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狂潮（2）

1971年4月份开始于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埸的那段“乒乓外交”，以及随之而来的基辛格秘密赴华、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是一连串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关于这些事件的始末，我就不多讲了，因为关于这些事件的当时的新闻报道、当事人的回忆录、相关纪实文学等网上发得很多，感兴趣的版友可以自己去查阅。关于尼克松的访华，后人称之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确实，这一连串事件不仅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一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各国关系的格局。

从关于上述事件的新闻报道、回忆录、纪实文学等的生动描述中，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极为高超的外交艺术和人格魅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中国人在全世界人们的面前恢复了自己的尊严。当看到美国乒乓球代表队员们获知中国政府同意邀请其访华时那种乐疯了的情景，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基辛格秘密赴华时那种忐忑不安、诚惶诚恐的神态，为尼克松打前站的黑格将军及其随从人人抱着中国政府赠送的10斤糖果开心地登上返程飞机时的那个镜头，尼克松总统访华前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态，等等，我们不禁想到：从什么时候起美国人这么看得起中国人了？从什么时候起美国人把中国人的邀请看作是一种了不起的殊荣了？从什么时候起美国人把中国人的赠品看得如此珍贵了？从什么样时候起美国政府首脑的心态会如此被中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所牵动？

在二十多前年，即1946年12月24日，美国大兵皮尔逊等在北平强奸了女大学生沈崇，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将主凶皮尔逊交给美国单方面处理，同年8月，美国海军部宣布，将皮尔逊无罪释放；1949年3月17日至20日，美国出动多架带有美国国徽的B29轰炸机，炸沉了起义的中国的重庆号巡洋舰，而丝毫未把中国人的抗议放在眼里。

相隔二十多年，美国人、美国政府对中国人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差异？七十年代掀起的与中国建交热潮、中美关系的解冻、新中国的代表昂首阔步地跨入联合国大门，这一切都不是什么人的施舍，这一切都只能说明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新中国强大了，她已经强大到令世界各国的人们，首先是各国政府的首脑们——那些特别敏锐的政治家们，刮目相看了。

早在尼克松当上美国总统之前，他就提出过一个“大三角”的说法，即世界力量格局将从五十年代的两极，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发展到六十年代后期的三极，即美、苏、中三极。尼克松当上总统后，又将这个“三极论”发展成“五极论”，即他预见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苏、中、西欧、日本，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结构，尼克松并于1971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的一次演讲中，向全世界公开了这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他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尼克松这样认为，世界各国的首脑们又何偿不是这样认为？

七十年代初为什么会发生中国外交狂潮，我们来探讨一下它的基本原因：

1．新中国的政权空前巩固，台湾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的企图已成泡影。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本是权宜之计，他们确信很快就能重返大陆。他们把一个饱经战争创伤、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扔给了共.产.党这群山沟里来的土包子，临走时还搬空了国库，满以为他们当权时始终没有办法解决的经济治理和政权统一问题，共.产.党也未必解决得了。他们更寄希望于美国参战，想借助这号称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力量打回大陆，但很快，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定使他们的希望落了空。一直挨到六十年代初，大陆与苏联反目成仇，失去了国际上的强援，同时，又遭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不少省份饿死了人，这一情况又被海外媒体夸大事实，大肆炒作，于是，国民党政府认定反攻大陆的最佳时机已经来临。借鉴了共.产.党闹革命时的历史经验：当年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就是穿着蓝布长衫，携着包裹雨伞，扮成教书先生模样，单身深入到农村或工矿区去鼓动穷人造反，然后是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然后是星火燎原，然后是夺取全国政权。台湾国民党政府也想如法炮制。为此专门组织了训练班，挑选精英分子，加以政治、宣传、组织、军事、特工技术等全方位的训练，然后派遣潜入大陆。在国民党领导人的想象中，这时候的中国大陆应该是饥民如潮，哀鸿遍野，只要他们的人登高一呼，必定“人民响应”。但潜入人员进了大陆以后才发现，他们的长官向他们描绘的上述情景全然不见，相反，只要他们稍露踪迹，便闻得老百姓漫山遍野的“抓特务”的喊声，无外躲，无处逃。自1962年10月至1965年9月，台湾先后派遣43批武装特务潜入大陆，无不一进大陆就或死、或伤或被俘，无一漏网。至大陆三年调整时期（1963年至1965年）结束，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至1970年）胜利完成，“两弹一星”上天，台湾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的企图便成绝望。

五十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大陆政权和台湾政权之间抱观望态度，对中.共是否能坐稳天下尚需拭目以待，加以美国人坚决为台湾政权撑腰，故仍与台湾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到了七十年代初，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人还相信国民党政权能重返大陆，自然纷纷抛弃台湾政权，改为与大陆政权亲善了。

2．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综合国力迅速提高。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时究竟给共.产.党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烂摊子？这是很难用简略的笔墨来加以描述的，这里只举两个简单的数字：（1）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的确良0年里，国统区的物价指数上涨了36807亿倍；（2）1949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在这两个数字面前，什么经济崩溃、百业凋敝、民生困苦之类的形容词都是苍白无力的了。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即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杜鲁门总统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政局动荡、内乱不休的原因归结为人口太多（当时的中国有4.75亿人），“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重负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言下之意，共.产.党政府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以为仅仅靠经济封锁，就能让共.产.党政权垮台。但是，美国封锁了新中国二十年，新中国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除了1960年至1962年这三年遭到严重困难外，其他年份中，新中国并没有发生什么饥荒问题。恰恰相反，这二十年中，新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并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三年时间即基本治好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年至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9%，其中，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8%；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至1962年），由于经济决策失误和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6%；三年调整时期（1963年至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7%；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年至1970年），尽管有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干扰，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仍达到9.6%。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仅466亿元，1965年增长到2235亿元，1978年更增长到5634亿元，30年增长了11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49年只有30%，1978年则增长到72.2%，基本实现了工业化。

由于新中国是在美、苏两大国的经济技术封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无论是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都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特点，对外依赖性很小。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生产布局比较合理，主要工业产品，如煤、钢、发电量、棉纱、水泥、机床等，跃居世界前列，大庆等油田的开发使中国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农业方面，由于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变，水浇地面积成倍扩大，农用机械的拥有量、农用电力的消耗量、化肥的施用量等都是建国之初无法比拟的。在种籽改良方面，袁隆平等人的籼型杂交水稻项目研究，从1964年开始，至1973年育成。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0477万吨，棉花产量从1949年的44.4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216.7万吨。

科学技术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成就这里就不一一细述了。

至七十年代末，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男67.2岁，女70.2岁。在亚洲国家中，这个水平虽然尚次于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但高出亚洲地区平均寿命（男52.7岁，女54.9岁）甚多。人均寿命的延长，不仅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改善，还反映了医疗卫生制度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完善。

3．在军事上建立了全民防御体系。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军事体系全部是着眼于防御的，因为新中国从来就不想去侵略任何其他国家，所以，很少发展战略进攻性武器。新中国成立后至七十年代，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所以，从来没有放松过战争准备，在这方面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是相当巨大。五十年代的军事防御重点是东南沿海地区，因为那里有美国的第七舰队和一心想借美国的武力反攻大陆的台湾政权。六十年代以后，防御重点转向了北面，因为在漫长的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陈兵百万，虎视眈眈。

六十年代，新中国加快了“大三线”的建设。所谓“三线”的说法来自毛泽东，他从军事防御战略上将中国各地区分为前线、中间地带、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三线。三线地区大致包括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这些地区都位于中国的腹地，离海岸线和陆上边界均较远，且地形复杂，遍布崇山峻岭，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些地区将成为中国方面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建设包括在原来荒无人烟的地区创建30多个新兴工业城市、数千家大中型工业企业，且三线地区的工业必须自成体系，门类齐全。三线建设最有代表性的项目是成昆铁路和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三线建设引发了中国工业史上的“百万大搬家”，大批最优秀的管理人员、科研技术人员、工人被动员到三线地区，无数的机器设备、工程物资等被送往三线地区。

    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就已经产生了民兵组织。建国后，除了加强正规军的建设以外，新中国在全国城乡范围内把民兵组织制度化了。六十年代及文革时期，更加强了民兵建设和民兵训练，时时告诫广大民兵，要提高警惕，时刻准备打仗。一旦发生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务求做到“全民皆民”。

1964年，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口号。文革期间，毛泽东又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使战备工作全民化。全国所有地区普遍建立战备粮库、战备盐库及其他战略物资库，全国各城镇大挖防空洞、战备地道，等等。

上述有些战备措施，从目前的眼光看来，确是虚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如果我们了解六十年代新中国面临的来自美苏两方面的军事威胁和军事讹诈究竟有多大，也许就可以理解了。只有当新中国变成一块谁也啃不动的硬骨头，美、苏两霸才不敢轻举妄动，新中国才不会落到象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和类似其他国家那样的下埸；也只有当它们的大棒威胁不灵的时候，才会改用橄榄枝，才会有后来的中美关系解冻。

4．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有了极大的提高。新中国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形象，一方面，绝不屈服于任何强权，另一方面，又绝不恃强凌弱。在此以前的国际舞台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样。且不说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即使是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与其他弱小国家的关系处理中，甚至在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中，也充满了大国沙文主义。所以，许多弱小国家在与新中国打交道时往往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新中国率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很快被世界各国接受，成为处理国际关系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新中国还提出了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不把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

在具体的外交事务处理中，中国领导人和外交人员，一方面，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另一方面，在非原则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一方面，严格捍卫中国人的尊严，另一方面，给对方以最大的尊重。在关于“乒乓球外交”、基辛格赴华、尼克松访华等事件的相关回忆和报道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的这种外交风格。这种外交风格令象基辛格、黑格、尼克松这样的国际事务老手也感到折服和倾倒。

发生在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外交狂潮，是新中国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一个自强自立的新中国正式走上世界舞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为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