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日拜会京城里来的记者。于是，免费看了两出戏。
演员有三：京城来的记者、被邀请的教授，毕恭毕敬的大学生。 观众有一：我。 地点：某宾馆标间。 时间：晚九点到十一点。 我到来时，那三人正在房里谈事。自然，先来后到。我便斜躺在另一张床上看记者带来的资料，等着他们的谈话结束。等待中，我的耳朵和游离的眼角余光，使我实际是在公开偷听着他们的谈话。 第一场：《“赋”的学术与浮夸》 听明白了。第一场戏实际上是记者想邀请这位教授组织一批人，开个某人写的“赋”的专题研讨会。开个人文学研讨会本是平常事，研讨的对像，一般是名人或者是某方面有造诣或有影响的人。然而，记者提议的被研讨的这个人，实际上是他的朋友，也曾是这位教授的学生。以记者的观点，“五四运动”否定了文言文的做法实际上是欠妥的。他要在白话文大潮中逆流而上，在群乌中见白鸦。一句话，研讨会要把这个充其量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但自以为有点名气的人在学术上捧出点名头来。 教授，尽其所能显示了他做人的圆滑和做学问的严谨。在记者潮水般的语言夹缝里，用近可能委婉的语气表达出这样的研讨会显然言过其实，既不会有人买账，也不能达到效果。赋，何物也？古有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通过“体物”以“写志”，注重形式，讲究声韵华美，色彩绚丽，节奏严谨，古时曾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必用之文体。历史经过了近百年的变革，赋，早已如古律诗一样成为可赏但不可用的古董，生活中不仅没有那种语境，也无实用价值。也许，正是因为现在没有了古体文的语境，一般人才看不懂；从而使一些仿古者颇有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之感态。 我半躺在床上看的资料，其实有一半是那个人写的“赋”，而且是骈赋，比较“拽”的那种。读之——也许我看不懂，但坦率并偷偷地以为，那华丽的辞藻缝里流淌的是香水和马屁。 第二场：《授之以“渔”》 如果说，在第一场戏中记者像个学术的小人、教授像个学术的卫士的话，那么在第二场戏中，记者则演变成了教授，而教授则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 看明白了。那教授身边一直毕恭毕敬并挣扎着倦意、不时讨好一笑的大学生，是教授带来求记者帮忙的。这位出生在西部的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写了不少文学作品，想结集刊印，需要钱。以教授和大学生天真的想法，上策是请记者在校友会来宾中寻一大款全额资助，中策是记者本人资助些许，下策当然是自己解决啦。等有了钱出了书，便可以将印好的书当礼品无偿发给与会的代表。 记者淡然一笑。先是把社会这个“绞肉机”的残酷性解释得淋漓尽致，接着大谈为人为事之道。一句话，我只给渔，不给鱼。果然高人。 以前是有困难找组织，现在是有困难找大款啦。先募款再送书，这真是只有在校园里钻象牙塔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可是，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将来拿什么奉献给大款呢？真的就靠那几本大学生的书吗？ 说记者果然高人，并不是反话。他的“渔”果然令我叫绝。 按记者的策划，大学生先到印刷厂将自己的文学作品付印出书——印刷厂如要求担保，就拉这个乐于助人的教授当保人（球又踢回来了）。然后在“五一节校友会”时，记者以主持人的身份推出这位大学生；大学生届时要做好感天动地的自我介绍，并不失时机地将已经印好的书当场卖给每一位学哥学姐学叔们，以每本15元计，售200本，收款3000元；最后做好感恩宣言。 我窃以为此“渔”好处有三：其一当然是出版费全款实现，做好了还有结余；其二是在走进社会这个“绞肉机”前先锻炼了自己；其三是已经有了读者——没有读者的书即使出版又有何价值呢？买的书一般比送的书更有可能被阅读。 虽然，短短两出戏，寥寥几个人，却折射出了学术界一场大的流变。它使我想起多年前看到过《南方周末》上的一句话： 学术刚刚摆脱政治的附庸，又不幸沦为金钱的奴隶。 |
|
世界已经五彩缤纷 市场经济下学术界也难逃染料的涂抹。 论文，只要出钱，不管是论还是述。出书，对不少人来说原本是件望尘莫及的事，现在只要有钱就可以印成文字，也不管是“日子”还是“袜子”。所以现在的论文烂了，书也开始长虫了。 有时觉得很悲哀。 ※※※※※※  >
我快乐我奔跑 我开心我歌唱 |
screen.width*0.7)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0.7;" borde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