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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俩说啊说啊，怎么也说不够。他们躺在一起，盖着军大衣和呢子军衣，双双的身体暖和着他们自己。他们的心跳动在一起，同时激烈，同时微弱。 “你妹妹象你吗？” “大概不象。她象妈妈，而我——象爸爸。” “那就是说，你爸爸很漂亮。而这非常重要。” “为什么？” “幸福的孙儿通常总是象爷爷的，” “幸福的孙女呢？” “同样。你告诉我……可要说实话，听见吗？一定要说实话。” “一定说实话。” “是实实在在的实话吗？” “是的，是实实在在的实话。” 她沉默了片刻，忙着把他盖严实些。 “你妈妈见到我会非常伤心吗？” 她说得那么胆怯，声音那么轻微，普鲁日尼科夫立即明白了，对她来说，他的回答是多么重要。 “我妈妈一定会疼你。会非常疼爱你。” “你答应过要说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她们会非常爱你。不论是妈妈还是维罗奇卡。” “也许，在莫斯科我可以做一条真正的假腿，还能学会跳舞呢。” “在莫斯科我们带你去最好的医生那里，去找最好的医生。也许……” “不，看不出什么名堂。只能安假腿。” “我们一定订做一只。做最好的。让谁也猜不到你的腿还有毛病。” “你多瘦呀，”她温存地摸了摸他胡子拉碴的脸，“你知道，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去莫斯科。先在布列斯特住些日子，让我妈妈把你养得胖一点。我会用胡萝卜喂你。” “怎么，把我当成了家兔吗？” “胡萝卜营养丰富，很有营养，妈妈说它含铁。等你养胖了，我们再到莫斯科去。我将看到红场和克里姆林宫。还有列宁墓。” “还有地铁。” “还有地铁？再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剧院，我还从来没有到过真正的剧院哩。明斯克的一个剧团来过我们这里，但不管怎么说，那不是真正的剧院，因为它离开了自己的剧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还用说。我们在莫斯科到处都去参观一下。哪儿都去瞧瞧，然后再离开。” “到布列斯特？” “派到哪儿就到哪儿。你没忘记吧，你的丈夫是红军指挥员？” “丈夫……”她静静地、欣喜地笑了，“我好象睡着了，在做梦似的。拥抱我，我的丈夫。紧紧地、紧紧地。” 于是又不曾有黑暗，不曾有地下室，不曾有角落里吱吱乱窜的硕鼠。于是又不曾有战争，而只有两个人。两个人在大地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你见过鹤雀吗？” “鹤雀？什么鹤雀？” “都说它们是白色的，白白的。” “没见过。城里没有鹤雀，别的地方我哪儿也没去过。你怎么突然问起了这种鸟？” “没什么。偶然想到了。” “你不冷吗？” “不冷。而你呢？” “我也不冷。你知道我为什么问你吗？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在他最后的一天夜里告诉我：你麻木了。” “怎么，麻木了？” “被战争、痛苦、流血弄得麻木了。他说，男人在战争中都会变麻木，内心麻木，你明白吗？他说，他们的热血会凝固，而只有女人能使他们暖和过来。那时我不懂——我是个女人，也能使谁暖和过来……我使你暖和过来了吗？暖和吗，哪怕是一点点？” “我担心自己会熔化了。” “别笑我呀。” “不，我说的是真话，我担心我会熔化在你的身旁。头顶上，德国人正在你我这个要塞上走来走去。你知道吗，他们要搞什么名堂：在杰列斯波里拱门附近清理场地。咱们这就起床吧，我上去瞧瞧。” “柯里亚，亲爱的，不要去。才一天，就才一天我没有为你担惊受怕。” “不，米拉，应当去。否则他们当真会以为自己已成了我们要塞的主人。” “这么说，我又要一秒钟一秒钟地等着，猜测你回来还是……” “我会回来的，我只是出去工作。要知道，当丈夫的，总是都出去工作的呀，对吗？我也一样。只不过我有这样的工作。” 普鲁日尼科夫还没有走到上面就听到了发动机的咆哮声，感到了土地的颤动：拖拉机正在往杰列斯波里大门拖大口径的笨重武器。又是很多德国兵在那附近忙碌，起初，普鲁日尼科夫打算回来，不想冒险。由于德国兵只顾忙自己的事，所以他还是往远处废墟上爬去。在那里，他希望能遇上单个的巡逻兵，再多，此时他是无法对付的。 前一次他去的地方是偏左面：那时他感兴趣的是穆哈维茨河湾的彼岸。但是现在他已不想那里了，因为这将意味着他跟米拉的分离——此时此刻，这种想法的本身就使他感到可怕。他拐向了右面，进到地下室里。穿过一排地下室就能潜到三拱门，而三拱门那里老是有德国人来来去去，正好可以教训他们，看看到底谁是这个要塞的主人。 此刻他极其谨慎地往那里走，比撞到涅鲍加托夫枪口上的一次更为小心。他并不担心会在地下室里与德国兵遭遇，但是德国兵有可能就在头顶上走动，有可能听得见他的脚步声或者透过满是窟窿的顶盖看到他本人。他以跃进的方式穿过暴露的地段，而在晦暗的壁龛里则每次都呆上许久，仔细听听动静。 正是在一个这样寂静而漆黑的壁龛里，他听见近处响起了脚步的拖沓声。有人无所顾忌地朝他走来，走得很慢，象老年人似地拖着两脚。普鲁日尼科夫全身紧张了起来，他悄然无声地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等待着来者走近。光线透过无数的窟窿和裂缝射进来，地下室里还算明亮。不一会儿，近处发出了沉痛的叹息声和哺哺自语声：“我冷啊。真冷。” 普鲁日尼科夫确信，来者说的是纯粹的俄语，他正欲走出壁龛，忽听得那人唱起来了，唱得茫然而迟缓，孩子似的声调分外凄婉： 瓦西卡——淡黄色的马， 舒尔卡——浅栗色的马， 万尼卡——黄色马， 谢尼卡——栗色马…… 普鲁日尼科夫屏住了呼吸。这歌声渗透着一种可怕的、忧伤而又绝望的调子。陌生人反复哼着同一支歌，悲哀的声音拖得很长： 瓦西卡——淡黄色的马， 舒尔卡——浅栗色的马， 万尼卡——黄色马， 谢尼卡——栗色马…… 响起一阵砖屑散落的窸挲？声和深沉的喘气声，陌生的歌手蓦地从暗处拐到亮处，几乎就出现在普鲁日尼科夫身旁。普鲁日尼科夫认出了他，一眼就认出他是谁，尽管他蓬头垢面，沾满了红乎乎的砖灰。他认出了他，急忙迎上前去： “沃尔科夫？瓦西亚•沃尔科夫？” 沃尔科夫沉默不语。他摇摇晃晃地站在他面前，疯狂的、直楞愣的眼睛呆滞地望着他。 “沃尔科夫，你清醒一下！是我，普鲁日尼科夫！普鲁日尼科夫中尉！” 舒尔卡——浅栗色的马…… “瓦西亚，是我呀，是我！” 瓦西卡——淡黄色的马…… “你倒是清醒清醒呀，沃尔科夫，清醒一下！”普鲁日尼科夫抓住他的前胸，摇晃了几下，“是我，我，普鲁日尼科夫中尉，你的指挥员！” 沃尔科夫疯狂的眼睛里霎时闪了一下领悟到某种事理的灵光。他怎么沦落到这里——在这些地下室里？他吃什么，在哪儿睡，怎么没撞上德国人？这一切只不过在普鲁日尼科夫脑际一闪，他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当时你为什么走了，沃尔科夫？” 问过之后他也就沉默了，因为不需要得到回答。沃尔科夫眼睛里的可怕的、无以名状的恐惧，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沃尔科夫是由于害怕才逃走的，而这种本能的、不受意志控制的无限恐惧，对沃尔科夫来说，就是他——普鲁日尼科夫中尉本人带来的。 “瓦西亚，你冷静一下。瓦西亚……” 沃尔科夫突然使劲推了普鲁日尼科夫一把，一面发出惊惧的尖叫声，一面喘呼呼地从一条罅缝里迅速钻了出去，走向洒满阳光的穆哈维茨河岸。普鲁日尼科夫向后打了几个趔趄，背撞到墙上，摔倒了。当他爬起身来的时候，地下室里已不见沃尔科夫的身影。沃尔科夫已钻到外面去了，陶醉在阳光和自由里，不记得什么普鲁日尼科夫了。他又哼起了在他亢奋的神志里仅存的一支歌儿： 瓦西卡一淡黄色的马， 舒尔卡——浅栗色的马…… 普鲁日尼科夫向罅缝扑去，此时他甚至不是耳闻而是某种本能的第六感官感觉到敌人的皮靴声。他急忙靠在墙壁上，皮靴声就在头顶上咚咚直响。 舒尔卡——浅栗色的马…… “哈里特！楚留克①！”（“哈里特！楚国克！”：德语音译，意思是“站住回来！”） 万尼卡——黄色马…… 一声枪响，但比枪声更响的是沃尔科夫那孩子式的惨叫声。普鲁日尼科夫冒着纷纷掉落的砖块，急忙奔向一道缝隙，往外一瞧，发现三个人俯在倒下的、但还活着、还在呻吟的沃尔科夫身上，于是他扳动了枪机。 他没有弄清，打中了没有，因为来不及看，他真希望是打中了！他顺着一排地下室猛跑，跳进一个内窗口，爬向邻近的废墟。不远处德国兵受惊地乱跑，地下室里响起了冲锋枪的突突声和轰隆隆的爆炸声。普鲁日尼科夫又逃走了，消遁在废墟里。在稍远处一个很深的弹坑里喘息片刻以后，他就象黄领蛇似地爬过了开阔地段，钻进了自己的洞口。 他不想把遇到沃尔科夫的经过告诉米拉，那会使她难过。因此，他久久地——比通常更久地站在洞口底下，倾听头顶上的动静，并且等候自己完全清醒过来，——不是从废墟上的逃生之后、而是从这次相遇之后清醒过来。他回想起沃尔科夫最后的一线领悟到某种事理的灵光和充满了无限恐惧的目光。他明白了，沃尔科夫怕他——不是一般地怕人，而恰恰是怕他，怕普鲁日尼科夫中尉，——但他并没有感到自己有罪。他为这个死得如此愚蠢的小伙子感到惋惜，仅此而已。战争已教会他懂得了战争的逻辑。 平静下来以后，普鲁日尼科夫沿着黑暗中的这条熟路俏悄地向小洞孔走去。他摸了摸洞孔，悄然无声地钻了进去，顿时一怔：前面，在灯光幽暗的掩蔽室里，姑娘以尖细的嗓音在轻轻地唱歌： 迷人的眼睛， 你们己把我迷住。 你们有那么多活力，那么多柔情， 你们有那么多安逸和热情…… 对他来说，这种沉思的、温柔的、姑娘的歌声，与适才在另一个地下室里听到的、那么悲剧式中断了的歌声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一种无从医治的隐痛突然使他的心紧缩了起来，他好不容易才抑制住自己，没有呻吟出声来。 我要潜入深逮的海底， 我要飞向云霄， 我要把世上的一切都呈献给你—— 只是你要把我爱哟…… 此时此刻唱这首歌的人，是幸福的。是非常幸福的。正是这种发现使普鲁日尼科夫的心感到隐隐作痛。战争把一切都翻转了过来，就连他们的初恋也是如此。 他小心翼翼地钻进了掩蔽室里，倚在墙上，把冲锋枪紧靠在自己身上，免得发出声响，打断歌声。他抑制着胸腔由于硝烟的刺激发出的呼呼声，倾听着歌儿，心中痛苦地渴望着什么，但是渴望什么，他不知道。后来他领悟到，他是想哭，于是也就微微一笑。泪水已经干涸。 他毕竟把冲锋枪弄出了声音，米拉立刻停止了唱。他走向桌前，米拉温柔地向他张开双臂，整个身于贴向他——信赖地、温存地、稚气地。 “我马上给你弄点吃的，”她向晦暗处的搁板走去，“你知道吗，这些可恶的硕鼠把所有的面包干都吃了。只剩下一点点。” “这支歌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是鲁维姆叔叔教我的：五一节时奖给他一台留声机和许多唱片。他是个杰出的小提琴家……”她笑了起来，“这我何必对你讲呢？你是了解鲁维姆叔叔的。” “了解？” “当然啦，你了解，”米拉拿来了吃的东西，正在往桌子上一样一样地摆。这是她所重视的一套仪式。“要不是有他，那我们俩一辈子也不会认识。永远不会相识，你能想象那是多么可怕吗？我的天哪，为什么幸福有时会有赖于……如果不是由于当时你很喜欢那支曲子……” “如果当时不是由于我肚子饿了的话，”他冷笑了一下。 “或者那时你突然坐了另一趟车呢。” “我的确是坐了另一趟车，”普鲁日尼科夫说，他沉默了一会儿，回想起最初踏上通往这幽暗掩蔽室的路程那无限遥远的过去。“你知道吗，当初我为什么坐了另一趟车？” “为什么？”她坐到他的对面，两手托着下巴，洗耳恭听。 “我爱上了一个人。整整三十六小时。” 于是他对米拉讲了瓦丽雅，讲了自己焦渴难熬时刻的那些白日的梦。米拉听完了他的叙述，叹了口气。 “不用说，这个瓦丽雅是个非常好的姑娘。”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因为她爱上了你。”米拉说，她认为这个评语已足以说明问题了。“可是明天我拿什么东西给你吃呢？家里没有点心的时候——这还不算没有吃的。没有面包——这才意味着要挨饿呢。” “面包？”普鲁日尼科夫找出了准尉画的那张地图，“你不记得面包坊在什么地方吗？” “面包坊在穆哈维茨河那边。你瞧，仓库和食堂就在这里，”米拉指了指座落在穆哈维茨河岸上的环形兵营，“我跟赫里斯嘉大婶到那里去过。” “噢，原来他是在那儿弄到了吃的……”普鲁日尼科夫若有所思他说。 “谁？” 普鲁日尼科夫想到的是沃尔科夫，他正是在米拉指出有仓库和食堂的那个地方碰到了他。但他不想提起沃尔科夫，因此作了另一种解释：“我想起了那个中士。说的是涅鲍加托夫。” 米拉没有再问什么。 生活是由一些小小的喜悦组成的，还是在赫里斯嘉大婶活着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就拣到一顶航空帽，挽折的地方别着一根带很长黑线的针，妇女们当时为这根线高兴了一整天。从那时起他就把能够拣到的一切东西都弄到掩蔽室里：有梳子和纽扣，有半截绳子和压瘪了的饭盒，他喜欢去拣这类有用的小东西，因此，去寻找面包的这一任务甚至使他喜出望外。 然而，最近几天他无法外出：在要塞里溜达的德国兵现在非常多。他们把一些重武器拖到了杰列斯波里拱门附近清理出来的场地上，这些重武器是从我们加强区里掠夺的。所有的路口都布上了岗哨，整个废墟都篦了一遍又一遍，尤其对那些可疑的、晦暗的地下室，用火焰喷射器火攻，用手榴弹轰炸。有一次，普鲁日尼科夫远远看到，德国人从要塞东部他不知道因而未曾去过的废墟里带出三个手无寸铁的人——胡须很长，军装破烂不堪。这是自己人，苏联人。普鲁日尼科夫内心感到一阵的痛，为自己不曾去过那里而后悔不已。 “那儿没有面包，”米拉得知德国人经过短暂的喘息重新加强了对废墟的扫荡后，毅然说道，“我们能对付着过。” “看来只好对付一下了，”普鲁日尼科夫说，“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出去瞧瞧：真有意思——他们在忙乎什么。” “答应我——你一定当心。” “答应你。” “不，你发誓！”她生气他说，“你得说，为了让我好生活着。” “好吧，我发誓。” “不，你得自己说！” “为了让你好生活着。”他顺从地说，接着吻了吻她，拿起冲锋枪往外走去。 这一天德国人显然带有一股狂热。他们的队伍在各条大道上操练，到处是巡逻兵，在杰列斯波里大门附近尤其为数众多。普鲁日尼科夫的确感到寸步难移，他本想返回来，但在最后一刻决定潜入教堂。假如这能够成功的话，那就可以爬到高处去，大概从那里就可以看清，敌人在搞什么名堂。 他极其谨慎地向前爬着爬着，遇到弹坑就耐心地在里面趴一阵子。他已有许久不曾匍匐了，胳膊时和膝盖磨破了，脸也被砖块擦伤。德国兵就在不远的什么地方走动，他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皮靴声和武器的磨擦声。他只是时而微微抬起头来看看方向，就连接近了教堂的时候，他也不是跑进去的，而是慢慢爬了进去，躲在最近的一个壁龛里，屏住了呼吸。 教堂里充溢着未被清除的腐尸的恶臭。普鲁日尼科夫捂住鼻子、强压着一阵阵的痉挛，向四下里观察。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晦暗——总的来说，它们现在更容易适应的是晦暗，而不是光亮，——他瞧见了入口处那挺打坏了的重机枪及其周围的七具尸体、几乎每一具尸体的军装上都有边防战士的绿色领章。显然，小伙子们坚守到最后一粒子弹，因为他们周围除了弹壳和空弹匣以外，什么也没有。机枪停在普鲁日尼科夫曾经架过自己机枪的那个地方，只是入口处的洞口变得更大了。 这一切，普鲁日尼科夫一眼就察觉到了，他没有耽误时间，径直往里面走去。凝滞般的浓重的恶臭折磨着他，痉挛噎住了喉咙，他时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昏厥过去。他终于捱到破砖叠累的楼梯，开始往上爬。楼梯平台上横卧着两具有点儿腐烂的尸体，他绕过了尸体，一直往上步步攀登。 就这样，他终于爬到了最高处：这里有风，他可以缓口气休息一下。下一步他需要沿着墙檐走到残破的窗口，从那里理应能够看清要塞和杰列斯波里大门以南的地段。 幸运的是，在他还没有向前移动的时候就听见下面，教堂那黑洞洞的竖井里，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普鲁日尼科夫的处境极为不利，既不能卧倒又无法隐蔽。他深信不疑，走进教堂里的是德国巡逻兵，而假若巡逻兵沿着楼梯上来，那么，只要一拐弯，就会发现他。会发现他处在无法反抗的境地。 从下面传来了嗡嗡的、嘈杂的说话声，回声话语，无法辨清，再说普鲁日尼科夫也根本没有打算去弄清楚，这些德国人在说什么。他屏住气息，动也不动地斜倚在那里，悉心倾听脚步声，但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们是朝他走来还是仍在入口处转悠。嘈杂的话语声仍在继续，打火机咋嚓了几下，被点燃的破布的焦臭味徐徐飘向普鲁日尼科夫。起初他感到莫名其妙，德国人为什么要烧破布，而当他明白了原因的时候，他顿时不那么过于紧张了。德国人之所以烧破布，为的是驱散尸体的恶臭，未必打算往教堂的里面走，因为里面的这种恶臭更为浓重，令人无法呼吸。脚步声止息了，只有说话声尚隐约可辨。看来，入口处已布置了巡逻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德国人决定看守这座死寂的、空洞的教堂了。普鲁日尼科夫小心翼翼地喘了口气，口头看了看。 墙檐很窄，满是打落的灰泥和碎砖，但是普鲁日尼科夫已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不能老是呆在这里，呆在这楼梯的尽头，否则，不是这些，而是另一些较为吃苦耐劳或者较为认真的德国人，迟早总会发现他的。可是在那里，在深深的窗龛里，他就可以隐蔽起来并且能够看清今天他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观察的东西。 普鲁日尼科夫沿着墙檐艰辛地爬了许久。他手指使劲抓住墙缝和弹孔，整个身子紧贴着墙，保持身体在深渊上面的平衡。有两次他脚下的灰泥都窸窸地掉落了下去，他屏息不动，而底下依然是那种压抑的嘟嘟哝哝的声音。最后他终于潜入窗龛，找到了合适的地方，这才小心谨慎地向外窥看。 他看到了环形兵营的残破的屋脊，屋脊后面那宛如一条带子的布格河，以及布格河彼岸的一些破损的建筑物。他看到了从杰列斯波里大门附近的桥头延伸出去的一条大路，看到了杰列斯波里大门本身和大门前面排满了重炮的场地。不论是在大路上还是在重炮一字排开的场地上，都有为数众多的德国兵，只是在大路上他们顺着路边整齐地排在两侧，形成了一条通廊，而在大门前面的场地上则摆成一个整齐的方阵，方阵的中央站着几个人，大概，那是军官。这个阵式与曾被普鲁日尼科夫和准尉驱散了的那个颁发十字勋章的阵式不同。它似乎更有声色、更为壮观，普鲁日尼科夫弄不明白，德国人为了什么要搞这么隆重的检阅场面。 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音乐声，他没有看到乐队，但知道演奏的是进行曲。在士兵队列所构成的通廊上出现了两个人影，其中的一个身穿深色的风衣，另一个——比第一个高大些和肥胖些——身着奇异的半军人式的服装。这两个人后面不远的地方还跟着几个人，普鲁日尼科夫认出他们是些将军或者别的什么高级官员。走在前面的那两个人不象是将军，但从对他们的敬重，从为欢迎他们的到来而演奏的音乐来看，普鲁日尼科夫确信，德国人在这里，在他的要塞里，接待着举足轻重的要人。 噢，此刻他多么需要一支步枪啊！一支普普通通的三线步枪，哪怕不带精确的瞄准器也行！他是个出色的射手，在这样的间距里他即使打不中这些客人之一，那也会吓他们一跳，会搅乱他们的隆重仪式，破坏他们的喜庆佳节，并且会再一次教训他们，要塞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他，要塞没有落到敌人手里，而是在继续战斗。但是他手中没有步枪，可在这样的间距里用冲锋枪射击是毫无意义的。就这样，他只是悄声地骂自己考虑不周，把拳头在砖上敲了一下，继续观察。 人影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它们被杰列斯波里大门的破炮塔挡住了。而走过炮塔以后，人影再次出现。他们已来到由肃立士兵组成的方阵里。音乐声停了，一个军官迈着正步迎面走了上去，向他们做了报告。普鲁日尼科夫没能听见报告了什么，但是他看见了他们的手臂一扬，来上了法西斯式的敬礼。客人们听取了报告，绕场巡视一周，随后走到一字排开的大炮跟前。他们仔细地察看大炮，而刚才做报告的那个军官在恭敬地进行讲解。 普鲁日尼科夫不知道，而且始终未能知道，四一年夏未之际是谁到过布列斯特要塞。他不知道，否则他一定会朝法西斯检阅的地方射去他冲锋枪里所有的子弹。他不知道，此刻从远处看到的那个小小的人影就是亲自下令于六月二十二日当地时间三时十五分炮轰这座要塞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目睹的正是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和意大利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 三 许多天来普鲁日尼科夫都在翻弄砖头。每一块砖他都小心翼翼地拿起来又更为当心地放下去。这不仅因为他怕弄出动静而引起巡逻兵的注意——自从他亲眼看到的那次检阅以后，要塞里的德国兵明显地减少了，——而且因为这种声响会妨碍他，会淹没敌人的脚步声、说话声、武器的碰撞和磨擦声。他翻动着砖头，一刻也没有停止悉心倾听动静：拿起砖头之后，总要在手里停一会儿，然后才放下去。他翻弄了许多个废墟，但是除了尸体和损毁的武器，一时什么也没有找到。没有发现象仓库或者食堂的地方，可是他们早已没有面包干了，浓缩食品也已吃尽，只剩下一点点白糖，而肉罐头米拉已经吃不下去了。因此，他每天都顽强地把这些该死的砖头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 早秋在缠绵的细雨中降临、毛毛细雨几乎没有声响，但是一天下来棉袄全湿透了。但又没有地方可以晾干。诚然，他千方百计又弄到了四件棉袄。米拉严格地盯着他，不让他忘记轮换着穿，由于他每天雨水淋淋而归，整个地下室都变得潮湿了，一天一天，不知不觉湿度愈来愈大，如今他一昼夜要擦两次枪了。 德国兵毕竟明显地少了。诚然，白天他们还是那么沿要塞巡逻，但是照例不往废墟那儿多瞅一眼。有两个德国兵违反了这个原则，也就有苦无处诉了：普鲁日尼科夫用一梭子子弹撂倒了他们。当时他不得不拼命逃跑，因为德国兵惊恐万状，把整个废墟又篦了一遍。然而他趴在一个僻静的掩蔽室里，夜间回到了米拉身边。 “不要再打枪啦，”她温存地抚摩着疲惫不堪、受尽了折磨的普鲁日尼科夫，悄声地恳求说，“要是你能够了解我为你多么担心也就好了。我多么担心呐！” 要塞里也曾出现过老百姓：他们是成批来的，甚至还牵着马匹。他们清除一堆堆垃圾，运走尸体和砖头。普鲁日尼科夫目睹过他们怎样清扫教堂，怎样把那七个边防战士遗留下来的一切搬上了马车。他曾试图同他们取得联系，但是德国人看守很严，不停地在他们身旁走来走去。根据一切情况判断，这是从邻近农村驱赶来的一些集体农庄庄员。有一次他在白宫（当初他就是从这里去发起自己的第一次进攻的）后面发现一帮妇女。她们也是被看守着：她们在挑选完整的砖头，沿着路边一排排垒起来。傍晚开来了汽车，妇女们把砖头装上，汽车开走了，而妇女们则被列队，往大门那里押去。第二天早晨她们又出现了，还是拣砖。他观察了她们一整天，但只摸清了一点：她们有半小时吃午饭时间。可是要同她们谈上句话、招呼一声、给个信号，他却始终没能找到机会，尽管他想那样做并且一整天都在等候这种时机。米拉当时非常激动：“也许她们是城里来的？唉，假着能给妈妈带个信儿，说我还活着！” 然而不论是同男人还是同妇女，他都未能取得联系，于是也就放弃了这些幻想。现在首先应当找到面包。 他已经钻进自己扒出来的一个深坑，坑沿上砖头堆得很高。为了不遇到意外，现在他慢慢地干，不仅注意听听动静，而且还不时从砖顶上向外窥察。现在他常常发冷，也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气喘，心脏的跳动也常常改变通常的节奏，怦怦直跳，冲击着肋骨。每当遇到这种时刻他就放下活儿，躺下来，耐心地等待着一切恢复正常。 透过乱砖堆他发现了一个圆乎乎的纸盒样的东西。他迫不及待地往外挖，但是这些纸盒几乎全被压扁了，装的白粉撒了满地。他小心翼翼地捏起一撮，嗅了一嗅。他不禁一颤：一股扑鼻的香气一下子把他带回到对母亲的遥远的回忆。 “香粉。” 当他把唯一一盒完整无损的香粉带给米拉的时候，米拉微微地笑了，“难道世上当真还有涂脂抹粉、擦口红、卷头发的妇女吗？也许，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我用香粉擦擦鼻子？” “那儿有很多香粉。就是擦额头和脸腮也尽够呢。” “有很多？”她颦蹙着眉字，苦苦思索，“慢点儿，让我想想。食堂里曾经有过一个军人服务部。有过一个，对了，我记得。这就是说，旁边就有个食品库。紧挨着的。” 他在这个地点拼命地挖，有时竟然忘记了危险。挖呀，气喘吁吁地挖个不停，指甲折断了，手指出了血。他把瓷器片、碎瓶子、破箱子全都扔到了一旁。他触到了砖底下一只粗布口袋，虽然还看不见影子。 直到深夜他才摸索着挖出了这只口袋。砖堆曾两次坍落，使他前功尽弃，但是他没有灰心丧气，两次都按部就班地把一块块砖搬开，重新挖掘口袋。最后，一只装得满满的、扎得结结实实的口袋终于被拖了出来。他用匕首割断了绳索，手伸进口袋，摸了摸厚厚的、粗糙的，方方正正纯属标准的军用面包干。 低垂的乌云遮蔽了天空，坑穴里一片漆黑，他掏出了一片面包干，凑近自己的脸：他看不见、但却嗅到了香味——黑面包的浓烈香味。他贪婪地吸着这种香味，没有感觉到自己整个身子都在战栗。他的战栗不是由于寒冷，而是由于幸福。他舐了舐这片面包干，感觉到上面有带咸味的水点。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又舐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泪水正在不停地往粗糙的军用面包干上滴。他早已不知道什么是眼泪了，以致感觉不到它们。 次日，他们整整啃了一天面包干，这差不多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普鲁日尼科夫为自己能够给米拉带来这种喜悦而感到幸福。近来他常常发现米拉在暗自流泪。可她总是强作笑颜，设法用笑话掩饰过去，但他还是看出她有什么心事。米拉从未抱怨过什么，总是安安静静，甚至现出愉快的样子，可是夜里，当他睡熟了的时候，她却温存地抚摩着他，眼泪、爱情和绝望一起压得她喘不上气来。普鲁日尼科夫怀疑这是由于单调的饮食所致，固为他注意到她有时怎么也掩饰不住恶心。他本想为她找点有别于罐头之类的东西，但苦于不知往哪儿去找和找什么。 “来，让我们幻想一下好吗？就好比我是个魔术家。” “你早就是个魔术家了，”她说，“你把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而除了魔术家，有谁能把我变成幸福的人呢？” “来，你就对魔术家说说自己的愿望吧。喂，你想要什么？说吧，哪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带馅的梭鱼。还有一条大的酸黄瓜。” 他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但他对米拉什么也没有说。次日凌晨，天色未明，他拿了四块面包干，准备比平一时早些到地面上去。 “今天不要去，”米拉胆怯地恳求说，“我求求你，不要去。” “休息日已经结束了。”普鲁日尼科夫试图开开玩笑。 “不要去，”她怀着无以名状的忧愁重复说，“跟我一起呆会儿吧，我看到你的时间是那么少。” “即使我留下来，你也看不见。” 为了节省灯油，他们现在只点一盏小灯。浓重的黑暗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了他们：他们早已习惯于摸索着生活了。 “你看不见我——这很好，”米拉叹了口气，“我现在可难看呢！” “你是最漂亮的人，”他说，接着吻了吻她就走出去了。 普鲁日尼科夫爬到上面的时候，天刚破晓。他站着听了一会儿，除了单调的蒙蒙细雨声，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向白宫方向移动。他顺利地绕过了路口，穿过砖堆，潜入气排深邃的地下室里。 看来，在战争的最初时刻，这里有的地方曾隐藏过伤员，那个上尉就是在这里死去的，当时，普鲁日尼科夫对他的死是那么不愿相信。尸体已从地下室里运走了，但是浓烈的尸臭依然滞留，在晦暗中燎绕，普鲁日尼科夫蹑着脚往前走，仿佛怕绊上战争初期躺在这里的人。他要找一个既利于隐蔽又便于观察的了望孔。洞孔、窟窿、裂缝在地下室的浓重黑暗里明显地变成了灰色。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了望孔，在砖头上坐下来，把冲锋枪放在身旁，开始耐心地等待和观察。 一般来说，他可是个没有耐性、脾气急躁的人，但是经常发生的危险很快使他养成了耐心等待的习惯。他等着等着，差不多象野兽那么趴着，动也不动地等待着。他回想起过去——很久很久以前，战争还没有爆发——曾经怎样等待过军校校长的接见。回想起自己那青年人焦急等待的心情，回想起油光锃亮的皮靴，舒适柔软、干净的军装。“过一年我们就调您回军校……”过一年！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一个无止境的漫长时期，瞧吧，一年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原来，“无止境”比日历上标出的时间要短，因为“无止境”——那是人们的感觉，而时间是以度过了多少去衡量的。 他还想到妈妈和维罗奇卡。他知道德国人已经突进到俄罗斯腹地，但他脑海里一刻也没有闪过敌人能攻克莫斯科的念头。他认为敌人可能打下明斯克，甚至可能打到斯摩棱斯克附近，但是，他们会出现在莫斯科城下，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他反复想象，红军在继续进行激烈的战斗，击败着法西斯军队，他深信不疑，红军一定能够打垮敌人，进行反攻，明年早春会从什么地方返回这里，返回布列斯特要塞来。现在离春天还有无止境的漫长时期，但是他坚信自己能够活到那一天。活到那一天，迎接自己人，向他们汇报：要塞未被缴出去。打发米拉去莫斯科，到妈妈那里去，自己则同红军一起前进。向西方、向德国本上挺进。 终于他听到了脚步声：不是步调一致的士兵的脚步声，而是散乱的、拖沓的百姓的脚步声。普鲁日尼科夫仔细一瞧：一队妇女渐渐向白宫走近。三个押送兵走在队伍前头，四个在后头，而在这支参差不齐、曳足而行的队伍两旁还各有三个看守。只是在队头和队未的押送兵手中他才看到有冲锋枪，队伍两旁的看守，扛的则是步枪。从远处看来，这些步枪长得出奇，而当队伍走近了的时候他便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些上了四棱刺刀的俄国步枪。这时，他明白了，看管这些妇女的不仅仅有德国人，而且还有跑到德国人那里去的费奥多尔楚克式的人物。 响起了一声口令，队伍停下了。押送兵分散到各个岗位，妇女们则走向废墟，直接向他这面走来，于是普鲁日尼科夫向后一退，躲到了暗影里。妇女们在干活之前一面交谈一面休息：有的坐到了砖头上，有的把鞋重新穿穿好，有的把头巾重新扎扎好。普鲁日尼科夫离她们很近，他清楚地看到，雨水怎样顺着她们的棉衣和外套流淌，看见了她们那齐眉包着的头巾下方露出的脸庞，听到了她们的说话声，但是他无法分辨这些妇女的年龄和她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他觉得所有这些妇女的脸都一模一样，都是那么疲惫不堪，那么忧心仲仲。除了断断续续的俄语以外，还能听到白俄罗斯语以及其它一些根本听不懂的语言：不知是波兰话还是犹太话。此时，普鲁日尼科夫可以呼唤她们，甚至可以同她们交谈儿句，因为附近没有看守。但是，今天他不想冒险。他把这件事推迟到下一次，等到自己把这里地下室的情况摸熟了并且找到安全退路时再做。 他守着的了望孔突然变暗了。起初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向后退了几步，退到深邃的黑暗中。片刻，了望孔又明亮了起来，尽管它的形状似有了改变。他仔细一瞅：孔口上有一个小包袱。一个用妇女头巾对角系起来的普通的小包袱：不知是哪个妇女把它塞到了这里，塞到了地下室的这个小洞孔里——绵绵秋雨淋不到的地方。 当妇女们开始拣砖头的时候，他俏悄地拿起了这个小包袱。他把它解了开来，接着又打开里面的一个干净的白布包，这时他无声地笑了：他还从来没这么走运。从来没有过。这个小布包里有六个带皮煮的马铃薯、一个葱头和一小撮盐。 普鲁日尼科夫怀着感激的心情，望了望在缠绵秋雨中湿淋淋地弯着腰干活的妇女们那凄凉的身影。她们之中的一个人，今天为他准备了（这一点，她本人也不知道）一件最珍贵的礼物。他想了想，把三片军用面包干放在头巾上，四个角对系了起来，放在原来的地方。而把包着马铃薯和葱头的布包揣进了自己怀里，然后潜到地下室最远处的一个僻静的的隔堵室里。天黑之前他一直坐在那里，一面啃面包干，一面想象着今天米拉会怎样高兴。 “你当真是个魔术家？” 他把白宫地下室的情况，把妇女们和包袱的事情统统讲给了她听。米拉边听边吃着马铃薯，但是她并没有象他所期望的那样为此而欢欣鼓舞。似乎有什么心事妨碍她高兴，似乎她时时刻刻都为一件什么事情而惴惴不安。 “你好象不大高兴？” “不，你说哪儿去啦。谢谢。你也吃自己的一份。” “这——我是给你弄来的，别推来推去。我吃什么都行，可你，我看出来了，有点恶心。” “傻瓜，”她带着一种不寻常的痛楚叹了口气，“我的天哪，你可真是我的一个小傻瓜呀。” 她偎依着他，额头紧贴在他胸前，悄声地哭了。泪水滴在吃剩的马铃薯上。 “你怎么啦？怎么啦，米罗奇卡？你到底怎么啦？” 米拉抬起了头，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他。昏暗的灯光映照在她的脸上，他看见了她那双饱含忧愁的大眼睛：小油灯的怯生生的光焰在泪水中摇曳颤动。 “米罗奇卡……” “我必须离开你，”她轻声说，似乎说每个字都很吃力，“我亲爱的，我的丈夫，我唯一的亲人，我必须离开你。” “离开？”他懵里懵懂地望着她，“怎么要离开？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你生病了吗？喂，说呀，说呀，快告诉我！” “我们将有孩子啦。” “孩子？什么孩子？” 这个消息有如一堵高墙突然向他倾压下来，尽管他还没有明白和醒悟过来，令人木然、不寒而栗的一种孤独的恐惧之感猛地袭上心头。 “你瞧，我是个正常的女人，”一种奇异的、不合时宜的骄傲声调响彻在米拉的话语里，“我是个正常的女人，因此，发生那种事情也是自然的。大概，这是幸福，也可以说，这兴许是莫大的幸福，然而幸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呀。” “你不要走，”他以茫然的绝望声调说道，“无论如何也不要走。” 他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绝望充塞了他的整个身心。米拉轻轻地摇摇头：“不行。” “是的，这——我懂，我懂。” 此刻，他已偏离开她一点儿，沉浸在自身的孤独之中。她又移近去，偎依着他，抚摩他那胡子拉碴的凹陷下去的面颊，不停地亲吻。他木然地坐着，仿佛变成了一尊石像。 他们这样默默地坐了许久。米拉没有再解释什么，没有再进一步说明什么，她知道，他也需要对这一点慢慢去习惯，就象她自己似的。可是普鲁日尼科夫却想大声呐喊，想爬到地面上去，想把枪中的子弹尽数向德国人猛射，想去死，因为此刻他所感受到的痛苦比死亡还可怕。但是他坐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等着这一切都平静下去。他知道，一切都会过去。他已经学会承受一切，无论是能够承受的还是无法承受的。 终于，他叹了口气，身子动了一下。米拉等待着的就是这一叹息，她立即打开了话匣以诀别似的悲哀声调轻轻他说： “要不是由于孩子，要不是为了他，柯里亚，我怎么也不会把你一个人留下。我常常想，我们俩的日子一定会是这样的：我死在你前头一点，死的时候也是个幸福的人。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太阳，我的喜悦，你是一切，你是我的一切。可是孩子应当生下来，柯里尼卡，应该生下来：他在世人面前没有任何罪过呀。他应该健康地生下来，一定要健康地生下来，可是在这儿……在这儿我每秒钟都感觉到，他怎样愈来愈孱弱。是他，柯里亚，现在是他而不是我愈来愈虚弱了！上帝赐给每个女人一丁点儿幸福和很多的职责。而我的一生是幸福的。我是那么幸福，世上没有别的女人能象我这样幸福，因为这种幸福是你带给我的，是你一个人，而且仅仅赐给了我。你不顾战争、不顾德国人、不顾我的苦命、不顾世上的一切，把这种幸福赐给了我！我知道，你比我更为沉痛：你孤身留下，而我随身带走了你的未来的一部分。我知道，眼下是我们生活中最困难的时刻，但是我们应当，我们必须度过这种时刻，为的是使他，使我们的孩子能够活下来。你别担心，我什么都想好了，你只要帮我潜入这些妇女当中就行了，她们会把我带出要塞的。” “带出去以后呢？” “以后，有妈妈，你别担心！妈妈和亲戚们都在那里。世上没有一个人会象犹太人那样有那么多的亲属。” “妇女们都是被排成了队的。” “谁会去注意多了一个女人？别担心，亲爱的，一切都会顺利：一切都会如愿以偿，‘小卒能当上皇后娘娘，也能闹翻殿堂，梦里会想着发财，星期四会下起雨来。’①（此处系借用驭手的顺口溜，以表达乐观情绪，原文系韵文，上下内容并无多大联系）米哈西大叔就是这么说的。你记得吗，当初是他赶车送我们来要塞的？我们还去看过路边的石柱呢，在那里我第一次触到了你的手……” 她强颜欢笑他说，可眼眶里却滚滚地涌出了泪水。泪水滴到了普鲁日尼科夫手上，他呢，怎么也哭不出来，因为他自己的最后的泪滴已经落到军用的黑面包干上，再也没有眼泪了。也许，正由于这种原因他感到内心火烧火燎，仿佛他的一颗心被置于炽热的炭火上。 “你应当走，”他说，“你应当想尽一切办法回到自己妈妈那里去，抚育孩子。只要我还能活下来……” “柯里亚！” “只要我还能活下来，我一定会找到你们，”他严峻地重复了一句，“否则……你就把我们的经历讲给他听。把我们留在这儿石头底下的所有的人都讲给他听。” “他将对着这些石头祈祷。” “祈祷倒不必。只是不应当忘记。” 他们走进了夜幕。尽管米拉步履艰难，他们还是顺利地潜入了白宫废墟。她非常孱弱，已经不习惯于走路了，在这坑坑洼洼的路上带着一条假腿就更为困难。有些地方，普鲁日尼科夫就把她抱过去。对他来说，这并不费力：亲人的温暖的躯体是那么消瘦和轻盈。在那里的地下室里，当他探明了出口并且告诉她，自己将从哪儿最后一次眺望她的时候，他把她放在自己的膝上，紧紧地抱在怀里，直到最后也不愿放开她。在这里，他们最后一次吻别了，米拉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地下室。 她象许多妇女一样，穿的是棉袄，也象她们那样包着头巾，因此，当真谁也没有注意她。大家都在默默无语地干活，她也开始干了起来。 “喂，你在那里折腾什么？”有个妇女满不高兴地嘟哦说，“怎么，腿疼吗？” 另一个妇女伤心地叹了口气：“天哪，连个瘸腿的女人也抓来了，这些魔鬼。你少走点路。到那边去垛砖好了。” 垛砖是在大路旁边，米拉不愿意到那儿去，因为那样会离普鲁日尼科夫很远。但她并未表示异议，暗自高兴的是，妇女们把她当成了自己人。她竭力少露出跛脚的样子，往人们要她去的地方走了过去，她在一大堆砖头跟前一块一块地垛了起来。 普鲁日尼科夫看到她怎样走往路边和怎样在那里垛砖。而后来，别的妇女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看不见米拉了，随即又找到了她，后来又瞧不见她，这就再也辨别不清她在哪儿了。虽然瞧不见她，但他依然在眺望。他瞧啊瞧啊，由于再也看不见她而陷入了绝望的痛苦，但他并不怀疑，命运这一次保护了他，使他避开了最残酷和最可怕的事情。 押送兵出现的时候，业已暮色四合。在这之前，米拉只是远远地瞧见过他们：他们要不在篝火旁取暖，要不紧靠在残存的墙根下。现在他们出现了，跑了过来：壮实，由于无所事事而冷得打颤。 “排队：快，快点，娘儿们！” 领头的是德国人，他们没有急于离开篝火走过来，而整队的是些穿灰绿色呢子军衣、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忠心效劳的押送兵。他们在缓慢排成队形的妇女们周围煞有介事地忙乎来忙乎去，用俄语下达着命令：“四个人一排站好！” 米拉竭力挤到队伍的中间，但是按四个人一排站队的妇女们不由自主地把她挤来挤去，很快她就被挤到了队伍的左侧，米拉绝望地又钻进了人群，可是人们懒洋洋地嘟囔说，她不属于这四个人的行列，接着她又被挤到没有四人队列的空当里去，孤身站在那里。 “为什么要挤来挤去？”一个高大的押送兵厉声喊道，他比其他人更卖力，喊得更勤。“按自己那四个人一排，快点站好，娘儿们，快点！” “我们倒是排好了，”有谁满不高兴他说道，“可这里多出来一个人。” “什么多出来一个人？从哪儿多出来一个？不可能会多出人来。把队伍排排好！” “啊，原来如此……” 米拉的心怦怦直跳，几乎要跳出胸膛。押送兵顺着队伍走来，渐渐靠近了她，她鼓起了最后的勇气朝他挤出了笑容。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押送兵停在她面前，惊异地问道。 “从城里。怎么，您认不出来了吗？” “从城里？” “好啦，往前走吧，让我们往前走吧！”想到普鲁日尼科夫会看到这一切，米拉绝望地喊道，“我们往前走吧，难道路上就不能说清楚吗？” “是呀，该走啦！”妇女们怨声怨气地嚷嚷了起来，“冻了一整天啦！干吗跟个丫头去纠缠呢：是赚了一个，又不是赔了一个。” “赚了一个？……”押送兵困惑不解地重复了一句，“就是说，赚了是吗？可是你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呢？” 他蓦地抓住了她的棉袄，使劲把她揪向自己：米拉差点儿没站住脚。 “岂不满身是地窖里的气味？地窖里的？……上等兵长官先生！唉呀，这个害群之马，这个缺德的东西，竟敢爬到光天之下？上等兵长官先生！” “走吧，”米拉上气不接下气地喃喃说道，而他抓着棉袄使劲摇晃她，以致她的头不由得直向两边摆动。“我们走吧。我求求您。恳求您……”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从哪儿？” 他突然撇开了她，迎着从队伍前面往他们这里从容走来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疾步跑去。米拉站了片刻，随即跟在他身后走去，因为队伍可以把她同普鲁日尼科夫遮挡开来。 “就是她，上等兵长官先生。就是她，多出来的那个女人。看来，是从地下室里钻出来的。” 米拉已听不见他还说了些什么。她只是看到了年纪不轻的上等兵长官那张其貌不扬的瘦脸。这张普通的、疲惫不堪的面孔对她来说是那么惊人的熟悉。这一点她自己还不敢承认，她仍然对某种奇迹般的事情抱着希望，虽然奇迹没有出现，但是代之出现的是一个德国人。不是眼前这个鼻子冻得发红的德国人，而是那个吓得发抖、两手拼命翻找自己孩子照片的那个德国人。 “犹太人！”德国人用枯瘦的、骨节突出的手指指着她喊道，“犹太人！地洞！犹太人！地洞！” “唉，何必跟个姑娘纠缠呢？”妇女们嚷嚷，而押送兵们顺着队伍跑来跑去，晃动着刺刀进行威胁。“该走啦，人都冻僵了！饶了这个姑娘吧，她是我们的人！啊！不，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 “犹太人！地洞！犹太人！地洞！”德国人一面往后退一面喊道，因为米拉一个劲儿地冲他走去，她已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径直往前走着，只怀有一个愿望：尽量离普鲁日尼科夫的了望孔远些。 看来，妇女们终于被带走了，也或许没有被带走，只是她的感觉而已，因为她的耳际老是回荡着两个可怕的字眼：“犹太人！”“地洞！”“犹太人！”“地洞！”她的心时而紧缩了起来，屏息静候着某种可怕的事情发生，时而怦怦跳动，这时她就感到憋得喘不过气来。她张大了嘴使劲呼吸，走啊走啊，一直朝前走，直逼那个德国人。 甚至当枪托狠捣在她身上的时候，她也没有感到疼痛。她只觉得背上被冲击了一下，脑袋奇异地抽动了起来，嘴里立刻充满了某种粘稠而带咸味的东西。但即使在这样的一击之后，她还是继续往前走，却不想吐出嘴里的血，似乎此时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她前进。捶击象雨点似地纷纷落到了她的肩上，她把腰弯得愈来愈低，本能地保护着自己的腹部，但脑海里想的已不是孕育着的孩子，而是那个永远留在身后、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人。当她最终被打倒在地失去知觉的时候，她也仍然挪动着自己的假腿顽强地向前爬着。 当敌人的刺刀一连两次刺穿了她的身体时，她还向前爬着。这两次刺透身子的疼是她那整个脆弱的和依然是温暖的躯体所感觉到的和承受到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疼痛。一道明亮的光闪现在她那紧闭着的眼前，在这道无情的光亮里她突然看到：她已经再也不会有自己的婴儿、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生命了。她积聚了自己最后的余力想呼叫起来，但是代替喊声的是，她的喉咙里涌出了粘稠的血。 当她渐渐失去知觉、眼前飘忽着临死前那阴森的恐怖时，她依然听到捣在她肩上、头上、背上的捶击声。但是敌人没有继续打她，而是在她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就仓促地把她扔进白宫围墙外面的一个不太深的弹坑里，往上填了一些砖块。 连日来低垂在大地上空的乌云爆裂了，向四处飘散，苍白的天公往这块空地上瞥了一眼，早已西沉的夕阳的远方余辉，懒洋洋地映照在胡乱平整的大路上，映照在坍塌的楼房的一角和仓促填盖起来的弹坑上。余辉映照了一下，转瞬即逝，天空又被阴霆的秋日的乌云遮住。 他又不知道几月几日了。躺在浑沌的非人间似的黑暗里，他谛听硕鼠怎样在啃噬余剩的面包干，他既没有力气爬起来把这些面包干收藏好，也没有力气去细细回想一下，今天是几月几日。他不记得自己钻在所有的大衣、棉袄和呢子军衣底下不吃不喝地究竟躺了多少日子。当他苏醒过来时，他艰辛地爬去喝水，喝着喝着又昏晕了过去，恢复知觉以后又接着喝。后来他捱到桌前，找到了一块白糖和硕鼠尚未吃光的面包干，尽管他没有一点食欲，还是一点一点地吃着白糖和啃着面包干。他强迫自己吃，因为病已经好了，现在需要恢复一下身体。 他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所以当他看到了雪，并未感到惊奇。夜阑人静，繁星在深篷的天空里闪烁，要塞变得一片雪白，他蜷缩在呢子军衣里，坐在自己的那个洞口，贪婪地呼吸清新的寒冷空气，并为自己活了下来而暗暗高兴。 返回地下室的时候他差不多是个健康人了，只是由于虚弱走起路来还趔趔趄趄。他在炸药罐里烧开了一锅水，倒进去一罐头焖肉，他第一次吃得这样津津有味，随后钻进自己的衣服堆里酣睡了一觉。现在他又对自己的力量满怀了信心，又开始计算白天和黑夜了，只是怎么也弄不清，今天是几月几日。 翌日，他整整擦拭了一天枪，最后把枪装上了子弹。他许久没有视察自己的地段，许久没有袭击巡逻兵了，他做着往外爬的准备，内心抑制不住一种喜悦的斗争激情。他活着，并且象先前一样感到自己是这个大雪覆盖下的寂静无声的布列斯特要塞的主人。 然而，除了这个主要的任务之外，尚有一个属于个人方面的小小的任务。想到它，普鲁日尼科夫仿佛对自己也要保密似的，仿佛这与下达给他的重要命令相悖，仿佛此地有人能够检查他执行这一命令的情况。他一向如此要求自己，就好象最高检查者时刻都呆在身旁，对自己进行监督和检查，因此他觉得他考虑的那件事情似乎是绕过了这个监督者，似乎是犯了自由主义，“要去实践这一秘密的愿望似乎是对自己的放纵。他突然决定，非找到自己的那支手枪不可，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找回来。这不是一支普通的手枪，它的号码已登记在他的证明书里。那是他军校毕业时在队列面前被授予的第一支个人使用的武器。在第一次肉搏战中这支手枪丢失了。现在他尤其清晰地记起这一次肉搏战，因为那个下巴颏被砸裂了的可怕的德国人出现在他的梦幻里，又抓住了他的脚，又狰狞地笑了起来，而萨里尼科夫却迟迟没有到来，甚至在梦幻中他也觉得萨里尼科夫永远不会到来，永远也不会从这个恶魔的手中把他搭救出来了。普鲁日尼科夫醒来时一身冷汗，他尤为竭力回想的正是那第一天：同萨里尼科夫和杰尼什克的相遇，第一次冲锋和第一次战斗，以及他如何可耻地丢失了发给他个人的那支手枪。 他没冒什么危险就接近了教堂，在隐匿于空旷的教堂之前，他习惯地回头四下张望。一个会招致严重后果的发现使他十分惊愕：尽管雪下得不多，而且他还尽量踩在砖上走，但身后还是留下了一道脚印，要消除这一足迹，他已无能为力。只有靠落雪来掩盖它，但是天空，仿佛故意作对似的，万里无云。这阵子他已不为自己能潜到教堂而高兴了，但是返回，会更危险：势必还会留下脚印。他犹豫了片刻，终于决定白天呆在教堂里，等黑夜来临再潜回自己的掩蔽室，指望第二天早晨——或许！——落雪会把他踩出的小径覆盖。 寒冬的清新气息充溢了一切角落：他已感觉不到当初把德国兵阻挡在入口处、拯救了他生命的那种尸臭。诚然，那时他不得不在上面的窗龛里直呆到天黑：检阅仪式早已结束，客人已经离去，士兵也被带走了。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顺着屋檐艰辛地行走，没有摔下来简直是个奇迹，然而毕竟一切都算顺利。当时可谓顺利，而今呢，喜悦的、熠熠闪光的雪倒成为他的敌人的同盟者。 他时时刻刻都想到这一点，惴惴不安地谛听着静谥的清晨的声音。在凛冽的寒凤里，声音变得更清晰：传入他耳中的既有汽车的噪音，又有雪地上的清脆的轧轧声，还有在三拱大门那里抛掷雪球嬉闹的德国兵的欢声笑语。起初，这一切都引起了他的警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到了对这个教堂的注视上，看一看这里对他一个人来说究竟留下了什么。他愈仔细观察，那些己不在人世的、仅存于他的回忆中的人们的身影，就愈是紧紧地把他围住。 他立刻认出了他第一次跳进教堂的那个窗口。正是这个窗口：第二个——他用不着找就知道是它。这个窗口是他在第一次冲锋时亲自选中的，但在它面前自己反倒胆怯了，为此那个边防战士付出了生命。这样的事情永远难忘：他不曾是胆小怕死的人，因此什么都铭记在心。就连敌人朝他射击但打在边防战士尸体上的子弹进溅在他身上的凝血，也历历在目。 但这是后来的事情。是后来，而当时他一下子就扑进了硝烟滚滚的教堂里，狠打、猛射，与敌人展开了搏击，而且就在这儿，那个被砸裂了下巴颏的可怕的德国人抓住了他的脚。就在这一瞬之前他失掉了手枪……到底是这一瞬之前还是之后？不，是在之前：敌人用枪柄打他，他摔向了一边去，而当他苏醒过来时，手枪已经不见了。就是说，这一切都发生在这儿附近，发生在此刻遍是灰泥、砖头和泛着绿斑的废弹壳的几平方米的地板上。 他在教堂里走来走去，用脚尖翻动着砖头。空空的冲锋枪筒、机枪子弹带的断片、压扁了的军用水壶、断了枪托和裂了枪柄的步枪、手提机枪的生了锈的弹盘——他的面前统统是战争的垃圾。他碰了碰这一堆破铜烂铁，当初它们整个儿都充满了声响，这些响声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已珍藏在他的心中。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至今还珍藏着它们，它们至今还响彻在他的脑际。他想，他子然一身，处在俏然无声的孤独之中，但是寂静突然打破了，孤独感也随之消失，他豁然开朗：“过去”——这是他的己有物，是他的财产和他的骄做。他明白了，孤独是不会有的，因为有它——“过去”的存在。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同时也是最峥嵘的时日。 “不会有死亡，”他喃喃地说，“不管怎么说，不会有死亡，伙伴们。” 他的话音虽低，但却在空旷的教堂里奇异地回响了起来。它伴随着寒冷的空气向四处飘去，轻轻地触在墙壁上，向残破的穹顶升腾。他屏息静听，仿佛在送别自己的这个话音，正在这时他突然听到外面隐隐传来了某种声响。他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便飞也似地跑向窗龛，缩了进去，并且小心翼翼地往外瞧了瞧。在这一刹那，“过去”已不存在了：德国人偷偷地包围了教堂。 敌人尚未把包围圈合拢——也许是故意，也许是没来得及，——他还有唯一的逃生之路：穿过空旷地段跑向白宫废墟。在明朗白昼的雪地里出现一个黑色的人影：逃脱的可能几乎是不存在的。但他没有去进行掂量，他只是想活，而假如必须死去，那也要死得自由。于是他跳出了窗口。 他往前跑，不回头看也不弯腰：他不能失掉任何一瞬的时间。半路上他听见了喊声和射击声，但是他没有趴下，而是一直跑啊跑啊，子弹溅起了脚旁的雪。他窜进了地下室，顾不上喘息，继续往前面、往深处跑，常常撞到墙壁上，因为经过耀眼的雪地之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不停地跑。突然他倒下了。是陡然倒下的，因为他的力气已消耗殆尽，空气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除了一颗猛烈跳动的心。 然而他无暇喘息。什么地方响起了嘈杂的话语声和皮靴的橐橐声——虽然尚远，但已是在地下室里，在拱顶底下了。他艰辛地爬了起来，趔趔趄趄地跑向晦暗的深处，不考虑方向，只是想远远躲开这些话语声和脚步声。 他不熟悉这些地下室。他延搁了对这些地方的侦察，而后来，自从送走米拉之后，他就病倒了，这儿他一次也没有来过。此刻他盲目地跑着，常常撞进死胡同和已被堵塞的地方。耳际总是听得见背后追踪的脚步声。 显而易见，德国人一点也不怕他，他们坚信，只他一个人，因此，他们不慌不忙地在彻底搜查这些地下室。 在前面拐弯的地方他看见一道裂缝，于是他向那里奔去。应当离开这里，无论如何也要潜入环形兵营的废墟，因为德国人无法把那儿的兵营封锁住。然而，他所熟悉的那个兵营地段的路已被切断，此时，他已钻出裂缝，立刻向相反的方向跑去，跑向要塞东南方的远处。 看来，德国人万万没有料到，他会再一次冒险从开阔的地带跑：在背后响起射击声之前，他差不多已跑过了整个的院子。他还是没有趴下，没有迂回，而是一直朝前跑，没有弯下腰，仿佛有意去寻找死神。这一次死神又饶恕了他：德国人突然停止了射击，只是呐喊，这时普鲁日尼科夫发现，顺着兵营迎面跑来一些人。他们跑着，并不开枪，想抓活的。 毕竟他抢先到达了一道宽罅缝，立即躲了进去。他之所以能够抢先到达，是因为他要拯救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为此，他赢得了一分钟。这一分钟使他得以向四周扫了一眼，因而明白了，再往前跑毫无意义。于是他扑向罅缝，端起了冲锋枪，一连数次短促地扳动了枪机。枪柄在瘫软无力的手中抖动，毫无疑问，他没有打中任何敌人，然而德国人马上散开，趴在了地上。他呆了一会儿，等候他们还击。他又射去了几梭子，把用完了的冲锋枪塞在靠墙的砖堆底下，立即向邻近的一个房舍奔去。 这是一个马厩：不论是烈火还是严寒，都未能驱除滞留这里的马的气味。墙角上有一大堆干马粪，他毫不犹豫地往里钻，拼命把面上凝结着的一层扒开。外面的枪声依然在响，而他，象一只鼹鼠，不停地扒着，越来越深地钻了进去。只是当他听到隔壁厩舍里响起话语声和脚步声，他才屏息不动。 敌人在附近的隔堵室里搜寻，话语声时而远去，时而又在近旁。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尽管这时他非常困难：悸动的心房怎么也无法平静。他趴在粪堆里，由于虚弱和恐惧全身都出了冷汗：只要朝粪堆上随便打上一棱子搜索的子弹，那就意味着他的死亡。就连出于偶然的好奇，也有可能把他发现。但是德国人想都没有想过，他会还在这里。 他们想也没有想过，但是，当他们的搜索毫无结果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动脑筋了。他听见他们集聚在这里。就在他旁边，大声议论着什么。他听见了自己头顶上的脚步声，整个身子缩作了一团，有个很有份量的家伙从他背上缓慢而沉重地走过。后来他听到一种奇异的、吱吱的声响，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立即就感到了疼痛：刺刀尖顺着他的肋部扎了下来，刺破了肋骨外面的皮肉。他吓得浑身冰凉：德国人马上就会把刺刀抽出去，会发现血迹，那么一切也就完了。然而刺刀飞也似地抽了上去，又一次插进了粪堆，扎进离他肩膀一厘米的地方，接着又抽了上去，又扎下来一次，随后他背上的重量突然消失了，他听见了笨重的脚步声，心里明白了：用刺刀乱捅的那个德国人，已从粪堆上走了下去。 甚至在脚步声、话语声都已消失了的时候，他也没让自己动弹一下。肋部的伤口疼痛难忍，他感觉到那里在淌血，两臂和两腿渐渐变得麻木，仿佛已不属于自己，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动弹一下。他相信又不敢相信，随后还是相信自己得救了，相信自己又一次死里逃生，但是他不愿冒险，在神志昏迷中忍受着渐渐蔓延全身的这种麻木。他忍受着，不时昏迷过去，苏醒以后，又昏迷过去。他是这样麻木僵硬，就连血在流还是已经止了也感觉不出来。有时他会闪过这样的念头，自己可能动弹不得了，再也不能从这堆干马粪里爬出去了，但是在天黑以前，他没有试着往外爬。 他艰辛地爬了出来。久久地活动着两臂，以使它们暖和与活络起来，并伸伸自己的腿。伤口已不再流血，衬衣已经干结了，他不想仔细瞧自己的伤口：没有人给他包扎也没有东西可用来包扎。他站了起来，挪动了几步又急忙坐了下来：两脚不听使唤，那变得僵硬的肌肉是如此疼痛，他不得不咬住自己的衣袖，免得喊出声来。可是他应当走，趁雪还没有下，他要千方百计往自己的地下室里走，钻进去，呆在那里。 他强自站了起来，尽管两腿仍然不听使唤，疼痛却减轻了一些，但还是不堪忍受。他东倒西歪地走到出口，从砖堆底下找出了自己的冲锋枪，出去以前，换上了新的弹盘。他并不总是携带备用弹盘，但今天他却随身带着，因此又有了武器。他甚至把头一个弹盘里的子弹——总共有八颗——抖落了出来，装进自己的口袋里，而把空弹盘放在藏过冲锋枪的砖堆里。 幸运的是，刺刀上不曾有血。或许是血尚未来得及染上刀刃，或许是往外拔时，刀刃本身清除了血迹。不管怎样，他可真是运气，想到这里，他不由得笑了，尽管此时每走一步他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但这是往家里走，仅这一点也就使他增添了力量。他口自己的家，那里有饭吃，有水喝，有三硝基甲苯块①（即炸药块。），有暖和的呢子军衣，那里的一切至今都勾起他对米拉的怀念。 他时刻想到她，就连在睡梦中也是如此。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路旁：她在垛砖头。后来看不见了，但他知道，她——在那里，在把她视为自己人的那些妇女们中间。他看见她们不知为什么排队排了许久。他本想在队伍中细细寻找米拉，但那时已暮色四合，妇女们的身影已在暮色中变得朦胧，他怎么也猜测不出，米拉站在哪儿，但是他想，米拉一定会设法钻到队伍的中间。后来，队伍被带走了，院子空了，他稍事停留，也返回到自己那里去了。一路上悲哀与喜悦交织在心头，由于米拉成功地溜出了要塞，喜悦毕竟占了上风。就连现在他也还为这事高兴，因为他再也没有别的喜悦了：别的喜悦都已成为过去。 他顿时停住了，什么都摸不着头脑了：他认不出这块地方了。他认不出要塞里的这个地段，先前他觉得这是他的地盘，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石头。现在这些石头他也认不出来了。在他面前是一些未落上雪的、新翻起来的砖头。它们被炸得四处飞散，杂乱不堪。 通往地下的洞口不见了。既没有了洞口也没有了地下室，既没有了武器也没有了吃食：一切都埋葬在被炸得底朝天的砖堆底下。一切，他的整个往昔的生活和对未来的全部希望都没有了。 雪，不仅出卖了他，而且也出卖了他的藏身之地：德国人找到了洞口，将它炸毁了，而他竟没有听到这爆炸声。他身上剩下的东西总共有：一支装满了子弹的冲锋枪，口袋里的八粒子弹，身上穿的一件呢子军衣，还有这件衣服口袋里的两片面包干。其它，什么也没有了。他的双膝突然瘫软无力了，他一下子瘫到了砖头上。就这样，他坐了许久，动也不动，脑子一直在想，自己还剩下了什么。 他还剩下活下去的强烈愿望、死寂的要塞和满腔的仇恨。正因为这样他又站起身来，往回走了，走向环形兵营的地下室。 二 夜里他在僻静的地下室的冰冷地板上打盹。冻得忍受不了时他就起来走动，随后又坐下来打盹，直到再一次被冻得站起来走动。应当去寻觅藏身之处、吃食、武器、衣服。他指望能找到点什么，因此天蒙蒙亮他就爬起来，往不曾到过的一些地下室走去。 先前他根本不去注意的一些东西，现在也都拣了回来：有残留着机油的小筒，有烧掉一只袖子的破棉袄，有子弹。他把遇见的子弹全都拾了回来：有本国的也有德国的。他仔细地把它们擦拭干净，按不同类型分好，数了数，分别藏在不同的衣兜里。现在，所有的于弹都记在帐上，因此他已经想好，要把冲锋枪单发射击。 有一个发现使他非常高兴，就象当初他发现面包干那样，——不过，此刻如能找到面包干的话，那他的喜悦程度也会不亚于此。他拣到一支土拉造的装满了子弹的托卡列夫式半自动步枪。他拆开了它，涂了点油，又安装起来，拉了拉枪膛。撞针的冲击有如新枪，只是他还不能确信，这支半自动步枪是否好用：它长久被弃置在砖堆底下，可它本身是非常娇气的——这一点，他是在军校里知道的。但这只能在战斗中得到检验：他重新把这支半自动步枪压上了子弹。为了这个大喜的日子他吃下了最后一片面包干：头一片还是在夜间就啃光了。 在这个陌生的地下室里他忙乎着摆弄自己的半自动步枪：严冬的白昼的光亮透过一道狭窄的缝隙射了进来。当他嚼完了最后一口面包干时，突然听到了说话声。是远处的、敌人的、听不懂的话语声。他走近缝隙向外张望：在不远的地方站着三个人。其中的一个明显地高大壮实。 他觉得他好象认识这个穿灰绿色呢子军衣的高个子家伙。不，他明白，自己并不认识他也不可能认识：只不过他突然感到了昨天趴在干马粪堆里时肩头所承受的那种重压。高个子手中的那支上了四棱刺刀的步枪也长得出奇。 看着这把暗蓝色的森冷的刺刀，他又感觉到了肋部的创伤：受了伤的肋骨一直在隐隐作痛。原来，刺刀上没有沾血是因为刀尖上的血滴浸到了他的呢子军衣上，原来，昨天的万幸全在于，扎伤了他的不是德国的、匕首式的刺刀，而是自己的、粗国的四棱刺刀，这把刺刀上没有留下他的血迹，没有供出他，没有让德国人看见有血。在他面前，刺刀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有罪的是将这把刺刀掉过头来反对他的那双手。 他端起半自动步枪：太好了，正巧今天拣到了这支枪，瞧，岂不派上了用场。但愿它不卡壳：这种半自动步枪毕竟是非常娇气的。他眯起一只眼睛，通过瞄准器搜寻着背对他站着的高个子。可是人影顿时化成了斑点，失去了轮廓。他揉了揉眼睛再瞄，高个子的轮廓还是模模糊糊。他的视力一向很好，从来也没发生过这种情况。他毕竟立即就恍然大悟了：视力差了，恰恰是右眼更差。 他没让自己产生失望情绪。他干脆把另一只眼睛睁开，开始用双眼瞄准。这使他感到很不习惯，但毕竟把枪口对准了射击目标，并且平稳地扳动了一下枪机。随着一声枪响，他看到高个子伸开两臂扑倒在前面的砖堆上。他又扳动了一次枪机，但半自动步枪卡壳了——第二颗子弹没有打响。来不及重装子弹了：应当马上转移。他不大熟悉这些地下室。 他撤得很快，但常常停下来向各个掩蔽室和通道张望。背后传来了呐喊声和几棱子子弹的扫射声。德国人正在追赶他，但他相信在这些地下室里他是能够逃脱的，只要自己不钻进死胡同，不钻进没有其它出口的掩蔽室里。果真到了那一步，他就不得不进行抵抗，那时便成为他最后的战斗了。有一次他已跑进了那样一个掩蔽室了，幸而及时醒悟了过来，赶紧离开了那里，此时他宁愿稳妥一些。况且德国人在地下室里向前移动得很缓慢，他们对任何一个壁龛和洞穴都不放过，或者用手电照，或者用枪扫。 不过，毕竟应当找一个能够藏身的地方：他不能老是往后退，否则德国人迟早会把他堵住。于是他找寻这样的地方，尤其在晦暗通道的墙壁上打主意。他找寻那样的小洞孔、鼠窿、裂罅，穿过它们可以折回去或者趴上一会儿，让德国人走过去，然后回到他们已搜查过——照射过和扫射过的掩蔽室里。 他找到了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如不是有心去找，是很难被发现的。它正好位于地下室墙根拐角的后面，与地板成一水平面，拐进去的那段距离是如此之短，简直谁也不会料到，这里还会有什么出口。洞非常狭窄，向横的方向延伸，但是在离通道一米处陡然拐了个九十度：他不得不侧身躺着往那坟墓般黑暗与死寂的地方爬去。他不知道自己爬进去的那个掩蔽室究竟有多大，但他立即把脸转向了洞口，把半自动步枪端在手中。这是个方便的洞穴：他尚未来得及检查，只是凭巧妙挖通的这条通道对它作了区高的评价。在这儿几乎听不见德国人的呐喊声，此刻他身子底下的沙子是松软的，甚至还有点暖意，对他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成功。 沙地上传来了沉重的橐橐声，他整个身躯都感到了这些脚步的重量。这时走在前头的人已经接近晦暗的拐角里面：隔着深厚的沙层传来了一阵沉闷的排射声。敌人扫射了一阵，此时他们当该继续往前跑，到邻近一个掩蔽室里去了。敌人跑了过去，没有在短短的拐角里停下。 德国人皮靴的橐橐声渐渐消失了：越来越远去，越来越听不清了。他缓缓地舒了口气，把半自动步枪的保险关上了。 “恶魔走了吗？” 他猛地转过了身子：声音是从黑暗处发出的，嘶哑而又断断续续。他的心突突直跳。 “谁？” “而你是谁？” “自己人！” “那我就更是自己人了。你们是几个人？” “一个。” “最后一个？” “我并不认为。可你这是在哪儿呢？” “等一等，我点上灯。蜡烛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保存着，不过在这种场合下……” 火柴被划着了，昏暗中出现了一只瘦骨鳞峋的、指头很长的手和一络斑白的胡须。这只手把火柴凑近放在小箱上的一截蜡烛上，当蜡烛点燃了的时候，他看到了身穿棉祆、紧束腰带、活脱一具骷髅的人。他看到了长得垂肩的苍白头发、闪着狂热火花的眼睛和向他伸过来的手。于是他向这只手扑了过去。 “慢来，老弟。慢来，轻一点。我的两条腿疼得厉害，我们忘记什么是接吻了。把手伸给我吧，我亲爱的老乡，你是苏维埃人，我的战士。把手伸给我。这就对了。你别动，让我好好看看你。瞧，这些坏蛋没能征服我们，对吗？不论是冲锋枪，不论是炸药，不论是火焰喷射器。没能征服我们，没能征服！……” 瘦骨鳞峋、虚弱不堪的人嘶哑他说着，胜利地笑着，可眼泪却顺着胡须流淌。他笑着，颤抖着，说个不停：“请原谅，兄弟，原谅我，亲爱的，我止不住眼泪。我有权利流下自己的眼泪。一连三个星期我没见到过人，没听到过说话声，我甚至开始同自己絮叨起来了，我渐渐变得虚弱，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在我的这种情况下……因此说，让我先说个够，先把你好好瞧瞧，瞧个够，然后我们再相互介绍一下。但是首先让我把你看个够。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亲爱的兄弟，你都受了些什么罪，怎样熬了过来？” “熬过来了，”他回答说，并为自己不能象这个胡须斑白的人一样流下幸福的眼泪而感到遗憾。“这么说，只你一个人？” “起初人很多。我们找到了这个洞穴，挖了个通道。后来剩下了四个人。三个星期以前，最后一个人没有返回。从那时起，我便一个人躺在这里。我的两条腿瘫痪了，懂吗？用两个膝盖还能勉强爬一爬，而走路已谈不上了。一直躲藏在这里。”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考虑过。考虑过我现在的处境。我想过，如果德国人抓到我，而我没有来得及自杀，我将怎样说出自己的名字。我考虑这样回答：我是一个俄罗斯士兵。我的称号是，‘俄罗斯士兵’，‘俄罗斯士兵’是我的姓。你认为我想得对吗？” “对德国人来说，是对的。而我是自己人，普鲁日尼科夫中尉。” “哪个团的？” “还没有列入名册，”普鲁日尼科夫苦笑了一下，“怎么，该我谈谈自己了吗？” “是的，该你谈啦。” 普鲁日尼科夫谈了谈自己——没谈什么细节也没隐瞒什么。受伤的人暂时没有介绍自己，他一直那么握着他的手，听他讲下去，始终没有打断过他的话。根据对方的握手如何渐渐变得软弱无力，普鲁日尼科夫感觉出自己的这位新同志全身的力气已所剩无几。 “现在我们可以认识一下了，”当普鲁日尼科夫叙述完了的时候，受伤的人说道，“我是准尉谢米施内依。莫吉廖夫团的。” 谢米施内依受伤已经很久：子弹打在脊椎骨上，两条腿渐渐瘫痪了，走路已不听使唤，但还能勉强爬行。假如说他呻吟过，那也是在睡梦中，平时他总是忍着疼痛，甚至还面带笑容。他的同志们先后一去不返，而他活着，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活了下来。仅仅剩下一点点吃食、几粒子弹，三天以前就断水了。夜间，普鲁日尼科夫弄来两水桶雪。 “你要做做操，中尉，”第二天清晨谢米施内依说，“咱们不能放纵自己：只剩下我们俩了，也没有药品。” 他自己一天做三次操。坐在那里不停地弯腰、伸胳膊，直到喘不上气来为止。 “是的，好象只剩下我们俩了，”普鲁日尼科夫叹了口气，“唉，假若每个人都给自己下达命令，都去执行这个命令，那么战争早在夏天就结束了。在这里，在边境上。” “你认为只有我们俩打得如此出色吗？”准尉冷笑了一下，“不，老弟，这——我不相信。不相信，我不能相信。你知道到莫斯科有多远吗？上千里。每一俄里都有你我这样的人趴着。他们不比我们强也不比我们差。至于命令问题，你错了，老弟。应当执行的不是自己的命令，而是誓言。可誓言是什么呢？誓言就是在军旗下面的宣誓，”他突然变得严峻了起来并且以斩钉截铁的、近于凶狠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话：“吃了点东西吗？那就去履行自己的誓言吧。去杀死一个德国人再回来。每杀死一个恶魔就给你两天假；这就是我这里的规矩。” 普鲁日尼科夫开始收拾。准尉盯着他，在幽暗的烛光下，他的眼睛奇异地闪烁着。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指挥你？” “因为你是这一地段的领导，”普鲁日尼科夫冷冷地一笑。 “我有这种权利，”谢米施内依轻轻地但很有份量他说道，“我有权派遣您去作生死存亡的斗争。去吧。” 于是他吹灭了蜡烛。 这一次他未能执行准尉的命令：德国人离得很远，而没有把握他不愿意随便放枪。他的视力已明显减退，他知道，要瞄远处的人影已无法打中目标。唯一的希望是，等有偶然的机会面对面地碰上敌人。 然而，在环形兵营的这块地方他一直没能碰上任何敌人。一些德国人镇守在另一个地段上，在他们后面，许多朦陇的人影依稀可辨。他想，这是些妇女，是米拉同她们一起离开过要塞的那些人，于是他决定偷偷地向她们靠近。也许能找到机会跟某人打打招呼，或者跟某人谈上几句话，了解一下米拉的情况，再让她转告米拉——他活着并且健康。 他跑进邻近的废墟，穿到了对面，再往前便是一片开阔，地带，白天他不想在雪地上冒险穿越它。他本想返回去，但突然发现一个被瓦砾掩盖着的、通在地下的梯级，他决定下去一趟。不管怎么说，从环形兵营直到这里的废墟，他留下了足迹，为了防备万一，应当考虑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 他艰辛地顺着被砖头堵塞的梯级一步一步往下走，好不容易挤到了地下室的通道上。这儿也遍地是从坍塌的拱顶上掉落下来的砖头，他不得不弯着腰走，不久便完全被堵塞物挡住了，不得已又转过身来往回走，在德国人尚未发现他的足迹之前，他要赶紧爬上去。地下几乎一片漆黑，他一面摸着墙壁一面试探着走，突然他的手摸了个空：往右有个通道。他钻了进去，往前走了几步，拐过墙角以后，发现一个干燥的掩蔽室：亮光透过上面的一道窄缝射了进来。他向四周环视了一下：掩蔽室里空空如也，只是在射击孔正对面的墙根下有一具穿着破烂不堪的军衣的干尸躺在军大衣上。 他蹲了下来，仔细瞧瞧这个人的遗骸。头骨上还保留着头发，浓密的黑须紧紧贴在半腐烂了的军衣上。透过撕破了的领口，他看到了紧紧缠在胸口上的破布，于是他明白了，这位战士是由于受伤而死在这里，是望着射击孔那狭小框框里的一方灰色的天空而死去的。他尽量不触及遗骸，在它周围摸了摸，看有没有手枪或者子弹，但他什么也没找到。显而易见，这个人死的时候，尚有人需要他的子弹。 他打算站起身来离开它，然而他看到遗骸底下有一件军大衣。这件大衣倒还不错，可以为活着的人服务：谢米施内依准尉在洞穴里冻得发抖，再说普鲁日尼科夫本人也只盖着一件呢子军衣睡觉，冻得缩作一团。他犹豫了片刻，决不定是否去碰遗骸，但是军大衣毕竟还是军大衣，死者并不需要它。 “请原谅，老兄。” 他扯住衣襟，稍稍撩起来，然后轻轻从战士遗骸底下抽出大衣。 他抖了抖大衣，企图把渗进去的尸体气味抖落掉。当他把它伸展开来的时候，发现了早已干涸了的褐色血斑。他想放下军大衣，再一次瞧了瞧褐色的斑块，两手垂了下来，眼睛缓缓地环视了一下掩蔽窒。他暮地认出了它，也认出了这件军大衣，认出了躺在角落里的这具尸体和这一络黑须。他声音颤抖他说道：“你好，沃洛吉卡。” 他站了一会儿，接着把大衣慎重地蒙在沃洛吉卡•杰尼什克的遗骸上，周围用砖头压上，然后走出了掩蔽室。 “死者是不会感到寒冷的，”当普鲁日尼科夫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谢米施内依的时候，对方说道，“死者不会感到寒冷，中尉。” 他自己在所有的军大衣和呢子军衣底下冷得直哆嗦，令人不解的是，他究竟同意普鲁日尼科夫的做法呢还是不同意。他对待死，十分平静，谈到自己时，总是说他不是在渐渐冻僵，而是在渐渐死亡。 “死神在把我一块一块地夺走，柯里亚。它是个冰冷的东西，你用军大衣也无法使它暖和过来。” 他的两条腿一天比一天僵硬。他已经不能爬了，坐着都很吃力，但是做操却仍在继续，顽强而又热衷。他不想屈服，为争夺自己躯体的每一毫米他都同死神搏斗。 “一旦我呻吟，你就把我叫醒。叫不醒我，你尽管把我枪毙。” “你这是怎么啦，准尉？” “因为我即使是死了也没有权利落到德国人手里。否则他们会喜出望外的。” “这种喜事他们有的是，”普鲁日尼科夫叹了口气。 “这种喜事他们可没见过！”谢米施内依突然把中尉拉向了自己，“不能把神圣的东西交给他们。宁肯死也别给。” “我什么都不明白。什么神圣的东西？” “时候一到我就会告诉你。而在这之前，你要象对待上帝一样，听我的活。你要相信，我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这样说。歇过来了吧？那就拿起冲锋枪，到地面上去。上去，中尉！让他们知道：要塞还活着。让他们见到死人也害怕。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也别想闯进俄罗斯！” 普鲁日尼科夫怀疑，准尉是否濒临失去理智的边缘。一种按捺不住的暴怒愈来愈经常地迸发，因而他无情地驱赶普鲁日尼科夫到地面上去。普鲁日尼科夫没有跟他争辩：对他来说，除了对敌人的仇恨，一切都不存在了，但是，他的这种仇恨有别于谢米施内依的仇恨，它是冷静的、理智的。 一九四二年元旦的这一天，他很是走运。不知是由于德国人新年狂饮而丧失了警惕，还是由于调来了一些新兵，他们还没有学会对这死寂的要塞里比比皆是的、黑洞洞的无底深渊怎样戒备，他一下子撂倒了两个，从一个很好的掩蔽处一枪结果一个。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他在地下室里跑了很久，最终逃脱了，因为正值暴风雪天气，他的足迹就连最有经验的警犬也无法寻觅。 他把追逐的敌人引到离洞穴较远的地方：差不多快到霍尔姆斯基大门处。在那里德国人最终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他们呐喊了一阵，乱窜了一阵，乱放了一阵枪，然后空手离去。而他却在一个僻静的壁龛里躺到黄昏以后，才往自己的洞穴走去。他要向准尉汇报：又有两个可以在阎王簿上签到了。 他非常想使准尉高兴高兴，因为准尉近来实在力不能支了。他常常陷入昏迷状态，常常由于不堪忍受的疼痛而叫喊起来，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浑身可怕地打寒颤，额头上冒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只是凭借无比的意志力，自己那渐趋僵硬的躯体才维持着生命的余辉。 “看来，我活不到那一天了，”在通常的一次发病以后神志清醒时，他无限忧伤他说，“看来，需要你了。” “需要我做什么？” “我快要死的时候再告诉你。怎么，战争结束了吗？” “不象是。” “那你为什么还坐着？有子弹吗？” “有，”普鲁日尼科夫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往这个暴风雪肆虐的元旦清晨走去。 而现在已是黄昏时刻，他急于去向这个奄奄一息的人报告好消息，以使他高兴。但他刚走到拐角里面、还没有到达洞孔的时候，就听到了沉闷的呻吟声。看来，谢米施内依是在声嘶力竭地喊叫，就连厚厚的沙土也无法淹没他的喊声。 普鲁日尼科夫急忙钻进了洞孔，在一片漆黑里他摸到了最后一截蜡烛，点燃了起来。他没有呼唤谢米施内依，他知道这意味着完了，意味着在他的人生中又一个亲人正在离去。他拿起一块破布，擦去了准尉额头上的汗珠，呆呆地站在他身旁。德国人能否听到这些喊声，对他来说已无所谓了。他已经疲倦了——不论是送别，不论是战斗，不论是生活。 喊声骤然而止，突然沉寂了，谢米施内依自己安静了下来。普鲁日尼科夫想，这下子——完了。然而准尉睁开了眼睛：“我叫喊过吗？” “是的。” “为什么不把我唤醒？”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吱声，谢米施内依叹了口气说，“懂了，是不忍心吗？可你有这种权利吗？当敌人的皮靴踩到了我们母亲身上的时候，我们还考虑什么不忍心呢……” 谢米施内依说话很困难，呼吸急促，吐字已不清楚。死神已渐渐向他逼近，他的两手已不能动弹，只有两个眼珠还在滚动。 “我们问心无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没有吝借自己。直到最后也是如此，直到最后。不能允许自己在死神来临之前杀死自己。只能如此。只能如此，战士。以死还死。只能如此。” “已没有力量了，谢米施内依，”普鲁日尼科夫轻声说，“再也没有力量了。” “没有力量了？马上就会有的。我马上就给你力量。解开我的衣服，敞开我的胸口。解开棉袄、军衣——统统解开。解开了吗？把手伸进去。怎么样？感觉到力量了吗？感到了吗？” 普鲁日尼科夫解开了准尉的棉祆和军衣，怯生生地、懵里懵懂地把手伸进了准尉的怀里。他那粗糙的、冻僵了的手指立即触摸到冰冷的、光滑的、摸上去质地厚实的绸子旗帜。 “从第一天起我就随身带着它，”准尉的声音颤抖了一下，但他强自忍住了揪心的恸哭，“团旗在我身上，中尉。我以它的名义命令过你。以它的名义而让自己活着，把死神驱赶到最后。现在轮到你了。纵然死去，你也不能把它交给德国人。这不是你的荣誉，也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祖国的荣誉。不要玷污它，中尉。” “我不会玷污它。” “重复一句：我起誓……” “我起誓，”普鲁日尼科夫说。 “……永远，不论是活着，不论是死了……” “不论是活着，不论是死了……” “……决不交给敌人战旗……” “……战旗……” “……我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旗，” “我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旗，”普鲁日尼科夫重复说。他跪了下来，吻了吻贴在准尉那冰凉胸口上的旗帜。 “等我死了，你就把它缠在自己身上，”谢米施内依说，“而在这之前，不要碰它。我活着的时候同它在一起，死的时候也要跟它在一起。”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这是一种庄严而又悲伤的沉默。随后普鲁日尼科夫说道：“今天我打死了两个敌人。外面是暴风雪，很方便。” “我们坚守着要塞，”准尉轻轻说，“没有交出去。” “没有交出去，”普鲁日尼科夫证实说，“而且永远也不交出去。” 一小时以后谢米施内依死了，再也没说一句话。普鲁日尼科夫以为他还活着，在他身旁又坐了许久，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从准尉身上解下旗帜，脱了自己的上衣，把团旗缠在自己身上。凉丝丝的绸于很快就变暖了，他时时刻刻感觉到它的特殊的、激动人心的温暖。时时刻刻——在埋葬谢米施内依的时候是如此，后来他盖着所有的呢子军衣躺在他床上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躺着，心情平静地想道，自己已经什么都不怕了——既不怕德国人，又不怕死神，也不怕寒冷。他已经感觉不到自身的“我”，他感觉到的是某种更大的东西：自己个人。感觉到自己个人已成为祖国的过去和未来的连接环节，这面美好的绸子旗帜象征着祖国，温暖着他的心。他安然地意识到，这样的个人究竟怎样称呼、他在哪儿住和怎样生活、他爱过谁和怎样死去，这一切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点：把过去和未来连结为一根时间链条的那个环节应该是牢固不破的。他深信，这一环节是牢固的、永恒的。 地面上暴风雪大作。田野与小径，空寂的乡村与瓦砾场，全都覆盖在白色的银毯底下，阒无一人的城市里风雪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肆虐。 游击队的篝火已经升起，那些如向普鲁日尼科夫一样不被征服的人们，排除万难朝着淹没在暴风雪中的点点星火走去。德国人瑟缩在房屋里和路口上，惧怕黑暗、暴风雪和这不可思议的人民。 还没有发生哈退尼①（哈退尼：自俄罗斯一村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国侵略者烧光杀光，现已成为名城，１９６９年在该地建起了一座纪念碑。）那样的事情，在白俄罗斯，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人尚存。每一个尚存的第四者都在射击，不停地战斗，因此，这块土地对法西斯军队来说已变成了一座地狱。而这地狱的大门就是布列斯特要塞。 暴风雪从布列斯特要塞卷向莫斯科。它不停地飞旋，覆盖了德国人的尸体和残破的武器。别的中尉们正率领着自己的连队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摧枯拉朽，一直向西方挺进。向他，向不可征服的祖国的这个不屈的儿子这里挺进…… 三 四月的一个清晨，昔日具有人的尊严的小提琴家鲁维姆•斯维茨基，低低地耷拉着脑袋，匆匆沿着肮脏的、被车轮和履带轧坏了的路边行走。德国人的汽车鱼贯成行，迎面开来，挡风玻璃上光点闪耀。 然而斯维茨基并未看见这种闪耀着的光点。他不敢抬起眼睛张望，因为他的背上和胸前都有一颗硕大的暗黄色的六角星：这个标记意味着任何一个迎面走来的人都有权打他、骂他，不然还可以在溢满了水的城壕边上把他枪毙。这颗星象诅咒一样在他身上燃烧，象死亡的重压窒息着他。小提琴家的眼睛早已暗淡无光，长得出奇的两手顺从地垂在两边，而驼着的背弯得更厉害了，每一秒钟都等候着打击，推撞或者子弹。 现在他同其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住在犹太人区，已经不拉小提琴了，而是在战俘营里锯木头。他那纤细的手指变得粗糙不堪，两手开始发抖，音乐早就在他心中泯灭了。他每天早晨都匆匆忙忙赶去干活，每天傍晚再勿匆忙忙返回。 一辆汽车在他身旁夏然而止。他的一双灵敏的大耳朵准确无误地断定，停下的是一辆小轿车，但他并没有朝它望一眼。看是被禁止的，听——同样如此，因此他继续往前走去，一双破鞋继续在泥途中走自己的路。 “犹太！” 他驯服地转过了身子，脱下了帽子，打了个立正。一个德国少校从打开了的车门里探出了身子。 “会讲俄国话吗？” “是的，少校先生。” “上车。” 斯维茨基顺从地坐在后座的一角。后座上已经坐着一个人：斯维茨基没敢朝那里看，但用眼角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将军，于是他瑟缩在边上，尽量少占地方。 汽车行驶得很快。斯维茨基凝视着足前，始终没敢抬起过头，不过，他还是瞥见汽车拐向了栗树大街，这时他明白了，他们是带他到要塞去。不知为什么他更为害怕了，尽管对他来说，似乎已不可能有更为可怕的事情出现。他吓得蜷缩着身子，甚至在汽车停下来时也动都没动。 “下车！” 斯维茨基忙不迭地爬出了车门。将军的黑色“霍尔赫”牌汽车停在废墟上。在这一片瓦砾之中他立即看到一个通往地下的窟窿，包围这个窟窿的德国士兵还有稍远处被斗篷蒙着的两具尸体。斗篷底缘露出了笨重的德国皮靴。再远处——在这废墟的后面，包围圈以外，两具尸体后面，——妇女们在拣砖头；看守已把她们忘之脑后，此时正在引颈翘望，瞧着黑色的“霍尔赫”。 一声命令，士兵们即时立正，一个年轻的中尉走到将军面前作了报告。他报告的声音很响，斯维茨基从中得悉，在地底下有一名俄罗斯士兵：早晨他射倒了两个巡逻兵，追逐结果是把他赶到了这个没有第二个出口的掩蔽室里。将军听取了报告，小声对少校说了点什么。 “犹太！” 斯维茨基脱下帽子。他已明白要他做什么事情了。 “在那里地底下，有一个俄国狂热分子。你下去，劝服他自动放下武器。假若你留在他那里不出来，那就用火焰喷射器把你们烧死，假若你一个人出来，而他留在里面，那就把你枪毙。把电筒给他。” 斯维茨基跌跌撞撞地踏着碎砖慢慢下到黑暗里去。光亮逐渐消失，但是碎砖地很快就到头了：出现了一条堆满碎砖的通道。斯维茨基打亮了电筒，刹那间从晦暗中传来了暗哑的声音：“站住！我开枪啦！” “别开枪！”斯维茨基停住后喊道，“我不是德国人！请不要开枪！他们派我来的！” “照一下自己的脸。” 斯维茨基驯服地掉过电筒，在明亮的灯光中眨巴着视力甚弱的眼睛。 “过来吧。照着点脚底下。” “请别开枪，”斯维茨基一面央求，一面艰辛地沿着通道走，“他们派我来劝服您出去。要是您拒绝的话，他们就要把您烧死，把我给枪毙……” 他沉默了，突然感觉到自己附近的什么地方有深沉的呼吸声。 “把电筒关上。” 斯维茨基摸了摸按钮，灯光熄了，浓重的晦暗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 “你是谁？” “我？是犹太人。” “翻译？” “有什么两样呢？”斯维茨基沉重地叹了口气，“我是谁——这有什么两样呢？我曾经忘记过我是犹太人，然而他们又提醒我这一点。于是现在我又是个犹太人了。我只不过仅仅是个犹太人而已。他们将把您烧死，而把我枪毙。” “他们把我驱赶到陷阱里了，”一种沉痛的声音说道，“在亮处我视力很坏，所以他们把我赶进了罗网。” “他们人很多。” “反正我也没有子弹了。我们的人在什么地方？你听到什么消息吗？我们的人在哪里？” “您知道吗，传出了风声，”斯维茨基压低了嗓音，悄声说，“传出了好消息，说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溃败了。被打得落花流水。” “我们的莫斯科怎么样？德国人没占领莫斯科吧？” “没有，没有，您怎么啦！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莫斯科城下被击溃了。在莫斯科城下，您懂吗？” 在晦暗中他俩出乎意外地笑开了。暗哑的笑声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斯维茨基都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现在我可以出去啦。现在我应当出去，我要最后一次正面瞧瞧他们。帮帮我的忙，同志。” “同志！”一种惊异的声音咕嘟一下从斯维茨基的喉咙里挣脱出来，“您说的是‘同志’？……天哪，我以为我永远也听不见这种称呼了！” “帮帮我。我的两条腿不知怎么有点不听使唤了。让我扶着你的肩。” 一只皮包骨的瘦手抓在小提琴手的肩上，斯维茨基感觉到脸腮上扑来喘吁吁的呼吸气息。 “走吧。不用打电筒：在黑暗里我看得见。” 他们缓慢地顺着通道往外走。斯维茨基从这位陌生人的呼吸来判断，他每移动一步都忍受着巨大的疼痛。 “你告诉我们的人……”陌生人声音很轻他说，“等我们的人回来的时候，你告诉他们，说我保存着……”他突然迟疑了一下，“不，你告诉他们，说我没有把要塞交出去。让他们搜寻一下。让他们把所有的掩蔽室都挨个儿查一查。要塞并未陷落。要塞没有陷落：它只是流尽了血。我是它最后的一滴血……今天是几号？” “四月十二号。” “二十岁。”陌生人苦笑了一下，“可我错数了整整七天……” “什么二十岁？” 陌生人没有回答，往上走的整个路上他们都再也没有作声。他们吃力地踩着碎砖，爬出了洞口，在这里陌生人松开了斯维茨基的肩膀，挺起腰，两手交叉在胸前。小提琴手连忙退向一旁，朝陌生人看了一眼，这才看到被他从深邃的掩蔽室里带出来的这个人的模样。 在地下室的洞口处，站着一个形销骨立、已难分辨多大年龄的人。他没有戴帽子，长长的苍白头发触及肩头，砖灰渗进了他那皮带紧束的棉袄，透过裤子上的破洞裸露出满是瘀结血斑的肿胀的膝盖。他那肿得可怕、冻僵了的发黑的足趾，从裂开的破皮靴里露了出来。他挺起胸、昂着头肃立在那儿，一双失去了视力的眸子凝望着远方的太阳。从这双直勾勾的凝然不动的眼睛里，止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 在场的人都默默无声。士兵和军官们沉默着，将军也同样沉默着。远处，妇女们放下了手中的活木然伫立，她们的看守也默然地站在一旁。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这个严峻的、屹立不动、宛如一尊石像的人。后来，将军声音不大地说了些什么。 “说出您的身分和姓名。”斯维茨基翻译道。 “我——俄罗斯士兵。” 声音嘶哑但很洪亮，比要求的响得多：这个人生活在沉默中已有很久，现在已经不大会控制自己的声音了。斯维茨基把他的回答翻译了过去，将军又问了句什么。 “将军先生一定要求您说出自己的身分和姓名……” 斯维茨基的声音颤抖了，他嘤嘤啜泣了起来，哭啊哭啊，哭个不停，两只颤悠悠的手不住地擦着凹陷的面颊上的泪水。 突然，陌生人慢慢转过了脸，他那直勾勾的目光直逼着将军。在一种奇异的、胜利的冷笑中，那浓密的胡须微微颤动了一下： “怎么样，将军，现在您知道在俄罗斯每一俄里的路程有多少步了吧？” 这是他最后一句话。斯维茨基还翻译了将军提出的一些别的问题，但是陌生人一概置之不理，依然凝视着他已看不见的太阳。 救护车开了过来，一个医生和两个抬担架的救护人员从车里急速跳出。将军摆头示意，医生和救护人员立即向陌生人跑去。救护人员打开了担架，医生则说了些什么话，但是陌主人默然无语地推开了他，径直向救护车走去。 他威严地向前走着，什么也瞧不见，但是根据发动机的声音他准确地辨明了方向。所有的人都站在原地不动，他一个人往前走着，艰辛地迈着他那肿胀的、冻伤了的两腿。 突然，德国中尉象在检阅仪式上那样，注意力集中地、响亮地喊了一声口令，士兵们碰响脚跟立正以后，立即整齐地举枪敬礼。稍后，德国将军也把手举到了帽檐上，而他，踉踉跄跄，缓慢地从此刻给予他最高军人荣誉的敌人队伍中间走过。然而，他没有看见这种荣誉，要是看见了，对他来说也已是无所谓的了。他远远高于一切可以设想的荣誉，高于光荣，高于生活和高于死亡。 妇女们拖着哭亡灵似的可怕声调号陶大哭了起来。她们一个个地跪倒在料峭的四月里的泥泞地上。她们一面号哭，一面伸开两手俯首于地，向他——最终也未被征服的要塞里的最后一个保卫者致意。 他缓慢地挪动着脚步，跌跌撞撞，趔趄着走向马达声响的地方。一只靴底向下屈曲而脱落了，那只光脚走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淡淡的血迹。他不停地走着，走着，骄傲而执拗地走着，象他昔日走过的道路那样，只是在他走到了的时候，他才倒了下来。 倒在救护车旁边。 他背朝下，仰天倒下了，舒展地伸开着两臂，把自己那视而不能见的、大大睁着的眼睛对着太阳。即使倒下死了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以死还死。 布列斯特要塞位于我国西部边陲。距莫斯科并不甚远：乘火车不到一昼夜的路程。不仅仅是旅游者，所有出国或回国的过往者都一定会到要塞去参观。 在这里，人们是不会大声说话的：四一年的那些日子实在怵目惊心，这些石头铭记着无数可歌可泣的事情。沉着的导游者领着一批批参观的人们去凭吊战斗过的地方，你们可以下到第三百三十三团的一些地下室里，可以触摸那些被火焰喷射器熔化了的砖块，可以走到杰列斯波里大门和霍尔姆斯基大门，或者在昔日教堂的穹顶底下默默地站上一会儿。 请不要匆忙。回忆一下。也表示一下对死者的敬意。 博物馆里展出了曾经使用过的武器，还有战士的鞋，这是六月二十二日凌晨某个战士匆忙穿在脚上的那双。向你们展出的还有保卫者们的个人物品，并且会向你们讲解战士们如何把水留给了儿童和水压机关枪，而自己却渴得发疯。你们也一定会停留在迄今所找到的唯一的一面旗帜跟前。然而人们一直在寻找旗帜，在不停地寻找，因为要塞未被交出去，德国人未能缴获这里的任何一面军旗。 要塞未被攻陷。要塞流尽了血。 历史学家是不喜欢传说的，但是他们一定会对你叙述一个不知名的保卫者的事迹，德国人只是在战争开始后的第十个月，即一九四二年四月，才得以抓住他。这个人战斗了几乎一年。在杳无音信中度过了战斗的一年，左右无邻，无命令可从也无后方可依，既无人接替也收不到家书。时间既没有把他的姓名也没有把他的身分留传下来，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俄罗斯士兵。 要塞博物馆里保存了很多实物。这些实物如要全部展览，在展览台上是放不下的：它们的很大一部分都储备在那里。假如你们有机会看一看这些储备展品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一条套着半截女鞋的小小的木头假腿。它是在距白宫——要塞保卫者们这样称呼工程部大楼——围墙不远的一个弹坑里挖掘出来的。 每年六月二十二日布列斯特都隆重而悲哀地纪念战争的开始。幸存的保卫者们驱车前往，人们献上花圈，光荣的哨兵默然肃立。 每年六月二十二日有一位年迈的妇女总是乘头班火车来到布列斯特。她不急于离开嘈杂的车站，而且一次也没有到要塞去过。她来到车站广场上，在车站的入口处镶着一方大理石纪念牌： 一九四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二日 在中尉 尼古拉（姓氏不详） 和准尉 巴维尔•巴斯涅夫领导下 军人们和铁路员工们 英勇地 保卫了车站 整个一天这位老妇都在反复读这个纪念牌上镌刻着的话。她站在牌前，有如一个光荣的哨兵肃立在那里。离去了。带来了鲜花。又站在那里，反复读着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的七个字母是： НИКОЛАЙ （尼古拉） 嘈杂的火车站象平日一样繁忙。列车东来西往，播音员在广播，提醒乘客不要忘记自己的车票，音乐声缭绕不绝，人们沉浸在欢声笑语中。而在大理石纪念牌的前面，一位年迈的妇女默默无语地仁立。 无需对她解释：我们的孩子在何处安息。重要的只有一点：他们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的。 （完） ※※※※※※  >
与其曲谨 不若疏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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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醉板 辛苦了，请你  ，知道你喜欢 的拉 ※※※※※※ 心晴雨也晴，心雨晴也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