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遍地碎砖的漫长的地下室里，普鲁日尼科夫磕磕碰碰地慢慢摸索前进。他不时停下脚步往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处瞧瞧，久久用干燥的舌头舐舐早已皱成皮痂和变硬了的嘴唇。拐过第三道弯以后，应出现一个小小的火光：他曾亲自带给那个络腮胡子的憔悴的军医十支从食堂的废墟里找到的蜡烛。他时不时跌倒，每次都惊惧地抓住水壶，此时水壶里盛着他所能够弄到的最珍贵的东西：半杯混浊而带臭味的水。每走一步这水就咕嘟一声，他时刻感觉到它怎样咕嘟和怎样流来流去，特别想喝而又清醒地意识到没有权利喝。

　　为了转移注意力，不去想身后水壶里咕嘟作响的水，他开始计算日子。头三天保卫战的情景历历在目，可是以后的日日夜夜都浑然一体，变成了一连串的突围、轰炸、进攻、扫射、地下室里的东奔西突、同敌人短兵相接以及短暂的有如昏厥般的失去知觉。还加上永无止息的、使人衰竭的、甚至在睡梦中也念念不忘的喝水的欲望。

　　他们还在为指导员忙乎着，尽量把他安顿得舒适些，这时突然从什么地方出现了德国人。指导员大声疾呼，好让他们尽快地逃走。他们穿过满是窗口般的弹洞的房间不停地跑。背后响起了几声射击声，接着轰然一声爆炸：指导员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为他们赢得了几秒钟的时间，因而他们得以脱身，于当天穿出阁楼的顶盖，设法潜到自己人那里。萨里尼科夫又一次高兴了起来，因为他们运气好。

　　他们来到自己人那里，既没有水又没有子弹：只有五箱没有信管的手榴弹。夜间他们在狭窄的石头口袋里向德国人摸去，连喘带骂地用铁棒和没有信管的手榴弹砸、用刺刀和匕首捅德国人，而白天则用能抓到的一切武器击退敌人的进攻。他们也常常在淡紫色的照明弹的光亮下推开血肉模糊的尸体爬去取水。尔后，活下来的人就往回爬；用牙齿紧紧咬住军用饭盒的提梁，再也不把头低下去。谁运气不好，脸就扑在饭盒里，也许，死前还来得及喝饱水。但是他们很运气，因而也就没有权利喝水。

　　然而白天——从早到晚，——飞机轰炸代替了炮轰，炮轰又代替了飞机轰炸。假如轰隆声突然中止，那就意味着又是敌人敦促停止抵抗的那种机械的声音，又是给予一小时或者半小时的考虑时间，又是令人心碎的那种熟悉的歌声。于是他们就默默无语地听着这些歌曲，听着由于干渴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的微弱哭声。

　　后来接到了突围的命令，给他们输送了子弹，甚至还有手榴弹的信管。他们——三个人一起——向桥头冲去，当跑到桥中央时，德国人从二十步远的地方同时用六挺机枪狙击。普鲁日尼科夫又很运气，因为他及时翻过栏杆跳进了穆哈维茨河，尽情地喝足了水，而且终于到达了自己人那里。后来他又去那座桥，因为沃洛吉卡·杰尼什克，来自戈麦里、卡尔·马克思大街一百一十二号、门牌九号的那位边防战士，还滞留在那里。而萨里尼科夫又毫毛未损，他后来在掩蔽室里高兴他说道：

　　“瞧，我又幸运地回来了！有人在为我析祷，伙伴们！大概，是我奶奶去教堂越来越勤了！”

　　只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作出决定把妇女和儿童送去当俘虏之前还是之后呢？一些瘦骨嶙峋的、肮脏不堪的、早就把衣服撕成了绷带而裸露身子的人们，从地缝里爬出，来到阳光融融的院子里。孩子们走不动，妇女们抱着他们，小心地绕过横七竖八的尸体，眼睛却又仔细瞧瞧每一具，因为正是这一具——被弹片杀死以后膨胀得可怕而且无法辨认的尸体——可能就是她们的丈夫、父亲或者兄弟。炮眼哑了，要塞沉寂了下来，没有为泪水而感到羞耻，德国人第一次无所顾忌地、公开站在河岸上。

　　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他们突围没有成功之前还是之后呢？之前还是之后？普鲁日尼科夫真想回忆清楚，然而记不起来。怎么也记不清楚。

　　普鲁日尼科夫指望看到那幽幽的烛光，但在尚未见到它时，尚未走到拐弯的地方，听到了呻吟声。尽管有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以及持续的耳鸣，他的听觉暂时还是良好的，况且那传入耳中的呻吟声是缠绵不绝的、嘶哑的，甚至可以说不是呻吟，而是吼叫，声音很大而且十分清晰。一个被烧伤的战士在喊叫：头天夜里德国人从飞机上扔下了凝固汽油弹，燃烧的液体击中了这个红军战士。普鲁日尼科夫亲自把他移到了地下室，因为当时他就在他的旁边，虽然他自己身上也着了火，但是不太厉害，那位战士当场就叫喊了起来，看来，一直喊到现在。

　　但是这种喊声不止是一个人的。普鲁日尼科夫愈是走近那容纳重伤号的僻远的地下室，这种呻吟声就愈来愈清晰。这里躺着奄奄一息的人——肠子流出来的。断腿断胳膊的，脑袋开花的，——而唯一的药品就是德国人的烧酒，再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军医的一双手。由于干渴和饥饿，军医的皮肤早已积成了象皮似的皱折。从这里没有人走着出去——只是抬出去咽了气的人，而近来连咽了气的也不往外抬了，因为没有人，没有力气，也没有时间。

　　“没带来水吗？”

　　军医不是为自己要水，因为在这儿，在这个充塞着垂危的和夹杂有已经死了的人的地下室里，咽一口水简直等于犯罪。军医自己宁肯忍受着缓慢渴死的折磨也从未喝过一口水。

　　“没有，”普鲁日尼科夫撒了个谎，“这是酒。”

　　他是亲自冒着清晨的飞机轰炸去取来这点水的。一路上爆炸声和弹片打在钢盔上的鸣响震耳欲聋。他终于爬到了岸边，目不旁瞬地舀了一下水，尽量多舀，自己没有从这水壶里喝过一口。他端着水，要把这唯一珍贵的东西给杰尼什克，因此撒了个谎。

　　“他还活着。”军医说。

　　军医坐在门口的一个木箱旁，木箱上一支蜡烛冒着青烟。他不紧不慢地撕着肮脏的、带弹洞的破军装布条：还要给活着的人包扎。

　　普鲁日尼科夫递给他三支德国香烟。军医贪婪地接了过去，但怎么也对不上火，抽不着：手在发抖，整个身子也在左右摇摆，国而感觉不到手在抖动。

　　在这沉闷的、充满了腐烂、疼痛和痛苦的浓重空气里，蜡烛奄奄一息。它的火焰时而凝滞，露出赤红的焰蕊，时而又突然恢复正常，往上窜去，接着又收缩起来，但却还燃烧着。燃烧着，不想熄灭。普鲁日尼科夫凝视着它，不知为什么却想到了要塞。于是他说：“命令撤退。自想办法。”

　　“来告别吗？”军医慢悠悠地转过脸来，仿佛每个动作都会带来痛楚，他以呆滞的、没有任何表情的目光瞧了瞧普鲁日尼科夫。

　　“不必告诉他们。没有必要。”

　　“我明自。”

　　“你明白？”军医仰了仰脸，“你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明白。假如明白了，那你就不会对我说。”

　　“命令与你也有关。”

　　“可他们呢？”军医示意了一下沉浸在黑暗里的地下室，“他们怎么办呢，难道用砖头埋上吗？就连射死他们的子弹也没有，没有子弹射死他们，这你懂吗？要知道，他们关系到我。可是命令……命令却与我无关：我自己给自己下达了一道更为可怕的命令，”他停顿了一下，刹那间，只是一眨眼工夫，他的眼睛奇异地闪烁了一下，“唉，假若每个人，每个战士，你懂吗，都能自己给自己下达命令并且保证执行，那么德国人就会完蛋。势必完蛋！就连战争也会完蛋。战争必然结束。瞧吧，那时战争就会结束。”

　　他沉默了，蟋缩着身子，用那干瘪的嘴唇吸着香烟。普鲁日尼科夫默默地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块没有啃完的面包干，放在蜡烛旁边，然后穿过那些不停地呻吟和永世沉默了的人们慢慢向地下室的晦暗里走去。

　　杰尼什克闭着眼睛躺着，随着每一次的呼吸，他那用肮脏的、浸透了血的破布缠着的胸脯在不停地抽搐和抖动。普鲁日尼科夫想坐下来，但是杰尼什克旁边，肩并着肩躺着另一些伤号，于是他只能够蹲下来。当然这很困难，因为他那被砖头砸伤的脊背早就隐隐作痛了。

　　“把我旁边的人推过去点儿，”杰尼什克眼睛也没有睁开他说道，“他昨天就死了。”

　　普鲁日尼科夫吃力地向侧面翻了一下僵硬的躯体，那死死攥紧了的手象棍子似的木然地触到石头地上，接着他便坐到了旁边，小心翼翼地（唯恐引起别人的注意）从腰带上解下了水壶。杰尼什克把头探向水壶，随即又移开了：“你自己呢？”

　　“我没有受伤。”

　　它，这只水壶，毕竟咕嘟了一声，顷刻间地下室里的人们都蠕动了起来。有人已经向他们爬来，从还活着的和已经死了的人们身上过；有的已经抓住了普鲁日尼科夫的肩膀，往后扯他，摇晃他和拍打他。普鲁日尼科夫弯下腰遮掩着边防战士，慌忙地悄声说：“喝。喝，沃洛佳。喝。”

　　地下室顿时骚动了起来，呻吟和呼喊声交织一片，从黑暗处伸出几十只枯瘦如柴的、指头弯成钩子似的手臂，向这有水的地方爬。响起了一片嘶哑和可怕的喊声：“水——水！……”

　　“没有水！”普鲁日尼科夫大声喊道，“没有水，弟兄们，没有水，同志们！”

　　“水——水！……”焦渴的喉咙嘶哑地喊，有人在哭泣，有人在吵骂，不知是谁的手依然抓着普鲁日尼科夫的肩头、佩带，抓着他那汗渍斑斑的军衣。

　　“夜里我去弄水来，同声们！”普鲁日尼科夫大声说，“夜里去，现在头抬不起来！你喝呀，沃洛佳，你喝！……”

　　霎时，地下室里鸦雀无声，在这寂静中所有的人都谛听着边防战士怎样在吃力地咽着。空空的水壶哐当一声落到了地上，又有人哭了起来，有人喊叫，闹腾不已。

　　“这意味着我明天死，”杰尼什克突然说，他的牙齿在一丝微笑中闪烁了一下。“本以为是今天，而现在看来是明天。战前我曾在奥斯沃达工作。整天呆在水里。我们的那条河，水流湍急，源远流长。有时候你喝上一口……”他稍停了片刻，“这意味着，明天……这会儿是黑夜还是白天？”

　　“白天，”普鲁日尼科夫说，“德国人又在劝降哩。”

　　“劝降？”杰尼什克哑着嗓子笑了，“就是说，他们在劝降？打了上百次还总是劝降？死了的人他们劝不劝降！这意味着我们不是白白坚守在这里，对吗？……”他突然用胳膊时微微支起身子，朝黑暗处喊道：“不要为一口水而咒骂，伙伴们！的确只有那么一小口水，没法分。你们听见吗？在劝我们投降呢，又在向我们喊话……”

　　他艰辛地咳了起来，嘴里喷出了血沫。地下室里平静了下来，唯有那个烧伤的战士依然在扯着嗓子喊叫。黑影里有人说道：“原谅我们吧，兄弟。请原谅。地面上的情况怎么样？”

　　“地面上？”普鲁日尼科夫重复地问了一句，急忙考虑如何口答，“我们在坚守。弄到了子弹。对了，早晨我们的驱逐机飞来过。九架！绕着我们的上空飞了三圈。这意味着上面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也许是进行侦察，准备突破……”

　　什么飞机也没有来过，谁也没有准备突进这里，谁也不知道在国家的西部边陲、远在德军的后方，为了古老的要塞人们正在流尽最后的鲜血。但是普鲁日尼科夫虽然是撒了个谎，他却由衷地相信人们知道他们，记得他们，一定会来。迟早会到来。

　　“我们的人一定会来，”他说，感到泪水噎住了喉咙，并且担心地下室的人们会察觉到他的眼泪和明白真相。“我们的人必定会来，并且会继续前进。必定会打到柏林，把希特勒吊死在最高的绞刑架下。”

　　“吊死算便宜了他，”有人低声说，“两个星期不给他水喝。”

　　“把他放在开水里煮……”

　　“别去想水喝，”刚才请求原谅的那个人说，“要坚持到自己人到来，兄弟。一定要坚持。要活着。还要告诉他们：就说这里小伙子们……”他沉默下来，开始思索通常死者留给活下来的人们的那个唯一的词儿。

　　“宁死不屈，”一个年轻人声音不高但却清晰他说。

　　大家都沉默了，在这沉默中蕴藏着一种不为苟且偷生而低下头颅的人们的严峻的骄做。普鲁日尼科夫也同大家一起沉默，没有感觉到泪水顺着他那污秽的、初次长出胡须的脸在流淌。

　　“柯里亚，”杰尼什克扯住他的衣袖，“我什么也不要求：子弹十分珍贵。只求你带我离开这儿，柯里亚。你不要犹豫，我自己能够走得到，我掂量着，能走得到。我明天才会死去，力气还够。只是稍微帮帮我，好吗？我想见见阳光，柯里亚。”

　　“不行。外面不停地轰炸。再说你也走不到那里。”

　　“能够走到，”边防战士细声说，“你应该帮帮我，柯里亚。有件事本不想说，可现在我对你说了吧，那一回敌人的子弹是向你射击的，中尉，是朝你射的，柯里亚，这颗子弹曾是瞄准了你的。因此我请求你把我领到外面去。仅此而已。连水也不要求喝。我的力气够的。力气够的，你别犹豫。我一定能走到那里。我想见见阳光，你明白吗？想看看自己最后的日子。”

　　普鲁日尼科夫艰辛地扶起了边防战士。杰尼什克勉强抑制住呻吟，两手抓住他，全身倾伏在他身上，透过咬紧的牙缝呼味呼味地喘着气。但是他终于站起来了，自己向出口走去：普鲁日尼科夫只是在他需要从躺卧着的战士们身上迈过去时才扶他一下。

　　军医还是象原先那样坐着，依然在机械地、有条不素地把死者的衣服撕成布条。蜡烛仍是那么冒着烟亮着，仿佛在这充满了腐烂与死亡的恶臭空气里行将窒息似的，它的旁边还是那么放着一块部队发的红褐色的面包干，动也没有动过。

　　他们一步一拖地走着，常常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杰尼什克不住地大口喘着气，他那被子弹射穿的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咯咯作响，不时发出咕咚的声音，因此他时不时用发抖的手迟疑地擦去嘴唇上粉红色的泡沫。中途休息时，普鲁日尼科夫扶他坐下。杰尼什克靠倒在墙上，双眼微闭，一声不吭，为的是保存力气。只是有一次他问道：

　　“萨里尼科夫活着吗？”

　　“活着。”

　　“他是个幸运的人，”边防战士说这句话，并没有忌妒之意：只是指出事实。

　　“他还是经常去弄水吗？”

　　“是的，”普鲁日尼科夫停顿了一下，考虑着下面的话该不该说，“你听着，沃洛佳，给我们大家下了命令：分头突围。各自想办法。”

　　“怎么？”

　　“分成小股撤出要塞。到森林里去。”

　　“明白啦，”杰尼什克缓缓地舒了口气，“就是说，别了，老妈妈。呶，这样做是对的：呆在这儿，象是在口袋里。”

　　“你认为这样是对的吗？”

　　杰尼什克沉默了许久。一滴细小的泪珠儿徐徐从睫毛底下滚了出来，消失在胡子拉碴的面颊的的一个深坑里。

　　“跟萨里尼科夫一起走吧，柯里亚。”

　　普鲁日尼科夫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本想说，如果没有桥上那几挺机枪，那么他一定会跟他，跟沃洛佳·杰尼什克一起走，但想了想，什么也没有说。

　　他把杰尼什克扶到一个空旷的掩蔽室里，把他安置在砖地上，让他的脸朝着一个狭小的射击孔，通过它可以望见那灰蒙蒙的、烟雾弥漫的天空。

　　“我们没抓件大衣来。军医那里搁着一件，我看到过。”

　　“不必啦。”

　　“我到上面去弄一件来。眼下没有什么动静。”

　　“那好吧，拿一件来。”

　　普鲁日尼科夫最后看了看边防战士那已经变得陌生的、呆滞的眼睛，走出了掩蔽室。他拐过角，顺着堆满了乱七八糟碎片的破损的梯级攀上了一层楼。一些尚能射击的人们仍在那里坚守着。他们是在夜间进攻之后被一个炮兵大尉召集起来的，这个炮兵大尉，普鲁日尼科夫并不认识。

　　普鲁日尼科夫还没有走到拐角的地方，上面，头顶上就轰隆一声。灰泥纷纷掉落到他的肩上和钢盔上，冲到墙角上的强烈气浪所卷起的尘土和德国炸药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恶臭向他迎面扑来。

　　尽管砖头还在不停地掉落、顶盖发出轧轧的响声坍塌，普鲁日尼科夫还是钻进了散发着臭气和混杂着尘土的浓烟里，东撞西碰，穿越各种障碍物。某处已响起了冲锋枪声，在爆炸的团团浓烟里闪烁着刺眼的射击火光。黑暗中谁的一只手伸出来抓住他的佩带，把他拖到窗龛跟前，普鲁日尼科夫这才离得很近地看见了萨里尼科夫那肮脏的、由于愤怒而扭歪了的脸孔：“炸毁了，这些坏蛋！把墙炸毁了！”

　　“大尉在哪儿？”普鲁日尼科夫信口问道，“没见到大尉吗？”

　　萨里尼科夫一面费力地喊，一面向破烂不堪的窗洞恶狠狠地打了短促的几梭子。那里，在浓烟和灰尘里，隐约出现了一些灰色的人影，时而闪烁着机枪扫射的火光。普鲁日尼科夫在乌烟瘴气的一层楼里东奔西突，脚绊在一个呼息尚存、还在爬动的人身上，那人拖着被打断的两腿，散开了的裹腿血糊糊一片。普鲁日尼科夫由于这些裹腿布缠住了脚而摔倒，当他爬起来的时候，定睛瞧见了大尉。大尉坐在墙根那里，使劲眯着眼睛，泪水顺着他那烧伤的血红的脸颊直淌。

　　“我看不见！”他严厉而委屈地喊道，“我为什么看不见？为什么？中尉在哪儿？”

　　“我在这里，”普鲁日尼科夫跪在双目失明的指挥员面前：烧伤的脸看起来肿得厉害，烧焦的胡须蜷曲成一个个卷儿。“在这里，大尉同志，在您面前。”

　　“子弹，中尉！弄子弹来，随便到哪儿去弄都行！我看不见，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我一定弄到，”普鲁日尼科夫说。

　　“等一下！把我放在机枪跟前。放在机枪跟前！……”

　　他在周围乱摸，寻找普鲁日尼科夫。普鲁日尼科夫抓住这双抖动而慌乱不己的手，不知为什么把它紧紧贴向了自己的胸口。

　　“你瞧，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完了，”大尉摸着他，突然平心静气他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子弹。你想到哪儿去弄都行。我命令你弄到子弹。”

　　他把手抽了回去，指头触到了自己那泪水淋淋的光光的脸。随后他的右手习惯地滑向手枪皮套。

　　“你还在这里吗，中尉？”

　　“还在这里。”

　　“把我的身分证藏起来吧，”大尉取出了手枪，摸索着打开了保险，这时他的手已不抖了。“手枪你拿去吧：剩下七粒子弹。”

　　大尉拿起手枪，胡乱往自己的脑袋上斜着敲打了几下。

　　“大尉同志！”普鲁日尼科夫喊了一声。

　　“不许你管！……”

　　大尉把枪筒伸进嘴里，接着扳动了一下枪机。普鲁日尼科夫觉得枪声沉闷地响了一下，被子弹打穿了的脑袋迟缓地：碰到了墙上，大尉痛楚地蟋曲起身子，渐渐滑到了地板上。

　　“准备听从您的命令，中尉同志。”

　　普鲁日尼科夫回头看了一下：一个中士站在旁边。

　　“打退了敌人，”中士说，“但没有来得及汇报。真遗憾。”

　只是在这个时候普鲁日尼科夫才注意到，枪声已经停息了。尘埃徐徐下落，残破的窗口、墙壁上的裂洞以及裂洞旁边的战士们也都清晰可见。

　　“只剩下三盘子弹了，”中士说，“再冲过来——也就完蛋了。”

　　“我能弄到子弹。”

　　普鲁日尼科夫从大尉那余温尚存的手中抽出沉甸甸的图拉托卡列夫手枪，放进了衣兜里。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把他的证件收藏起来，他要求这样做。而子弹——我会弄来。今天就能弄来。”

　　说罢他便向窗龛走去——他与幸运的萨里尼科夫就是在那里分开的。

　　窗龛里一个人也没有，普鲁日尼科夫疲惫不堪地在砖头上坐了下来。他没有挨过炸，没有反击过德国人的进攻，但他感到自己已被击溃。而且，这种感觉许久以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他多次被震聋，被埋在砖石底下，被硝烟窒息，甚至还有那不值一提的脚上的创伤在这年轻人身上所引起的意料不到的、直通到膝盖的疼痛也常常使他感到不安。被砖头砸伤的腰不时地作痛，长时间的饿、渴、睡眠不足和他每一个衣褶都渗透着粘糊糊的尸体的气味使他头昏眼花、恶心欲吐。他早就习惯于只想到危险，只想到如何击退敌人的进攻，如何弄到水、子弹、吃的东西，而且不会去想别的什么事情了。就连现在，在这短暂的沉静时刻，他想的也不是自己，不是那个在他眼前开枪自杀的大尉，不是在掩蔽室的光秃秃的地板上缓慢死去的杰尼什克，他想的是，到哪儿去弄子弹。没有子弹和手榴弹就不可能从要塞突围。

　　萨里尼科夫从窗口那里返口：从德国人那里返回。他把三梭子冲锋枪子弹扔在地上，说道： “瞧，这些德国佬：水壶也不带就进攻。”

　　“喂，萨里尼科夫，你还记得那头一天吗？那时你好象忙着去取弹药，好象有个什么弹药库……”

　　“康达科夫知道那个弹药库。我同你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我们那时真傻。”

　　“现在变聪明了吗？”萨里尼科夫叹了口气，“我们去找一找，好吗？”

　　“走吧，”普鲁日尼科夫说，“中士的机枪只剩下三盘子弹了。”

　　“大白天就去？”

　　“夜里怕找不着。”

　　“先把遗书写好，”萨里尼科夫冷笑了一下，“表示我祝福您了。”

　　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吱声。萨里尼科夫翻找自己的衣兜，摸出了一小把肮脏的硬面包碎块。他俩，宛如老态龙钟的老翁，久久地嚼着这些碎面包块：粗糙的舌头在干涸的嘴里费力地翻转着。

　　“有点水就好了……”萨里尼科夫习惯地叹了口气。

　　“去找件军大衣来，”普鲁日尼科夫说，“沃洛吉卡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我们去看看他，然后就出发。白天就去。”

　　“往魔鬼的牙上碰，往恶狼的嘴里送，”萨里尼科夫一边走一边嘟嚷说。

　　他很快就拖回来一件大衣——破得不象样子、背部有褐色的血渍斑点。他们默默地分了分冲锋枪予弹就沿着不停地掉落砖头的通道下到地下室的黑洞里去。

　　杰尼什克还活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渐渐模糊的眼睛望着一方灰色的天空。红褐色的瘀血挂在他那茨冈人的黑色的胡须上。他神志不清地望了他们一眼，接着又凝视着洞孔。

　　“他认不出我们了。”萨里尼科夫说。

　　“幸运的人，”边防战士费力他说，“你是个幸运的人。好啊。”

　　“现在洗个澡该多好，”萨里尼科夫笑吟吟他说，“既暖和又有水。”

　　“别去弄水了。不必去。没有意义。明天早晨我就会死去。”

　　他说这话是那么坦然，以致普鲁日尼科夫和萨里尼科夫没有去劝说他。他的确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死，没有感到绝望，只是希望瞧瞧天空。而他们也知道，最大的同情是让杰尼什克独自呆在那里。让他单独同自己、同天空相处。他们把大衣垫在他身下，握了握他那软弱无力、已变得冰冷的手而离去。为活着的人们弄子弹去了。

　　德国人已经冲进了要塞，把红军战士的防守割裂成孤立的抵抗点。白天他们在环形兵营的迷宫里顽固地向前推进，力图摆脱脚下的废墟，然而夜里，这些废墟——工兵爆破、飞机对准目标狂轰滥炸和火焰喷射器烧焦的地方——复又活跃了起来。负重伤的、烧伤的、被干渴和战斗弄得精疲力尽的一些象骨头架子似的蓬头垢面的人，从废墟的砖堆底下站起身来，从地底下爬出来，用白刃战的进攻方式消灭那些胆敢留下来过夜的敌人。因此德国人惧怕黑夜。

　　但是普鲁日尼科夫同萨里尼科夫是白天出去弄子弹。他们匍匐前进，砖头擦破了面颊，灰尘钻进了喉咙，腐烂尸体的恶臭冲进了鼻子，紧缩着的脊背时刻都等待着冲锋枪子弹的扫射。每一瞬间在这里都可能成为生命的终点，而每一个不慎的动作都会加速这一瞬间的到来。因此，他们一点点地往前爬，每一次只爬几步，而且是按顺序地爬，在爬之前先屏住呼吸仔细地听听动静。要塞在爆炸声、冲锋枪的喧嚣声、火焰的怒吼声中颤抖不已，然而这里，他们匍匐的地方，暂时倒很平静。

　　无数的弹坑救了他们：可以在坑底休息一下，清醒清醒，为下一步的前进积蓄力量。他们每爬一步都感觉到每一毫米距离的艰难。

　　萨里尼科夫是第二个爬进弹坑里的，坑底依然滞留着令人窒息的硝烟气味。普鲁日尼科夫已经坐在坑底的沙子上，摘掉了被太阳晒得炙热的钢盔。

　　“我要结婚，”萨里尼科夫坐到普鲁日尼科夫身旁呼哧着说，“如果我活着回来，我一定结婚。先前没有结婚可真是傻瓜一个。你知道吗，曾有人给我做过媒呢……”

　　一个鲜明的阴影落在普鲁日尼科夫脸上，他正感到奇怪，哪儿来的影子，只听得：“哈里特！①”（德语音译，意思是“站住！”）

　　一梭子冲锋枪子弹从头顶上掠过：坑坡上站着一个德国兵。他站在离他们两步远的地方。沓鲁日尼科夫慢腾腾地站了起来，他极其清晰地看到那袖子卷到拐肘的两手，那灰绿色的、沾满了砖灰的、领口系着两个纽子的军衣，那直接指向他心脏的冲锋枪的黑洞洞的枪口。他俩都缓缓地站了起来，而他们的冲锋枪留在了脚旁，留在坑底上。同样，他们也缓慢地，象在梦中似地举起了自己的双手。

　　德国兵站在他们的上方，端着冲锋枪指向他们，脸上露出了狞笑：他年轻、肥胖、胡子刮得精光，现在只要他一扳枪机，一股火流就会射进胸膛，那么他们就将永远滞留在这儿，在这个弹坑里。普鲁日尼科夫这时已感觉到这些子弹，感觉到它们如何折断骨头和溅着鲜血钻进他的身躯。他的心怦怦直跳，喉咙卡住了似的，于是他难看地伸了伸脖颈，打了一个很响的嗝，德国兵扬声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很响，很自信：是胜利者的笑声。他左手脱开冲锋枪，用食指招呼他们向他那里走。于是他们那紧张的、眨也不眨的眼睛紧盯着冲锋枪的枪口，顺从地往上爬去，时而滑下去，相互碰在一起。德国兵依然在哈哈地笑，用食指招示他们爬出弹坑。

　　“来啦，”萨里尼科夫气喘吁吁地嘟囔着，“来啦，来啦。”

　　他赶在普鲁日尼科夫前头，当半个身子探出弹坑的时候，他摹地扑倒在坑沿上，抓住德国兵的双脚拼命往自己跟前拖。长长的一梭子冲锋枪子弹射向了天空，德国兵和萨里尼科夫一起滚了下去，普鲁日尼科夫猛听得萨里尼科夫拼命地喊：“快跑，中尉！快跑！快跑！快跑！。”

　　他还听到脚步声。普鲁日尼科夫窜到坑沿上，看见一些德国兵正朝喊声这边冲来，他拔腿就跑。一排排子弹射进地里，把他脚旁的砖头打得粉碎，可他仍然在不停地跑，迈过一个个尸体，东奔西突。这时他觉得自己那蟋缩着的、使劲弯下去的脊背变得极其庞大、膨胀，不是把他自己同德国人、同子弹遮挡了开来，而是阻隔了他自己对生还的希望。子弹时而落到右面，时而落到左面，时而又落到前面，张着大嘴呼哧直喘的普鲁日尼科夫，也就时而往右跑，时而往左奔，除了子弹所溅起的一股股喷泉，什么也看不见。德国兵根本没有想去追他，而是捧腹大笑，用一梭子又一梭子冲锋枪子弹驱赶着他兜圈子。于是这个衣衫褴楼的、污秽不堪的、上气不接下气的人，一会儿跑，一会儿倒下，一会儿爬，一会儿哭，接着又跑，被驱赶着，陷在扇形火力网的无形的围墙中。德国人不急于停止这种开心的把戏，尽量使子弹不打中普鲁日尼科夫，把这种围猎的时间拉长，以便有笑料向那些没有亲眼目睹这种场面的人们尽情讲述。

　　另外两个德国兵却在弹坑里慢条斯理地和重实地打击萨里尼科夫。萨里尼科夫早就停止了喊叫，只是嗓子呼呼作响，而他们则象捣锤似地有节奏地用枪托轮番猛击。萨里尼科夫的嘴和耳朵都流出了鲜血，他蜷缩一团，老是想用不听使唤的两手去掩住脑袋。

　　火力圈渐渐缩小了，但普鲁日尼科夫还在里面东奔西突，他依然不相信自己是在弹丸之地兜圈子，依然期待着什么。放在衣袋里的手枪，不住地碰着他的腿，他时刻都感觉到它，但是要把它掏出来的瞬息时间却没有，却不够。没有这么一瞬的时间，没有空气，没有力量，没有出路，只有尽头。只有尼古拉·普鲁日尼科夫服务的尽头和生命的终结。

　　德国人自己把普鲁日尼科夫驱赶到一堵摇摇欲坠的破砖墙那里。他扑倒在它的后面，避开了打在离他脚跟仅一厘米远的砖头上的排射子弹。他扑倒在地，躲在那里，射击声停了一两秒钟，而在这一瞬间他发现了一个窟窿。它紧靠着墙根通往地下，通往一个黑洞洞和不可知的地方，于是他想都没想就朝里面爬，使出所有的力气、以尽快的速度扭动着身体向里爬，手指、胳膊肘、膝盖都蹭出了血。罅缝陡然拐向右方，他冈侧拐了过去，突然失去了支撑点，伸开两臂掉了下去。在掉落的过程中，他听到头上轰隆一声。追逐他的德国兵向洞里扔了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碰到了墙上，在拐弯处爆炸了，强烈地震动了地底那阴森的沉寂。

　　普鲁日尼科夫跌落在堆满了沙土的砖地上，幸运的是两手着地，他没有粉身碎骨，只是鼻子被震得大量出血。他抹得满脸、满身是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用他那训练有素的听觉辨别安危。他使劲屏气敛息，但是心依然在胸腔里怦怦直跳，呼吸急促，不管他怎样努力抑制，都无济干事。他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的时候，就摸出了手枪，并且舒展了一下身子，使自己在冰凉的地上躺得舒适些。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刻他听到了脚步声。有人小心翼翼地向他迈步走来；沙子微微发出轧轧的响声。普鲁日尼科夫全神贯注地盯着黑乎乎的地方，举起了手枪；他全身发抖，不得不两只手握着手枪。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晦暗，老远就发现两个朦胧的人影在向他走来。

　　“站住！”当他们走近时，普鲁日尼科夫声音不太响地命令道，“是什么人？”

　　人影凝然不动了，随后，其中之一抖动了一下，直接朝着他手枪那颤抖的瞄准星飘忽而来。

　　“我要开枪啦！”

　　“嗨，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同志！”向他走来的那个人赶忙兴奋地叫了起来，“费奥多尔楚克，点上麻屑，照个亮儿吧！”

　　划着了一根火柴，点燃了火把，那透过烟雾迷蒙的光焰映出了浓重黑暗里的一张满脸胡须的面庞、呢子军衣，敞开的领口的晦暗领章上有三颗三角星闪闪发亮。

　　“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亲爱的！”第一个人喊道，“战争一开始我们就埋在这里了。我们自己又挖又掘，寻找出口，想尽了各种办法……”

　　火把的颤悠悠的亮光突然移开了，飘浮起来，旋转起来，闪烁起令人眼花缭乱的快活的火花。手枪从普鲁日尼科夫那瘫软无力的双手里轻轻地掉落了下去，他失去了知觉。

　　普鲁日尼科夫在万籁俱寂的沉静中苏醒了过来，这种已不习惯的和平宁静使他感到可怕。心陡然又在胸腔里怦怦直跳，他还是没有睁开眼睛，怀着恐惧的心情想道，自己是否聋了，完全聋了，永远也听不见了。他痛苦地、集中精力地去谛听、捕捉、等待那熟悉的声音：爆炸的轰隆声、机枪的哒哒声和冲锋枪的密集的扫射声。然而他听到的却是一个女人的嗓音在悄声低语：“他醒过来了，赫里斯嘉大婶。”

　　他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晦暗的、向上伸展的拱顶上斑斑的光点和一个姑娘的圆脸：一络黑发从一个白得出奇、象神话里那么干净的头巾底下露了出来。他小心翼翼地动了动胳膊——它们是自由的，没有被绑着，——两手摸了摸他躺着的铺板的边缘，顿时坐了起来。

　　“我这是在哪儿？”

　　由于这募然的动作，他感到幽暗灯光下的地下室、满脸胡须的男人们和两个妇女的面孔———个年轻的，就在他的身旁，另一个岁数较大、皮肤松弛的，在远处的桌子旁边，——都在眼前飘浮了起来。这些人的脸都呈现出双影，颤抖不已。他慌张地摸着铺板、衣袋和血糊糊的军衣。乱摸了一阵，但是没有找到武器。

　　“您喝点水吧。”

　　年轻的那个妇女把一个铁缸子送到他的面前。他不敢相信似地接住缸子，迟疑地喝了一口：水是浑的，沙子在牙齿间咯吱咯吱响，但是在他所度过的那些昼夜里，这是第一次喝到的水，他贪婪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将缸子里的水一饮面尽。顿时，地下室、灯火、人的面孔都停止了旋转。他清晰地看到一张大桌子，上面点着三盏小油灯，桌上放着一把茶壶和用一块干净的破布蒙着的碗碟，看到五个人：三男两女。这阵子五个人都笑容满面地瞧着他，岁数大的那位妇女的面颊上淌着泪水，她不停地嘤嘤啜位，擦着泪水，但脸上却挂着微笑。某种熟悉的、梦境般的、遥远的东西浮现在面前，但他没有进一步去回想，而只是以命令似的口吻冷峻他说：“手枪。我的手枪。”

　　“瞧，它就在这儿。”年轻的那个妇女匆忙抓起放在桌子上的手枪，递到他的面前，“您认不出了吗，中尉同志？”

　　他默默地拿起手枪，弹出弹夹，检查了一下，看里面是否有子弹。子弹全在，他咋嚓一声把弹夹推进了枪膛，顿时平静下来了。

　　“您认不出了吗？是否还记得，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我们一起来到了要塞。您还摔了一跤呢。在边防检查站。我是米拉，记得吗？”

　　“对，对。”他回想起来了。回想起那个跛足姑娘和怀抱着孩子默然无语地穿过一片瓦砾的要塞当了德国人俘虏的妇女们，回想起最初的一排枪声，还有与萨里尼科夫的初次相遇，还有萨里尼科夫那绝望的、最后的喊声：“快跑，中尉，快跑！……”他回想起了双目失明的大尉和躺在空旷掩蔽室里的杰尼什克，回想起了一口水的珍贵价值和挤满了濒临死亡的人们的那个可怕的地下室。五个人都怀着喜悦的心情争先恐后地向他说这说那，但他这时什么也没有听进去。

　　“你们肚子饱吗？”他低声问道，由于这句低声的问话大家立刻都沉静了起来。“肚子不饿、干干净净、没有受伤是吗？……可是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弟兄们，我们的同志们，那里，在头顶上，伏尸喋血，横七竖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我们——也是死者！可我们仍在坚持战斗，我们这些早已死过上百次的人们赤手空拳去掐住德国人的喉咙。没有把水给孩子们喝，而是给了机枪。孩子们渴疯了，可我们把水给了机枪！只给了机枪！为的是射击！为的是不放过德国人！……而你们就坐在这里？……”他陡然站了起来，“混蛋！我枪毙你们！由于你们怕死，由于你们背叛！我现在有这个权利！我有这样的权利：以那些倒在上面的人们的名义！以他们的名义！……”

　　他喊啊喊啊，声嘶力竭地喊，全身象打寒颤似地悚悚发抖，而其他人都沉默不语。”只是在他喊最后几句话的时候，上士费奥多尔楚克退到了暗处，在那里，在暗处，他咔嚓一声拉了一下冲锋枪的枪栓。

　　“你甭想摆布我们。”

　　一个晃动的人影迎面扑了过来，两只丰腴的手温存而有力地拥抱了他。普鲁日尼科夫想挣脱出来，但是他的一个肩头触到柔软的慈母般的乳房上，于是他把胡子拉碴的、血迹斑斑的面颊使劲贴向了它，痛哭了起来。他放声号陶大哭，那双温柔的手却不停地抚摩着他的肩头，一个平心静气的，完全象自己妈妈的声音轻轻响起：“安静安静，孩子，安静下来。瞧，你已经回来了。回到家里了，好端端地回到了家里。休息休息，待会儿咱们再商量一下看怎么办比较好。你先休息一会儿，好孩子。”

　　“瞧，我回来了，”普鲁日尼科夫疲惫不堪地想道，“回来了……”

准尉斯蒂潘·玛特维耶维奇、上士费奥多尔楚克、红军战士瓦西亚·沃尔科夫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在那里喝茶的仓库，在最初的炮轰中就被重型炮弹封死了。炮弹在入口处的上方爆炸了，仓库的顶盖虽然没有炸塌，但是梯级被堵塞，从而切断了通向地面的唯一道路。普鲁日尼科夫记得这颗炮弹：爆炸时的冲击波曾把他掀进一个新的弹坑里去，当他在那里苏醒过来时，萨里尼科夫曾坠了进去。对他来说，这颗炮弹是爆炸在身后，而对他们来说则是在前头，就这样他们长时间地分开了。

　　整个战争，对他们这些被活活封闭在没有出口的地下室里的人们来说，现在都是在上面进行。它使地下古老的地基和墙壁不住地颤动，仓库被新的沙土和碎砖层堵塞了，通气孔也都崩塌了。他们被切断了同自己人以及同整个世界的联系，但是他们尚有吃食，而水，第二天他们就从一口井里弄到了。男人们在泥地上掘了一口井，一昼夜积了两壶水。有吃的、有水喝也有事情做：他们向各个方向试探着凿墙，希望打通到地面上去或者穿到邻近地下室去的通道。这些通道一次又一次地被轰炸堵塞了，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挖。有一次他们挖通了一个与地下的一些通道、死胡同和没有出口的地下室交混在一起的迷宫。从那里他们钻进了弹药库，而弹药库的出口也被直接命中的炸弹封住了；还钻进远处的一个掩蔽室，那里有一个狭小的洞孔通往地面上。

　　多少天来他们第一次往上面攀登，被活活埋在地底下的人们挣扎着回到自由、空气、亲人那里去。他们一个跟着一个从地底下往外爬——总共六个人，——可是就在那个小洞口处他们呆立不动了，拿不定主意，是否迈步离开他们觉得是通向活命和安全的地方。

　　要塞尚屹立着，环形兵营的某处、穆哈维茨河的彼岸以及教堂的后面尚有枪声，什么东西还在燃烧，还在崩塌。但是这里，要塞的中心，这天夜里却寂静无声。也变得无法辨认。既没有自己人，又没有空气，也没有自由。

　　“完蛋啦。”费奥多尔楚克发出了嘶哑声。

　　赫里斯嘉大婶不停地哭，象农妇那样用头巾角收集着眼泪。米拉扑在她怀里：尸体的臭气使她痉挛得喘不过气来。只有安娜·彼得罗夫娜以自己那即使在黑暗里也闪闪发亮的眼睛冷漠地看了看周围，不声不响地穿过院子走去。

　　“阿尼亚！”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向她喊道，“你到哪儿去，阿尼亚？”

　　“孩子们，”阿尼亚转过身来，“孩子们在那边。我的孩子们。”

　　安娜·彼得罗夫娜走了，其他的人带着不知所措和茫然若失的神情回到了地下室里。

　　“应当侦察一下，”准尉说，“往哪儿去，敌人在哪里，我们的人在哪里？”

　　“往哪儿去侦察呢，往哪儿？”费奥多尔楚克叹了口气，“周围全是德国人。”

　　可是她，孩子们的母亲，却一面以燃烧着疯狂怒火的眼睛注视着照明弹淡紫色的闪光，一面向前走去，脚时不时绊在尸体上。谁也没有唤她回来，没有阻止她，因为她已经走到我们的人放弃、德国工兵爆破和连日来遭到轰炸破坏的地段上。她走过三拱大门，来到尸体遍布、血糊糊滑腻腻的桥上，就在这里她倒下了，倒在自己人中间，身上被突如其来的一梭子子弹打中了三处。她倒下时象她走去时一样：径直而严峻，两手伸向早已不在人世的孩子们。

　　但是，这一点谁也不知道。留在地底下的人们不知道，更不用说普鲁日尼科夫中尉。

　　普鲁日尼科夫清醒以后马上就要求子弹。当人们带着他穿过墙壁的窟窿，穿过地底下的小洞孔来到弹药库时——战争最初几小时萨里尼科夫曾向那里跑去过，——他立即看到了一些崭新的、由于涂了防护油而无光泽的什帕金式冲锋枪，满匣的、没有拆封的子弹和没有动过的机枪子弹带，他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为了这些武器弹药，付出了多少同志的生命，而现在，它们却近在咫尺，再大的幸福也莫过如此了，除了它们，他已无所希冀，无所企求。他迫使全体擦拭武器，清除防护油，准备战斗，大家受到他那冲大的斗争精神的感染，狂热地擦拭枪膛和枪栓。

　　傍晚，一切都准备就绪：冲锋枪、子弹匣和子弹带被搬进了白天他曾经气喘吁吁趴过的那个死胡同里，那时他曾倾听过脚步声，一度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够死里逃生。他把所有的男人都随身带走：除了武器弹药，每个人还带一壶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的井里的水。妇女们留下来。

　　“我们还回来，”普鲁日尼科夫说。

　　他说话很简短也很凶，他们都默不吱声地听他指挥。有的怀着对他的尊敬，甘愿赴汤蹈火，有的怀着对他的畏俱，有的怀着掩饰不住的不满，但没有谁敢于违抗。这个被饥饿和睡眠不足折磨得又瘦又黑、胡子拉碴、身穿破洞累累、血渍斑斑的军衣的中尉，模样是十分可怕的。

　　只有一次准尉低声干预道：“把什么都收起来。只给他一片面包干和一杯开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当富有怜悯心的赫里斯嘉大婶把留待不时之需的一切食物都端到桌子上的时候，由于饥饿而喉头痉挛的普鲁日尼科夫，伸手向桌子跟前走去。他走到桌前，想把面前所有的吃食全都吞下去，把肚皮塞得满满的，以便抑制住那不止一次使他辗转于地、咬住衣袖不致喊出声来的痛苦痉挛。但是准尉抓住了他的两手，挡住了桌子。

　　“统统拿走，雅诺夫娜。这样不行，中尉同志。那您会死的。眼下需要先少来点。应当让胃逐渐适应。”

　　普鲁日尼科夫克制住了自己。他痉挛地咽下了一点东西。看到米拉那一双盈满了泪水的大眼睛，他想微笑一下，但是明白自己已经不会笑了，所以转过了身去。

　　在准备向自己人那里爬去的时候，夜幕刚刚降临，他同初出茅庐、吓得不敢出声的战士瓦西亚·沃尔科夫一起小心翼翼地从罅缝里爬了出去。他在地上趴了好一阵子，倾听遥远的枪声，捕捉脚步声、谈话声和武器的磨擦声。但是这里万籁俱寂。

　　“跟在我后面。别着急：先听一听。”

　　他们爬遍了所有的弹坑，检查了每一个鹿砦，摸了摸每一具尸体。不见萨里尼科夫。

　　“他还活着，”当他们回到自己人那里时，普鲁日尼科夫如释重负他说道，“被抓了俘虏：他们是不会把我们的尸体埋起来的。”

　　他总感到自己有罪：不是理智上而是良心上感到负疚。他不是头一天打仗，而且完全明白，战争有自己的规律、自己的道德，和平生活中被认为是不能允许的事情，在战争中常常会成为需要的。他知道自己无法拯救萨里尼科夫，知道自己为了那些派他这次来寻找弹药的人们，而不是为了自己，应当而且必须去找一找他，就这样他去了，但是普鲁日尼科夫非常担心看到萨里尼科夫的尸体。而若是德国人把他抓了俘虏，那就意味着幸运的、永远也不气馁的萨里尼科夫还有养好了伤、挣脱镣铐、甚至逃跑出来的可能性。在这些无止息的战斗的日日夜夜里，萨里尼科夫由一个面颊擦伤的吓破了胆的小伙子成长为一个勇往直前、胆大心细、机智灵敏的战士，想到这里，普鲁日尼科夫松了一口气：“他还活着。”

　　他们向罅缝底下的那个通道里搬运了许多枪支弹药：突围应当在对敌人能够形成突如其来的火力打击的保障条件下进行。一次就把一切都运到自己人那里去，是力不能及的，普鲁日尼科夫打算当天夜里就返回来。因此他才对妇女们说，他还要回来，但是愈接近往外爬的时刻，普鲁日尼科夫就愈显得焦躁不安。还有一桩事需要做出决定，不能拖延，但是怎么去着手解决，普鲁日尼科夫却拿不定主意。

　　不能带着妇女们一起突围：这项任务即使对一些富有经验的老战士们来说也是十分危险和困难的。但是也不能把她们撇下，任凭命运的摆布。普鲁日尼科夫绞尽了脑汁考虑办法。但是不论他怎么盘算，出路只有一条。

　　“你们留在这里，”他说，尽量不使目光同那个姑娘的目光相遇，“德国人从十四点到十六点吃午饭，那是最静谧的时刻，明天白天你们就在那个时候举着白色的破布走到上面去。去当俘虏好了。”

　　“当俘虏？”米拉疑惑地低声问道。

　　“亏你想得出来！”赫里斯嘉大婶没等他回答就恼火地大声说，“当俘虏——亏你想得出来！再说，谁还需要我，一个老婆子，当什么俘虏呢？姑娘怎么办呢？”她抱住了米拉，使劲让她贴着自己，“让她带着一条假腿，带着木头腿去吗？……亏你想得出来，中尉同志！”

　　“我走不到，”米拉说，声音几乎听不见，但普鲁日尼科夫却立即就明白了，他指的不是眼下走到德国人那里去的路，而是指德国人将把她作为俘虏所要驱赶的路。

　　因此他一下子找不到什么反驳的话，只是凝眉不语，既同意又不同意妇女们的意见。

　　“瞧瞧，你想了个什么主意！”赫里斯嘉大婶这时换了一种语调，带着诧异的口吻接着说。“你的决定是没有用的，尽管你是中尉。行不通。”

　　“你们不能留在这里，”他迟疑他说，“指挥部曾下达过命令，所有的妇女都撤退了……”

　　“那是因为她们成了你们的包袱，所以才离开了！假若我感到自己是你们的一个累赘，那我也会离开。可是眼下，眼下，孩子，我和米罗奇卡在我们这个洞洞里碍谁的事呢？妨碍不了任何人，你们尽管都去打自己的仗好了！我们既有地方呆着又有吃食，我们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包袱，在我们的人打回来以前，我们就呆在这里。”

　　普鲁日尼科夫默不作声了。他不想说，德国人每天都在报道他们攻克了一座又一座新城，报道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的战斗、红军的溃败。他不相信德国人的话，但他早已听不见我军大炮的轰鸣了。

　　“米拉么是个犹太丫头，”费奥多尔楚克突然说，“犹太丫头，还加上是个残废：敌人在给她水喝以前就会杀死她。”

　　“不许这样说！”普鲁日尼科夫怒不可遏，“这是敌人使用的字眼，是他们的：这是法西斯使用的字眼！”

　　“这里，问题不在于字眼，”准尉叹了口气，“这个字眼，毫无疑问，是不好的，但重要的是费奥多尔楚克说的是实话。他们不喜欢犹太这个民族。”

　　“我知道！”普鲁日尼科夫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我懂。就这样吧。你们留在这里。也许敌人的部队会从要塞开走，那时你们就离开这儿。只好这么办了。”

　　他做出了决定，但对这个决定并不满意。他愈是想到这一点，就愈感到这样做是违心的，可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因此他阴郁地下达了命令，许诺说还回来取弹药，尔后跟在前去侦察的沉静的瓦西亚·沃尔科夫身后往上面爬去。

　　沃尔科夫是个办事可靠的小伙予，但是对他来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睡眠，因此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睡觉。经受了战争最初几分钟的恐惧——被活活埋在地底下的恐惧——以后，他毕竟学会了克服这种恐惧感，他因此而成为更不引人注意和办事更可靠的人了。他逢事都依赖长者拿主意，因此中尉的意外出现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不大明白，这个衣服又破又脏的瘦削的中尉为什么火气很大，但他坚信，从今以后正是这位指挥员会对他沃尔科夫的生命负责。

　　他认真地执行了对他的一切命令：悄悄地爬到上面去，仔细倾听一下，环顾一下，没有发现任何动静，于是就卖力地从洞口里往外搬枪支弹药。

　　而德国的冲锋枪手就从旁边走了过去。他们没有发现沃尔科夫，而沃尔科夫发现他们以后，却并未盯住他们的去向，甚至也没有汇报过，因为这超出他应该完成的任务的范围。德国人对他们的藏身之处并不感兴趣，他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办自己的事情，而且他们的路是畅通无阻的。当沃尔科夫从狭小的洞孔里把子弹匣和冲锋枪搬到了上面，当他们都爬到地面上的时候，德国人已经走过去了，尽管普鲁日尼科夫一再谛听，还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听见，什么可疑之点也没有发现。远处有的地方在射击，有的地方响彻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有的地方亮起了耀眼的照明弹，但是要塞这一片废墟的中心却空旷寂静。

　　“沃尔科夫跟我来，准尉和中士——殿后。快速前进。”

　　他们猫着腰向远处晦暗的废墟前进。那里，有自己人在坚守；那里，杰尼什克正奄奄一息，那里，中士手中只剩下三盘杰格佳廖夫式机枪子弹。正在这一时刻，废墟上闪出一道耀眼的白光，传来爆炸的轰隆声，继而是短促的、暗哑的冲锋枪射击声。

　　“炸毁了！”普鲁日尼科夫喊道，“德国人把墙壁炸毁了！”

　　机枪朝着说话声这里射来，子弹划破了黑暗的天空。沃尔科夫手中的子弹匣掉落了，他倒了下去，而普鲁日尼科夫却一边喊着什么，一边迎着机枪喷出的色彩斑斓的火力线奔去。准尉追上了他，抱住他的两腿，扑倒在他身上：“安静点，中尉同志，安静点！清醒一下！”

　　“放开我！小伙子们在那边，那边没有子弹，那边是受伤的同志们……”

　　“放你到哪儿去呢，到哪儿去呢？”

　　“放开我！……”

　　普鲁日尼科夫拼命挣扎，力图从一个结实有力的人的怀抱里挣脱开来。但是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紧紧地抱住他，只是等普鲁日尼科夫不再挣扎时才松开了他。

　　“已经晚啦，中尉同志，”他叹了口气，“晚啦。你听。”

　　废墟上的战斗止息了。有的地方依稀响起德国冲锋枪的射击声：不知是往晦暗的掩蔽室里射击还是给受伤的守卫者补上的几枪，但是不论普鲁日尼科夫如何侧耳倾听，他也听不到反击的枪声。就连在黑暗中向他的话声射击的机枪也哑然无声了。这时普鲁日尼科夫意识到，自己没能来得及完成最后的命令。

　　他依然趴在地上，依然怀着希望，依然在倾听此时已变得稀疏零落的枪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往哪儿走、到哪儿去找自己人。准尉也默默无语地趴着，趴在他的身旁，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该怎么办。

　　“敌人会包抄过来，”费奥多尔楚克扯了扯准尉，“会切断我们的退路的。怎么，他被打死了吗？”

　　“帮帮忙。”

　　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再反抗。他不声不响地回到地底下，默默地躺了下来。人们安慰他，让他躺得舒适些，给他茶喝。他按照人们的要求，顺从地翻转身体、站起来、躺下去，给他喝他就喝，一声不吭。甚至当米拉姑娘给他盖上军大衣时，他也是如此。姑娘说道：“这是您的大衣，中尉同志。您的，记得吗？”

　　是的，这是他的军大衣。崭新的、带金光闪闪的纽扣的军官大衣，完全合身。这件大衣曾使他感到多么骄做，而且一次也没有穿过。他马上就认出来了，但是什么也没有说：他已经对什么都无所谓了。

　　他不知道自己这么一声不响，不想也不动地躺了几昼夜，而且也不想去知道。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地底下都笼罩着墓地般的死寂，这里昼夜都点着幽暗的小油灯，而在这冒烟的黄色光焰的后面，凝然不动的、浓重的、死亡般的黑暗昼夜在守卫着。普鲁日尼科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里，注视着由于他的过错而招致的死亡。

　　这时他仿佛清晰地看见了他们全体，看见了所有那些掩护着他、冲在前头的人们，那些被某种他所不能理解、不能高攀的东西推动着，毫不动摇、毅然向前冲去的人们。普鲁日尼科夫这时不是想弄明白，所有这些人——所有由于他的过错而牺牲的人们——为什么能这样去行动，他只是想让这些人重新在自己的眼前掠过，再看一看他们，从从容容地、仔仔细细地看看他们。

　　那时他在教堂的拱形窗口旁边拖延了许久，敌人的冲锋枪从窗口里往外扫射的火力很猛。不，不是由于惊慌失措，不是由于在积蓄力量：这是他负责的窗口，整个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他的窗口，他自己早在发起冲锋之前就选择了它，但是往他的窗口上，迎着他那置人于死的窗口扑上去的却不是他，而是那个手提发烫的机枪的高大的边防战士。之后他以自己僵硬的躯体继续掩护着普鲁日尼科夫，使他免受子弹的袭击。他的粘稠的血浆溅到了普鲁日尼科夫脸上，仿佛是为了提醒他永远不要忘记。

　　可是到了凌晨拂晓，他却从教堂里逃了出来。他逃跑了，把头上缠着绷带的中士撇下不管了。可这个中士却坚守阵地，尽管他当时就在突破口旁边。中士本可以逃走，但是他没有走，没有后退，没有躲藏，而普鲁日尼科夫当时之所以能够逃往地下室，正是由于中士在教堂里坚守。沃洛吉卡·杰尼什克也是如此，那次夜间冲锋时他在桥上用自己的胸膛掩护了他。再如萨里尼科夫，当普鲁日尼科夫束手待擒，已经不想到反抗，已经吓得打嗝、驯顺地举起了双手的时候，他却扑向了德国兵。还有他曾经答应给送去子弹而没能及时给送到的那些同志，也是如此。

　　他动也不动地躺在铺板上，盖着自己的军大衣，人们给他吃的，他就吃，人们把缸子送到他的嘴边，他就喝。他不回答人们的问话，只是沉默不语。他甚至什么也不想：只是计算着自己所欠的债。

　　别人的牺牲换来了他的生存。他把这视为自己的发现，殊不知这是战争的规律。正如死亡——这是一条普通的、必然的规律。你活了下来是因为别人保护了你，替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普鲁日尼科夫并非抽象地、以推理的方式发现了这条规律：他是以切身的体验而发现它的，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良心问题，而是生命问题。

　　“该动一动啦，亲爱的中尉，”费奥多尔楚克说道，他不管普鲁日尼科夫是否听见他的话。“呶，下一步怎么办呢？咱们自己也该想想啦，准尉。”

　　准尉没有吱声，但是费奥多尔楚克已经行动起来了。他的第一件事是，不顾疲劳地用砖头把那个通往地面的够缝死死堵上。他想的是活着，而不是战斗。只是活着而已。活着，只要有东西填肚子，有这样一个僻静的、德国人没有发现的地下室就行。

　　“他很虚弱，”准尉叹着气。“我们的中尉很虚弱。你一次少给他些吃，雅诺夫娜。”

　　赫里斯嘉大婶一面由于怜悯而流着泪，一面喂他吃。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虽然对赫里斯嘉大婶那么建议，但是自己也不大相信那会起什么作用，他知道，中尉并不是躯体虚弱，而是受到精神上的折磨，该怎么办——他不知道。

　　只有米拉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觉得她应当而且必须使这个人回到生活中来，使他讲话、行动和微笑。为了这一点，她给他取来了早已被大家遗忘的那件军大衣。也是为了这一点，她对谁也不解释，独自耐心地把门拱坍塌下来的一堆砖头一块块地搬开。

　　“喂，你干吗在那里弄得轰隆隆响？”费奥多尔楚克嘟嚷道，“好久没塌下来什么，你寂寞了吗？应当安安静静地活着。”

　　她一声不吭地继续干自己的活，终于在第三天满怀喜悦地从一堆破砖头底下拖出一只肮脏的、压扁了的手提箱。她那么顽强和不知疲倦地寻找的正是它。

　　“瞧！”她把箱子拖到桌前，高兴他说，“我记得它就放在门的旁边嘛。”

　　“原来你是找的这个，”赫里斯嘉大婶舒了口气，“唉，姑娘啊姑娘，你的那颗多情的心动的不是时候啊。”

　　“俗话说，心是由不得人的，只是——白搭，”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说，“他最好能及时忘掉一切：就这样脑子里也装得满满的了。”

　　“多来一件衬衫是不碍事的，”费奥多尔楚克说，“呶，送去吧，站着干吗？也许，他会笑一笑，尽管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普鲁日尼科夫并没有笑。他慢条斯理地仔细看了看离家前妈妈亲自给他放在手提箱里的东西：一条床单、两套单衣和一些照片。然后盖上了压歪了的、塌陷了的箱盖。

　　“这是您的东西。您的。”米拉悄声说。

　　“我记得。” 接着他把脸转向了墙壁。

　　“完了，”费奥多尔楚克叹了口气，“现在一切都清清楚楚——完了。小伙子不中用了。”

　　他久久地、逗趣地奚落着，谁也没有制止他。

　　“呶，我们怎么办呢，准尉？应当决定：是躺在这座坟墓里还是另外哪一座？”

　　“有什么好决定的？”赫里斯嘉大婶迟疑他说，“已经决定了：我们在这里等着。”

　　“等什么？”费奥多尔楚克暴跳如雷，“我们等什么？等死？等寒冬？等德国人吗？我问等什么？”

　　“我们等红军来，”米拉说。

　　“等红军？……”费奥多尔楚克鄙夷地重复了一句，“傻丫头！瞧见了吧，你的红军：躺在那里不省人事。完啦！红军被打败啦！打败啦，懂吗？”

　　他声嘶力竭地喊，是为了让大家都听见。大家都听见了，但是都缄默不语。普鲁日尼科夫也听见了，也缄默不语。他已作了周密的考虑，下了决心，此刻正在耐心地等待着大家进入梦乡。他已经学会了等待。

　　当一切都已沉寂、准尉打起了呼嗜、三盏小油灯在入夜时已被熄灭了两盏的时候，普鲁日尼科夫爬起身来。他坐了良久，倾听入睡的人们的呼吸声和等待着自己头晕能好一点。之后他把手枪塞进了衣兜，踞着脚走到放置准尉做的火把的搁板跟前，拿起了一个，但他并没有把火把点燃，而是摸索着向通往走廊的小洞孔走去。他不大熟悉这些走廊，没有光亮恐怕走不出去。

　　他什么也没有碰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弄出来，他已经善于在黑暗中不出声地移动自己的脚步了，而且相信谁也不会醒，谁也不会妨碍他。他认真地考虑了一切，权衡了一切，把一切作了一番概括，而这一概括使他得出的结论是，他没有完成自己的职责。只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一个在许多夜晚都微闭着眼睛睡觉的人，也象他今天倾听别人的呼息那样，倾听过他的呼吸。

　　普鲁日尼科夫终于通过狭窄的洞孔来到了走廊上，并且点燃了火把：火光从这里已透不进人们熟睡的掩蔽室里了。他把火把擎在头上，一面驱赶着硕鼠，一面顺着通道慢慢往前走。奇怪的是，硕鼠至今还使他害怕，因此他没有把火把熄灭，尽管他已经辨别了方向，知道往哪儿走了。

　　他来到逃脱德国人追逐时跃进的那个死胡同：这里至今还放置着子弹匣。他把火把擎高，照了照，发现洞口已被砖头堵得严严实实。用手摇晃了一下：砖头动也不动。这时他就将火把插在墙缝里，开始用两只手摇晃这些砖头。他只抽出了其中的几块，可其它仍凝然不动：哼，费奥多尔楚克干得可真不错。

　　普鲁日尼科夫弄明白入口已被彻底堵死了以后，便停止了徒劳无益的试图。他非常不愿意在这里，在地下室里，做他决定了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就住在这里。他们有可能误解他的决定，认为这是软弱或者精神错乱所致，这是他所不希望的。他宁愿就那么销声匿迹，不辞而别，那哪儿去都行，但是这种可能性已不存在了。就是说，人们将会对他任意猜想，会指责他的死，无可奈何地去处理他的尸体。事情必然如此，因为出口的被堵死丝毫也没有动摇他对自己的那种公正的判决。

　　这样想过以后，他摸出了手枪，拉了拉枪栓，犹豫了片刻，不知往哪儿打好，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口：不管怎么说，他不想带着脑浆涂地的头颅倒在这里。他左手摸了摸胸口：心脏跳得较快，但是很有规律，几乎是平稳地。他挪开了自己的手掌，把手枪举起，力图使枪口对准自己的心脏……

　　“柯里亚！……”

　　倘若她喊的是任何一个别的词儿，哪怕还是以她适才的那种惊俱的声调喊出来，那他也会扳动枪机的。但她的呼叫是来自和平的世界，而这里，这里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如此惊惧地呼唤他的名字的妇女。他不由得垂下了手，为的是看看谁在呼唤。他的手总共才垂下一秒钟，她已经一破一拐地跑到了他的跟前。

　　“柯里亚！柯里亚，别这样！柯里奇卡，亲爱的！”

　　腿支持不住了，她跪了下来，使劲抓住他那握着枪的手。她把自己泪湿的脸紧贴在他的手上，不住地吻他那肮脏的、散发着硝烟味和死亡气息的军装袖子，她把他的手紧紧压在自己的胸脯上，紧紧地压着，忘记了羞涩，本能地感觉到，在那里，在姑娘的富有弹性的肉体上他是不会扳动枪机的。

　　“扔掉它，扔掉。我不放开你的手。不然你就先打死我。先把我打死。”

　　浸油的麻屑火把浓烟袅袅，昏黄的光焰照亮了他们。两个蜷曲的身影在向晦暗深处延伸的拱顶上晃动，普鲁日尼科夫听到了她的心跳声。

　　“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苦恼地问道。

　　米拉这才抬起了头：火把的亮光在泪水中散成了点点星火。

　　“你是红军，”她说，“你是我的红军。你怎能这样做呢？你怎能把我抛下呢？为了什么？”

　　她的这些漂亮的话并没有使他感到窘迫：使他窘迫的是另外的东西。他感到，原来他对别人还有用处，有人还需要他，需要他成为保护人，成为朋友，成为同志。

　　“放开我的手。”

　　“先把枪扔下。”

　　“它已子弹上膛。会走火的。”

　　普鲁日尼科夫把米拉扶了起来。她站起以后依然紧紧贴在他身上，准备随时抓住他的手。他苦笑了一下，把手枪的保险关上了，松开了枪机，接着把手枪放进了衣兜里。他随即拿起火把。

　　“我们走吧？” 她走在他的身旁，扯着他的手。走近小洞孔时，她停了下来：

　　“我对谁也不说。就连对赫里斯嘉大婶也不说。”

　　他默默地抚摩了一下她的头，就象抚摩着一个小姑娘似的。接着他把火把在沙土里熄灭了。

　　“晚安！”米拉往小洞孔里钻时悄声对他说。

　　继她之后，普鲁日尼科夫也钻进了掩蔽室，准尉还是那么鼾声大作，小油灯依然青烟袅袅。他走到自己的铺板，盖上了军大衣，本想考虑一下往后怎么办，但却睡着了。睡得很熟，很平静。

　　清晨，普鲁日尼科夫跟大家一起起床了。他一面聚神凝思，一面把他躺了许多昼夜的铺位收拾干净。

　　“完全康复了吗，中尉同志？”准尉问了一句，脸上露出疑惑的笑容。

　　“能弄到水吗？哪怕只弄三杯。”

　　“有水，有！”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忙碌了起来。

　　“帮我倒一下水，沃尔科夫，”普鲁日尼科夫多少天来第一次把贴身穿的汗渍斑斑的军衣脱了下来：汗背心早就被撕成绷带了。他从压瘪了的手提箱里取出了衣服、肥皂和毛巾。

　　“米拉，帮我把衬领缝在军衣上。”

　　普鲁日尼科夫钻进了地下通道，认真地洗了好久，一面洗一面老是在想他浪费了水，而且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浪费。

　　洗罢回来，他拿出当时不是为了急需而是为了备用，在军校军人服务部里买来的那把新的保险刀，仍然那么默默无语地、仔细地同时也是笨拙地刮起脸来。由于不习惯于刮脸，所以脸刮破了。接着，他用花露水抹了抹他那瘦削的脸，穿上了米拉递给他的军衣，把皮带紧紧地束在腰间。他坐到了桌前——细长的孩子般的脖颈从显得肥大的领口中抻了出来。

　　“汇报一下吧。”

　　大家交换了一下眼色。准尉迟疑地间道：“汇报什么？”

　　“一切，”普鲁日尼科夫说得既生硬又简短：劈头盖脑。“我们的人在哪儿，敌人的位置。”

　　“这——明摆着……”准尉不知所措了，“都知道，敌人在顶上。而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不知在哪里。”

　　“根据什么说不知在哪里？”

　　“都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费奥多尔楚克板着脸说，“在地底下。德国人在上面，而我们的人在下面。”

　　普鲁日尼科夫没去理睬费奥多尔楚克的话。他象同自已的副手那样同准尉说话，并且利用一切机会突出这一点。

　　“为什么不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

　　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负疚地叹了口气：“没有派人出去侦察。”

　　“我猜到了。我问的是：为什么？”

　　“这叫我怎么说呢。您生病了。而我们把出口堵死了。”

　　“谁堵的？”

　　准尉不吱声了。赫里斯嘉大婶想解释一下，但是米拉拉住了她。

　　“我问——谁堵的？”

　　“呶，是我！”费奥多尔楚克大声说。

　　“不明白。”

　　“我。”

　　“还是不明白，”普鲁日尼科夫依然以那种声调说道，没有看他一眼。

　　“上士费奥多尔楚克。”

　　“好吧，上士同志，把通往外面去的路打通，一个钟头以后您来向我报告。”

　　“白天我不想干活。”

　　“过一个钟头您来汇报执行的情况，”普鲁日尼科夫重复说，“我命令您忘掉‘我不想’、‘我不能’、‘我不愿意’之类的词儿。在战争结束之前把它们统统忘掉。我们是红军的一个班。一个普通的班，仅此而已。”

> 与其曲谨 不若疏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