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文字　　独孤秋秋

　　编者按：2003年伊始，知名女作家池莉抛出自己的新书《有了快感你就喊》，另一知名女作家虹影也当仁不让地发出了《孔雀的叫喊》，同时又有《处女之死》、《水乳》、《婚床》陆续问世。有人高呼要“拯救纯文学”，有人指责作者们太过急功近利，有人感叹中国文坛现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现代文学的守望者，已故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之子。就以上中国文学界种种现象，舒乙先生于近日接受了新浪观察独家专访。

　　新浪观察：知名女作家池莉在新年的全国图书定货会上推出了自己的新书《有了快感你就喊》，同时又有虹影《孔雀的叫喊》、北村《周渔的尖叫》上市。有人把2003年定为“中国文坛喊叫年”。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舒乙：作家替自己的书，起一个合适的名字，这是一件特别伤脑盘的事，非常地不容易。作家们想要把书名起得别出心裁这是必然的现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的文学出版界在确定作品名字时的确存在太多利益的驱动，而且这个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有一些作品的名字，甚至是以前的作家们想也想不到会有想也想不到会用的。一些作品的名字你要问作家这是什么意思，他自己会跟你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这些个名字也许对读者来说很容易让他们想入非非。这里面，书名更多的时候成为一种卖点，主要是为商业目的服务的。有的时候，仅仅是名字就会让读者好奇，想看一看，而书的销量也会因此而更多。此上种种现象，现在比以前是多多了，这和社会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也和出版界和作者想要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应该特别对此感到奇怪。

　　新浪观察：“美女作家”是中国文坛前几年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现象。继“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之后文坛又出现了“下半身写作”。对此，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是中国文学多元化的体现，也有人认为是文学进一步庸俗低级趣味化的反映。

　　舒乙：这十几年，由于社会发展的加速，人们的观念和以前比有了很大的不一样，伦理观念也变得不一样了，要开放得多，而社会道德却比过去更加地宽容。象一些性方面的笑话，现在可以彼此谈论，而且是由桌子下到桌子上来谈论了。包括电影的分级等等的新事物的出现，这都是我们生活的变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以反映生活反映社会现实为已任的文学作品，肯定要得到某种反应。第二，在这种前提下，作家该怎么写好这类题材是很重要的事情。所谓“用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现象普通读者应该怎么看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辩别力去区分什么是不好色情的文学什么是美丽的高尚的文学，这牵涉到文学的趣味和品味的问题。一般而言，如果以单纯描写性直白从而引起读者官感的刺激形成某种欲望为目的的，大约就属于色情文学的范围了。还有一种文字，它描写的也是这样的场面但是用比喻或暗示甚至一些相当美丽的文字，对读者并不产生感官上的刺激，而主要是情感和思绪上的刺激，更能带出读者美的享受，这就不属于色情文学，甚至是好的文学作品。象老舍的《骆驼祥子》中就写了大龄青年的性欲的问题，最后又因为这个性欲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有点弗洛伊德的感觉在里面，有点宿命的东西。对性的问题不回避，但却并不使人产生不好的想法。

　　新浪观察：去年，随着一批批“少年作家”甚至“儿童作家”相继出书，低龄化也成为媒体与舆论关注的话题。不少人认为这对中国未来文坛是一种釜底抽薪，拨苗助长的做法。未来的中国文坛将只能“伤仲永”。

　　舒乙：中国文坛一向有很多新现象出现，但现今天这样大面积的低龄化写作在过去可真是没有过的事。过去也有“神童”出现，比如说文学家吴祖光先生，画漫画的丁松先生都是负“神童”之名，很早就闻名于世了。包括曹禺先生，成名时也相当年轻。但他们当时来讲也有19、20岁了，象今天这样13、14岁，8、9岁就写书出版的几乎没有。这在中国文学界也是有趣有现象，也是近几年才慢慢产生的，但势头还挺猛，这些“少年书生”、“儿童天才”的作品一般销售都还不错，有的名为出版商的新宠。对这种事，我们也要区分看待。我本人就曾给一名少年作家的作品写过序，这名少年作家叫“龙女”，当时是一名高三学生，不仅书写得好，而且品德兼优各方面都很不错。她曾到过我们中国现代文学馆，跟我认识了。回去后就寄来了自己的作品让我看，我一看觉得还真棒，文笔虽然还稍显稚嫩但是相当流畅，很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当时很高兴地就给她写了序。龙女后来参加一个新人文学奖，差一点得大奖，虽然没有得成，但她的实力也受到了评奖的认同。所以少年写作也不完全是不好的，这和现在社会发展有关。现在的孩子们信息渠道比从前都更多，电视、电脑什么的，使得他们能名大量汲取知识，成长发育比过去要提前。我了解到不少低龄写作者，其中有写作能力特别强的，而且一丁点没耽误正常成长，没脱离成长，让人觉得这些小孩子真是特别的天才，应该鼓励，给予一流的评价。如果说对这种现象有所要批评的，我觉得就是不应该过早脱离学校教育，象韩寒那样。这些孩子首先的出发点是厌恶现代教育制度，骂学校骂老师，一旦成名就马上从学校退学，转成专业作家，猛赚钱，对这种现象我是绝对的批评。要成为大家，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潜力的有发展前景的作者，起码应该要有系统基础知识，他的知识面应该是博大的。如果过早走了独木桥，缺少这一部分教育，将来是很难发展起来，十有八九是要夭折的。正如过去我们把一些少年天才挑出来进行特别培养，结果怎样呢？这些人长大后往往变得普通，“天才”慢慢夭折掉了。那样的话，“伤仲永”是迟早的事。

　　新浪观察：70、80年前我们有《日出》、《家春秋》、《茶馆》，20、30年前我们有《人生》、《平凡的世界》。这些作品都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有人认为中国近年来缺乏对社会有整体现实意义与影响力和经典之作问世，反应了创作者的整体浮躁与急功近利。

　　舒乙：客观地讲，我们还是有很多作家在认真写作。从数量上看，整个中国，光是有职业作家身份的人就有4万多。创作数量来看，我国每年也相当不少：长篇小说欠收时500部，丰收时700部是有的。另外中篇每年也有几千部，短篇也是有几万部的。这个量可是不得了的。任何一个学问家评论家是绝对没有办法看得过来的。过去象老舍的一个长篇才十几万字，现在则动就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也是有的。这其中，不乏严肃的作家，有很多很多人在都是在苦苦思文学艺术上的发展，并不急着自己赚多少钱甚至甘于守着一份平淡的生活。从但也确实出现不少纯粹追求商业利益的作家，这些人写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钱！但他们的一些作品反而很容易走红。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文学给人感觉整体较为浮躁和急功近利，受到读者的谴责。

　　另外一方面，但我们要认识到当代纯文学成就上不及二三十年代是有自己的原因的，这就是现今的作者在西洋文学底子、民间文学底子、古典文学的底子方面无法和旧时代作家相提并论。五四那一批人，受新文学熏陶差不多都会外语，差不多都是大翻译家，对外国文学极其熟悉，当时就能引进外国文学新鲜东西。另一方面，这批人正好赶上私塾的末班车，所以古文底子也好极了。象鲁迅主张一篇年轻人一篇老东西不要读，但他自己却能倒背如流。而当今中国作家绝大多数没留过洋，外语不行，对西洋文学的了解只能质量一般的翻译作品来了解，对整个文艺复兴以来的外国文学的读得少，这里和前人的差距太大。再加上近五十年来对古文隔裂，古典文学的底子也不精深，对传统民间文化了如指掌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了。作为文学家来说，这些都是严重的不足。

　　新浪观察：为什么一些庸俗的作品受到欢迎或走红，而那些在反映社会现实的严肃作品却不为人知。这是否意味着庸俗趣味文学本身就是市场的需求？

　　舒乙：历来作者和读者就有“庸俗”和“严肃”两个派。从来就有一块作者是专门写作以应付庸俗读者需要的，这在任何一个时代与社会都如此，不奇怪。包括鲁迅时代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鲁迅本人非常反对鸳鸯蝴蝶派，反对纯言情的写作，他主张写作就应该是救国救民、解放人民、改变人民落后状态的。但有趣有是鲁迅的母亲却是个中间派。她本人从来不读鲁迅的作品，倒十分愿意读张恨水的书。鲁迅多次从上海回北平看他母亲，都带张恨水的作品作为礼物。到了今天也一样，就有人不爱读名著，却对庸俗的喜欢得要命，拿他们没有办法。

　　新浪观察：2001年上半年，中国文坛曾发起过一场“拯救纯文学”的运动，并进一步引起一场争论与思考：究竟什么是文学？文学存在的基本目的是什么？您觉得是什么？

　　舒乙：文学，绝对应该是要有自身的特质，独立的，极富个性的，但却不是说教的东西。它是用艺术的说法反映现实反映社会来感动读者，感动之余却不下结论，而让读者自己边感动边下结论。另外，它还应该是美的，有着永恒的美的追求，否则就不是文学而是哲学或政治新闻。因此，好的文学离不开作家非常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审美。

　　新浪观察：作家万方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中国文坛的一些现象谈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到底社会责任感对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整个的社会又意味着什么？

　　舒乙：大作家肯定要考虑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怎么来呢？这就要你站得要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了。站得高不高，这是大作家与小作家的区别。有社会责任感的大作家，虽然是从小地方着手但也一样关注到社会的发展。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有相当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它查能会影响到相当多的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转变，从而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象巴金先生的《家》，当时不少青年人看完后背着这本书就上延安革命去了，可以说一本书培养了几代中国革命的力量。再说老舍的《驼骆祥子》，写一个破产农民进城拉车的生活经历。但最终老舍先生写的是什么？他写吃人的社会制度。让读者看了知道祥子和他周转那些普通人的命运不光是他们自己的事，而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从而引起对社会更深问题的思索。这就是一个优秀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力量。

　　新浪观察：中国至今未能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为国人一大憾事。中国作协副席主蒋子龙日前表示，中国近年来深刻的变革对现代社会具有强有力的批判力，再加上30年来积累的丰厚文化土壤，令中国文坛进入一个可能产生大师的时代。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舒乙：从目前的社会条件来看，很有可能。只要更多的作家真正走自己的路真正在从事创作，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一个作家要成为大师有几个要素：一、首先是要有才。二、要努力。象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在别人喝咖啡的时候我在工作”。三、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还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因为“编故事好编，编细节是难的”。老舍写的剧本至少有二十多个，但成为经典的也仅有两三个。象《龙须沟》老舍一共去体验生活才半天。这是因为他太熟了，闭着眼就只知道程疯子、丁四车夫是什么样子的。第四、要有很好的文学功底。第五，确实有很大的追求，有这种报负。第六、还是得有机遇。如果让鲁迅先生写工农兵他了当不了大家。今天的sars能写得好的肯定不某位大作家，而是某位病人、大夫。能具备以上几点，就有可能产生大师。

　　新浪观察：作为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文学奖顶的评选，近年来也越来越被人指责为中国文坛的一大垢病。有评论家指出，文学奖项的没落除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有效文学评论体制的缺失。对此您作何评价？

　　舒乙：要让文学健康良性发展，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致力于优秀的文学评论。现在中国文坛一大憾事就是没有一针见血，敢于跳出来给予尖锐批评的文学评论。在这方面，我们比远比我们的前人做得差了。总的来看，文学评论尽是表扬，找不到太多真实有力的评论。这样一来使得文学创作大大缺少了动力。我个人看法是过去文革时期给文学无原则的加上政治挂帅的帽子留下的后患，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阴影。这种心理现在仍然左右着我们。要使文学评论健康发展起来，对文革过去的一套做法应该彻底批判。举个例子，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现在还流行就很奇怪。巴金老先生说过，一听样板戏就浑身哆嗦。他比我大30岁，我本人和他感觉一样。再比如过去中国文学评论界有名二李：李健吾和李长之先生，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对今天的文学评论工作仍然存在一定的心理阴影。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加强，扫除一切不好的内部外部禁忌，帮助文学评论体制的建立，才能促进文学最终的发展。

　　新浪观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对近年来的青年作家您有没有觉得特别优秀的，可以在这里给我们的读者作作推荐。

　　舒乙：近年来优秀中青年作者不少。我知道的武汉有一个叫刘醒龙的作家非常不错，很有潜力。此人早年乡镇里头的文化馆的馆员，生活底子特别好，民间文学了解特多，什么故事都知道。台湾联合文学奖刘醒龙的作品连续两年获得第一名。这是对一个作家是相当高的荣誉了。我现在还记得曾读过他的一个短篇，讲的是一个地方上的文化馆员想当馆长，于是使尽了各种阴谋诡计，各种花招，闹尽了各种笑话，却怎么怎么也当不上。终于有一天他灰心了，心想老子不当了，老子要退休回家抱孩子了。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了任命他当馆长的任命。非常有趣的黑色幽默。各位读者有兴趣不妨留意一读。

　　新浪观察：感谢您接受本次新浪观察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