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发改委曝光了8所乱收费学校，总计乱收费金额达2270万元。此举引来了许多网友的举报，使教育乱收费再次成为热点话题。一种危害社会、违法乱纪的行为，早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却往往屡禁不止、打而不倒，甚至愈演愈烈，真是一种怪现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所有这类有悖常理的现象，背后必定有深刻的原因，不是用少数人的道德品质可以解释，也不是用运动式的行政查处能够根治的。

　　教育乱收费经十年治理，不知是否“愈演愈烈”，但至少是“屡禁不止”。对此，社会舆论、学生家长怨声鼎沸，但在教育界内部却颇多抵触，认为主要原因是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将板子打在学校、校长身上，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去年，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直言中小学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乱收费，“政府该拿的钱不拿，结果通过乱收费的办法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去了”；而高校则是“收费收上了瘾”，的确是知者之言。

　　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村教育经费捉襟见肘，是教育乱收费现象难以禁止的根本原因。如被国家审计署查处的重庆市巫溪县，全县的财政收入还不够给教师发工资，“有的学校连教师领取粉笔的支数都限制”。《中国青年报》1月9日报道，山东省教育督导团2004年对全省33个县、66个乡镇的抽查显示，低于农村中小学全省最低拨款标准的县、乡各占2/3，小学和初中生均公用经费为零的乡镇占1/3.地方政府不愿意为教育投资，推卸和转嫁责任，甚至视学校为营利工具，都加剧了教育的乱象。

　　而国家审计署对50个县的审计显示，从2001年至2003年10月，有45个县违规收费共4.13亿元，其中政府部门违规制定政策收费2.46亿元，竟然占教育乱收费金额的60%！在一些地方，教育仍是任人宰割的“唐僧肉”。如地处粤西地区的吴川市，财政十分困难，却在一年半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其中市教育局吃喝209万元，人均近3万元，是同期在职教师人均工资的近1.5倍。在教育自身不保的情况下，许多农村学校为了维持基本运行不得不收费，可以说是一种“生存型”的乱收费。

　　应该看到，即便在中小学也有大量乱收费并非迫于生计，而是借教育创收营利，突出表现为那些“奇货可居”的重点学校“与招生录取挂钩的各种乱收费”，即利用紧缺的教育机会设租、寻租，是一种“腐败型”的乱收费。此次曝光的沈阳市第二中学超“三限”招收学生120人，多收360万元；浙江省奉化中学设立“校中校”，按民办学校学费标准共多收345万元，都是典型。

　　事实上，中小学择校费是目前教育收费中最混乱、数量最大、问题最严重的一块，家长为择校而支付的择校费、赞助费、借读费、共建费等，数额远远大于教学过程中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

　　由于它大部分已被合法化、不在管理部门认定的乱收费之列；而且大多是暗中操作，许多家长怕孩子吃亏敢怒不敢言，因而被揭露和查处的只是极小的冰山一角。这就是关于乱收费的规模，政府公布和民间测算的数额有天壤之别的主要原因。

　　高校乱收费则呈后来居上的强劲之势。2003年，国家审计署对教育部所属18所高校的专项审计，发现18所高校违规收取的各类费用高达8.68亿元，比上年增长32％。高校乱收费中“钱学交易”的腐败行为占一定比重。《中国青年报》去年6月30日报道，2003年北京某高校向新生收取“捐款收入”1035万元，每人“捐款”2万元至10万元不等，“捐款”数额与考试分数无关，但与考生家长与学校的背景关系密切，有关领导委托介绍的，钱额可少一些，一般关系则要出高价。有的考试成绩未达到录取分数线也因“捐款”而违规录取。

　　甚至出现了赤裸裸的卖文凭，如此前《中国青年报》报道，海南省委党校乱办学倒卖文凭牟取私利，违规发出数千张文凭，被私分的乱办学费用近500万元。

　　可见，教育的贫困和“教育产业化”是产生教育乱收费的肥沃土壤。被“吃”的教育和不得不“吃”学生、家长的教育，关键是扭曲的政府行为。随着修订《义务教育法》，建立各级政府分担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生存型”的乱收费或可减少、改善；但来自“教育产业化”的“腐败型”乱收费却难以矫治。因为在入学机会上相对比较公正的单一的分数—能力标准已被打破，而变为“多元化”标准，用金钱换取学额的做法已经被合法化、制度化。

　　由于收取高额择校费可以有效扩大教育资源、减轻政府负担、增加地方财政和教育系统的收入，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与重点学校成为利益共同体，乐此不疲，形成推动择校热和教育乱收费、高收费的强大动力，治理乱收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对“教育产业化”思潮的拨乱反正、重点学校制度造成的择校热、公众参与和监督制度建设等深层问题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教育乱收费仍将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痼疾和顽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