要独特的形式来承载和完成。在文学表现形态上,既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式的写实,也要有卡夫卡、普鲁斯特式的寓言,这些都是一个时代的文学不可或缺的,经典就是在这多种表现形态共生的基础上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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