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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死各有不同。第二天,连里最幽默的那个手臂受过轻伤的圆头战士首先领略了这一点。他流了很多血,老是发困,为了不让任何人干扰他的睡眠,他向稍远的地下室人口处爬去。 排炮的轰隆声打破了黎明的寂静。大地又在呻吟,教堂的墙壁又在震动,砖头土星又纷纷落下。中士把重机枪拖到拱顶底下,大家都在角落里。 炮轰尚未停止,轰炸机即已在要塞上空吼叫。炸弹的呼啸声划破了浓烟重雾,轰隆的爆炸声震撼了教堂。普鲁日尼科夫捂住耳朵趴在窗龛里,滚热的灰尘冲进了他那大张着的嘴里。他不是听见、而是感觉到有喊声。这是一种冲破怒吼、呼啸和轰隆声的凄惨的可怕喊声。他回头一看:圆头战士在蒙蒙的尘雾中奔跑。 “德国人——人!……” 一阵冲锋枪的扫射淹没了刺耳的惊呼声,教堂的穹顶下响起了短暂的隆隆口声。普鲁日尼科夫看见圆头战士跑着跌倒在石头上,尘雾中闪烁着火光,于是也喊道:“德国人——人!……” 尘雾后面,一些看不清的冲锋枪手拼命在朝趴着的战士们扫射。战士们有的在喊叫,有的窜到门口,干脆暴露在飞机轰炸的目标之下,有的冷静了下来,朝着教堂深处射击。敌人冲锋枪的子弹击在砖墙上,咝吡地擦过地板,嗖嗖地从头上掠过,普鲁日尼科夫依然捂住耳朵,趴在墙根下,自己的冲锋枪被压在身子底下。 “我们跑吧!……” 有人——似乎是萨里尼科夫——推推他的肩头:“跑吧,中尉同志!……” 普鲁日尼科夫继萨里尼科夫之后,跃出了窗口,跌倒在地上,他匍匐着向一个弹坑爬去,张开的大口不停地吞咽着弥漫的尘土。飞机在要塞顶上低空盘旋,用机枪扫射一切生灵。教堂里传出了冲锋枪排射声、喊声、手榴弹的爆炸声。 “应当进地下室!”萨里尼科夫喊道,“进地下室!……” 普鲁日尼科夫模模糊糊意识到,不能在炮击下乱跑,但他想到那些正在硝烟弥漫的教堂里歼灭他的战士们的德国冲锋枪手时感到如此恐惧,以致他立即爬了起来,跟在机灵的萨里尼科夫背后跑去。他一会儿趴下来,在沙上上爬,咽着飞扬的尘土和弹坑里尚未消散的焦臭的硝烟,一会儿又奔跑起来。 他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跑到了一个黑黢黢的洞口,怎样坠进里面去的。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两个衣服破烂不堪的战士在摇他的肩头:“指挥员来了,您听见吗?指挥员!” 对面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黑头发的上尉,汗渍斑斑的满是灰尘的上衣上挂着一枚勋章。普鲁日尼科夫好不容易地站身来,汇报了一下自己是谁和怎样闯到了这里。 “就是说,德国人占领了俱乐部?” “是从背后,上尉同志。他们也许是藏在地下室里。而当空袭的时候……” “昨天为什么不搜查地下室?您的联络员,”上尉把头向靠在墙根上一声不响的萨里尼科夫一摆,“报告说,您牢固地控制着教堂。” 普鲁日尼科夫沉默不语。无端的恐惧已经过去,此刻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失职了,由于惊慌失措而临阵脱逃,撇下了战士们,丢下了命令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死守的岗位。他蓦地听不进上尉的话了:全身发烧。 “我有过错。” “这不是过错,这是罪行,”上尉斩钉截铁他说,“我理应把您枪毙,但是我的子弹不多。” “我一定赎罪,”普鲁日尼科夫想说得响些,但呼吸屏住了,他说得声音很低,“我一定赎罪。” 突然,爆炸的轰隆声、炮弹的呼啸声、机枪的哒哒声———切都哑了。某处还有零落的步枪声,大楼顶上几层的火还发出毕剥声,但战斗已停下来了,这种寂静令人畏惧也会,人困惑。 “莫非我们的人来了?”一个战士没有把握地问,“也许一切都结束了?……” “在耍花招,这些坏蛋,”上尉说,“加强监视!” 战士跑去了。大家都默不作声。在这一沉寂的时刻,普鲁日尼科夫听见地下室深处的某个地方发出了婴儿的微弱哭声和妇女的温柔话语声。 “我一定赎回自己的罪,上尉同志,”他匆忙重复了一句,“我这就去……” 他的话被扩音器里传出的暗哑的很响的话音淹没了。这是一个非俄罗斯人在声嘶力竭地发表劝降演说的声音,它是从外面、冒烟的废墟上空的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在浓厚的空气里,它传得很远,此时就连所有的地下室和掩蔽室里都能够听得一清二楚:“德军指挥部建议你们停止毫无意义的抵抗。要塞己被包围,红军已被击溃,勇敢的德国军队正在向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发起冲锋。你们的抵抗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给你们一个钟头的考虑时间。假如你们拒绝投降,那就必将被全部消灭,而要塞也将被夷为平地。” 暗哑的声音重复了两遍通碟,每次都抑扬顿挫地、清晰地吐着每一个字。地下室里所有的人都屏息静听这个声音,当它停下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扩音器里又传来了计时器有节奏的滴答声。 “去弄水,”上尉对那个几乎还是个孩子的年轻战士说,这个战士始终默默地站在上尉身边,并以毒恶的眼神看着普鲁日尼科夫。“只是要当心,彼嘉。” “我会当心的。” “请允许我去,”普鲁日尼科夫恳求说,“请允许我去,上尉同志。我一定把水弄来。需要多少就弄多少。” “您的任务是夺回俱乐部,”上尉冷冰冰他说,“从种种迹象来看,过一个小时德国人就要开始炮轰:您必须在炮轰期间冲到俱乐部去,不借任何代价击退那里的德国人。不惜任何代价!” 上尉一字一板他说完最末一句话以后就走了,对他不清不楚的毫无用处的保证听也不听。普鲁日尼科夫负疚地叹了口气,遂环顾了一下四周:在地下室的拱形隔堵室里,萨里尼科夫和受了点轻伤的高大的增征兵坐在深邃的窗口底下。 普鲁日尼科夫费了好大的劲才想起他姓什么:普里日纽克。 “把我们的人都找来,”他说,感到两膝瘫软无力而坐了下来。 萨里尼科夫和普里日纽克在地下室里又找到了四个人。他们集中在一个隔堵室,悄声地交谈着。地下室深处的某个地方依然有婴儿的微弱的哭声,这种委屈的哭声对普鲁日尼科未来说比任何刑罚都可怕。 他呆呆地坐在地板上,闷闷不乐地想道,自己干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背叛了同志们。他不为自己寻求辩护,不可怜自己:他力图搞清楚,这事为什么会发生。 “不、我不是现在才怕死,”他想,“这在昨天的进攻中就表现出来了。进攻开始后我张惶失措,放弃了指挥权。我想的是将来对人讲述什么。不是想怎样去战斗,而是想自己将来对人讲述什么……” 两个带手提机枪的边防战士走近:“命令掩护你们。” 普鲁日尼科夫默默地点了点头。两个边防战士在摆弄机枪,检查弹盘,而他苦恼地想道,带着六个战士,怎么也无法把德国人从教堂里击退,但他不想去请求援助。 “最好是我死了,”他哺哺自语,“最好是我死了。 不知为什么他竭力回避“被打死”这个词儿,而是说“我死了”。仿佛他希望死于伤风似的。 “手榴弹嘛,我们总共只有两颗,”普里日纽克说,对谁也没看一眼。 “会送来的,”一个边防战士说,“不会扔下不管:都是自己的伙伴嘛。” 后来又来了约莫十五个人。一个带炮兵标记的红褐色头发的上士报告说,这些人是派来增援的。普鲁日尼科夫同他一起把新来的战士们分配到各个隔堵室里,布置在窗龛跟前。 一切准备就绪,德国人的计时器依然在不停地滴答,不急不慢地一秒钟一秒钟地计算着时间。这种计时的声响始终萦绕在普鲁日尼科夫的耳际,他试图以集中精力考虑进攻来把这种声音压下去,但是响亮的滴答声却讨厌地往耳朵里直钻。 不久,上尉来了。检查了一下准备的情况,亲自布置兵力。他没有理睬普鲁日尼科夫,尽管普鲁日尼科夫殷勤地围着他转来转去。后来他突然说:“白天进攻是不可能的。您同意吗,中尉?” 普鲁日尼科夫不知所措,他无言以对,迟疑地点了点头。 “德国人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等着夜间进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白天进攻的原因。主要的是,不能趴下,不管火力有多猛。冲锋枪是散射的,您考虑过这一点吗?” “考虑过。” “给您一次赎罪的机会。” 普鲁日尼科夫想向这个疲惫不堪的上尉保证,誓死完成任务,但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活,只是又点了点头。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也相信您,”上尉那严肃的脸上仿佛第一次掠过一丝笑影,“走吧,去看看战士们。” 上尉到各个隔堵室去瞧了瞧,战士们正在做着进攻的准备,每到一处他都重复着对普鲁日尼科夫说过的话:冲锋枪是散射的,德国人料想不到会发起进攻,主要的是——不能趴下,而是一鼓作气跑到教堂的墙根下。 “只剩下五分钟的考虑时间!”广播员嗓音暗哑地大声说。 “就是说,再过四分钟你们就开始进攻,”上尉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道。“我一下令就进攻,一枪不发。一声不响、出其不意——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他瞧了瞧普鲁日尼科夫,普鲁日尼科夫马上明白了他的这一眼神,走向地下室的一个窗口。窗户很高,窗台已被削掉,因此从那里往外爬相当困难。但是红军战士们已传递了一些砖头,垒起了台阶。普鲁日尼科夫踏上台阶,扳开冲锋枪的保险,等待命令。有人递给他两颗手榴弹,他把它们头朝上地别进了腰带里。 “前进!”上尉大喊一声,“快!” 普鲁日尼科夫纵身一跃,砖堆塌了,但他毕竟跳出了窗口,头也不回地朝着此时相距那么遥远的教堂墙壁跑去。 他一声不响地往前跑,仿佛觉得是孤身一人似的。心在胸腔里激烈地跳动,连背后的脚步声他也没有听见,可是更没有时间回头看一眼。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他内心里喊道。 普鲁日尼科夫不知道计时器是否还在滴答地响,德国人是否已在匆忙地往枪膛里推子弹,但暂时谁也没有向他,向这个在炮弹重翻过的院子里跑着的人开枪。只是那充满了硝烟和血腥气味的热风迎面扑来。 突然,从他面前的弹坑里闪出了一个人影,普鲁日尼科夫差点儿没有卧倒,他认出是夜里结果了德国伤兵的命、拯救了他的那个边防战士。显然,这个边防战士也是逃离了教堂,但是没有能够到达地下室,因而趴在弹坑里,此刻他跑在冲锋的战士们前头。就在普鲁日尼科夫为这位边防战士还活着而高兴的一刹那,上十梭子弹的排射撕破了寂静,子弹在头顶上呼啸:德国人开火了。 身后有人大声叫喊了。普鲁日尼科夫想卧倒,若不是边防战士依然竭尽全力在前面大步跃进,那他也许会趴下来的。普鲁日尼科夫想,这些子弹不是他打的,他也没有卧倒,他缩了一下脖子大声喊: “乌拉——拉!……” 于是在一片“乌——拉!……”的呼喊声中他一口气跑到了墙根,紧贴在窗间墙上,回过头来瞧了一下。只有三个人倒下了:一个已经不动了,另外两个还在尘土里蠕动。其余的人都冲进了炮火的死角,边防战士站在旁边的窗间墙根前喊道: “手榴弹!扔手榴弹!……” 普鲁日尼科夫从腰间拔出一颗手榴弹,朝窗里扔去——直接往冲锋枪射击的刺眼的火光里扔去。轰的一声,他立即就向手榴弹爆炸的焦臭浓烟里冲,用枪托在被枪弹打得残缺的窗台上一拄便跳了进去,跌倒在地板上,但他及时向后一滚,接着,边防战士扑通一声跌在他的身旁。周围是一片爆炸的轰隆声,烟雾和灰尘里闪烁着射击的火光,子弹打得墙壁直掉砖屑和灰泥。普鲁日尼科夫坐在地板上朝闪光处射出短促的几排子弹。 “在往祭坛上退!往祭坛上!射得高一点!高一点!”边防战士喊道。 德国人在往上面——往祭坛那里退窜,冲锋枪的火光就是从那里闪出来的。普鲁日尼科夫把冲锋枪一仰,发射了很长的一梭子,突然火光熄了,枪哑了,枪栓直往后抖动。 “打呀,中尉!打!” 普鲁日尼科夫拼命去摸衣兜:找不到子弹。于是他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迎着射来的一排排子弹向浓重的晦暗深处跑去。子弹噗噗地射到他的脚旁,砖屑飞打在皮靴上。普鲁日尼科夫象在练习场上那样,甩开膀子扔出了手榴弹,随即趴在地上。轰隆一声爆炸。 “炸得好,中尉,”边防战士边说边帮他站起身来,“小伙子们都冲到祭坛上去了。用不着我们上也能收拾得了:德国人哪儿也跑不了啦。” 由上面传来了喊声、嘶哑的骂声、铁器的碰撞声、沉重的敲击声:在肉搏战中消灭德国人。普鲁日尼科夫环顾四周,在烟雾腾腾的昏暗里隐约可见跑过去的红军战士们的身影、地板上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散扔着的武器。 “搜一下地下室,在出口处布岗,”普鲁日尼科夫说,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这命令下得多么简单明了:昨天他还不会这样讲话呢。 边防战士去了。普鲁日尼科夫从地板上拣起冲锋枪,暮地翻转了一下近旁的一个德国兵尸体,从他腰带上扯下了装有弹夹的子弹袋,随后向出口走去。 还没走到出口他就停住了:出口处依然支着他们的那挺机枪,中士脸朝下趴在机枪上,紧紧抱住挡弹板。死前急骤拱起的背上有六个瘀结着血斑的黑色洞眼。 “他没有撤离,”走近的萨里尼科夫说道。 “死守在这里,”普鲁日尼科夫叹了口气,“不象我们俩。” “不过您要知道,我这个人要是突然一惊,那就一切都完了,而如果不是突然地,那就没有关系。我能够摆脱。” “应当把他埋了,萨里尼科夫。” “埋哪儿?这里的石头有 “埋在院子里,弹坑里。” 空中震颤的嗡嗡声愈来愈响,愈来愈近,淹没了所有别的声音。他俩不约而同地扑向窗龛,趴在地板上。气浪霎时间卷起了尘土,墙壁颤动,要塞院子里响起了震天动地的爆炸声。 “空袭以后他们就会发起进攻!”普鲁日尼科夫大声喊道,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守门口!而你——窗口!窗口!萨里尼科夫,窗口——口!……” 身旁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墙壁颤动,砖头掉落。爆炸的气浪掀翻了机枪,把中士的尸体甩到了一旁。刹那间一切都被焦臭的硝烟遮蔽了,空气令人窒息。普鲁日尼科夫又咳又喘地扑向了机枪,爬着把它拖向墙根。 “注意窗口,萨里尼科夫!……” 萨里尼科夫捂住耳朵,伏卧在地上。普鲁日尼科夫摇晃他,扯他,用脚踢他,但他只是益发紧贴着砖地。 “窗口——口!……” 身旁又一声巨响,门拱上的砖头纷纷掉落。又响起一声爆炸,一声又一声,困在砖堆里的普鲁日尼科夫已不再去数爆炸声了:它们已连成了一片隆隆不断的轰响。 谁也不记得,炮火持续了几个钟头。而当四周开始沉静、他们从砖上堆翼爬出来的时候,轰炸机低飞的隆隆声已响彻在空中。轰炸机发出肆无忌惮的叫嚣,开始向教堂俯冲。他们又卧倒在墙根下,大地又呻吟,砖头复又掉落,三百年前建筑起来的这座教堂正摇摇欲坠。尘土、浓烟、焦臭味窒住了呼吸,力气早已消耗殆尽。意识几乎失去了,只有躯体还在毫无痛感地承受着爆炸的震动和打击。 “活着,”普鲁日尼科夫模模糊糊地想道,他两耳被严严堵住,处于一片沉寂中,“我还活着。” 他不想动一下身子,尽管他感觉到背上压着的砖头很重。头痛欲裂,浑身象散了架似的:每一根骨头都在叫疼。舌头又干又肿:它充塞了整个口腔。烧灼着上腭。 “德国人!……” 这声音来自远处,仿佛来自他周围这一片寂静的彼岸。不过他明白了这话的意思,试着爬起身来。砖头哗啦啦滚了下去,他艰难地从底下爬了出来,睁开迷进了灰尘的眼睛。 边防战士连忙把机枪架起来:散热筒已被压扁,瞄准器也弯了。身旁的一个陌生战士在扒拉砖堆,往外拖机枪子弹带。普鲁日尼科夫站了起来,摇摇晃晃,但他毕竟向前迈了几步,两膝一弯,扑倒在机枪旁边。 “让我来。我自己来。” “德国人!” 边防战士扭歪的脸上流着血。普鲁日尼科夫轻轻推了他一下,重复道:“我自己来。你——守住窗口。” 他趴在机枪跟前,用疲惫无力的手死死抓住枪柄。边防战士已不在眼前:身旁卧倒的一位战士正在往子弹带里安装子弹。普鲁日尼科夫打开了枪盖,理了理弹带,此刻他发现了德国兵:他们穿过硝烟和尘土的浓幕正冲着他奔了过来。 “打!”战士喊,“打呀!” “就打,”普鲁日尼科夫嘟哦了一句,眼睛从挡弹板的缝隙里瞄着冲过来的敌人,“就打。一点力气也没有……” 他担心自己扳动不了枪机,因为手指发抖,一点力气也没有。然而枪机被扳动了,机枪在手中跳动了起来,教堂前面撒开一个扇形的尘幕。普鲁日尼科夫抬起枪筒,朝着冲过来的晦暗的身影射出长长的一梭子。 情况十分危急。烟幕里出现了一些黑乎乎的人影,普鲁日尼科夫扳动着枪机不停地打,直到它们消失为止。在射击间隙里,他拼命在砖堆里扒拉压扁了的弹匣,不顾手指流血,一个劲儿地往子弹带里塞子弹。接着又向潮水般涌来的冲锋枪手扫射。 整整一天德国人没让喘口气儿。进攻转为炮轰,炮轰转为轰炸,轰炸又转为进攻。轰炸时,普鲁日尼科夫就把机枪拖向墙根,轰炸结束时,他又把机枪拖回原地扫射,他变成一个聋了的、半失明的、知觉麻木的人了。副手被砸在从拱顶掉落下来的一大块东西底下,他曾可怕地呼喊了好一阵子,但是正值敌人的进攻,普鲁日尼科夫无法扔下机枪去救他。散热筒不知是熔开了焊接处,还是被子弹打穿了:机枪直往外冒汽,宛如沸腾的茶炊,普鲁日尼科夫忍着烫疼把它从坍塌的门洞拖到墙根,又从墙根拖回去再打,焦虑的是,子弹眼看就要打光了。他不知道,教堂里还剩下几个战士,但他一直射击到子弹打不出去了为止。这时他想起了冲锋枪,便朝德国人扫了一梭子,随即向教堂晦暗的深处跑去,不时绊在石头和尸体上。 在他尚未跑抵地下室时,忽听得外面爆发出散乱的射击声和嘶哑的“乌拉”声。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了,自己人已到,于是他踉踉跄跄向出口走去,把冲锋枪随身拖着。有人迎面跑了过来,对他说了什么话,但他好不容易才从焦渴的喉咙里吐出一个字:“喝……”,随即倒下了,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水使他苏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看到水壶,立刻伸过嘴去,喝了一口又一口,后来才弄明白了,原来是萨里尼科夫在给他喝水:黑暗中辨出了他头上新缠上的白绷带。 “你活着,萨里尼科夫?” “活着,”战士郑重地回答道,“那个小伙子被压在底下以后,是我给您递子弹带的。可您一个劲儿地派我到窗口那里去。” 普鲁日尼科夫只是记得一片尘土里的黑压压的德国兵身影,记得爆炸的轰鸣和被一大块东西压在底下的机枪副手那可怕的呼叫,记得灼手难忍的炙热的机枪。除此,他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他问道:“教堂守住了吗?” “多亏小伙子们增援。从侧翼打击了德国人。” “而水呢?哪儿来的水?” “嗨,您不老是要水喝么。我就去了一趟。真可怕:天空亮得象白天一样。就在那儿我多少挂了点花,但是却弄回来七壶水。” “不应该再喝了,”普鲁日尼科夫自己给自己下了命令,并且旋上了壶盖,“我们有几个人?” “普里日纽克守在地下室,我和您,再就是边防战士。” “边防战士没受伤吗?”普鲁日尼科夫突然哑着嗓子笑了起来,“就是说,没受伤,是吗?” “眉宇被砖头砸伤了,不过总算没有受伤:是个幸运儿。他正在搜那些还没僵硬的尸体。不用说,是搜德国人。那里,院子里,他们的尸体很多。” 普鲁日尼科夫趔趔趄趄地走向出口,那里弃置着他的被损毁了的机枪。院子里夜色已浓,但是熊熊的大火和无以数计的照明弹把它照得通亮,阴森肃杀的寒光笼罩着这座渐趋沉寂的要塞。偶尔有几发德国人的炮弹落下:声音响亮而短促。 “把中士埋了吗?” “掉落的砖头已把他盖上了。只露出一只脚跟。” 一堆砖头底下露出了一只破烂不堪的士兵鞋。普鲁日尼科夫突然记起,中士穿的是皮靴,这就是说,砖头底下是被拱顶塌下的一大块东西压着的那个战士,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坐到碎砖堆上,想起自己差不多有两昼夜没吃东西了,便说出了口。萨里尼科夫拿来德国粗饼干,他们不慌不忙地咀嚼起来,眼睛望着被照亮的要塞大院。 “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毕竟没让敌人打过来,”普鲁日尼科夫说,“这意味着,我们同样能够顶住,对吗,萨里尼科夫?” “当然,我们能够。”萨里尼科夫确信他说。 边防战士回来了,拖来装满了冲锋枪于弹的一件军装上衣。他突然说:“请记住我的住址,中尉:戈麦里,卡尔·马克思大街,一百一十二号,门牌九号。杰尼什克·符拉基米尔。” “而我是斯摩棱斯克人,”萨里尼科夫说,“杜霍夫什纳城郊。” “看来不得不撤离这儿,”大家交换了地址以后,边防战士说,“我们四个人是无法打退敌人的。” “我不走,“普鲁日尼科夫说。 “傻啦,中尉。” “我不走,”普鲁日尼科夫重复了一句,叹了口气,“没有接到命令之前,我哪儿也不去。” 他本想谈谈今天早晨自己没有履行职责的事,谈谈没有丢弃机枪的中士,谈谈祖国,——毫无疑问!——祖国人民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前来拯救他们。他本想谈谈,但却什么也没有说:在这战争的第二天夜里,所有的话都使他觉得太渺小和微不足道了。 “关于明斯克,德国人是在胡说八道,对吗?”萨里尼科夫问道,“不可能让他们深入那么远。也许正在击溃他们。” “正在击溃,”边防战士表示同意,“只是不知为什么听不见双方交战的声音。” 他们不由得细心倾听了一会儿,但是除了偶尔有炮弹的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其它什么也听不见:前线那可怕的沸腾声已远远滚向东方。 “这意味着,只剩下了我们,”边防战士轻声说,“而你却说什么:我不走。这需要有机枪才行。” 普鲁日尼科夫自己也知道,没有机枪是无法击退敌人下一次的进攻的。但他已没有机枪了,而离开这里——他却不愿去想。他记得胸前佩带勋章的那个黑头发上尉的咄咄逼人的目光,记得婴儿那缠绵不绝的惊惧的哭声,记得地下室里的妇女们。不接到命令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到那里去。他也不能放任何人去那里,因此他说道:“大家睡觉。我放哨。” 萨里尼科夫即刻就倦缩一团,而边防战士却不想睡,说他在弹坑里睡过了。他朝教堂里面走去,在那里呆了许久(普鲁日尼科夫已经有点不安了),后来跟普里日纽克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回来了,有一个红褐色头发、戴着炮兵领章的上士,头上受了点伤,他不停地摇晃脑袋并注意细听。 “耳朵里仿佛灌进了水。” “旁边散发臭气,”边防战士说。 普鲁日尼科夫明白他指的是至今还在教堂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尸体。他下令清除一下。战士们去了,只剩下炮兵一个人。他坐在靠墙的地板上,不停地甩动自己那震伤的脑袋,呆滞地盯着一点。 后来他说:“可我有妻子。八月份就要生孩子了。 “她在这里吗?”普鲁日尼科夫立刻想起地下室里的妇女们,于是问道。 “不,在妈妈那里。在伏尔加。”他沉吟了一会儿,“你怎么想,我们的人会来吗?” “会来。不可能不来。不会忘记我们的,你放心。” “敌人力量很强,”炮兵叹了口气,“今天他们的进攻简直是倾压了过来——真可怕。” “我们的力量也很强大。” 上士不作声了。叹了口气,甩动着脑袋:“不然,去指挥部地下室一趟?” “您告诉他们,这里没有机枪。也许会给我们。” “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很多,”炮手往外走时说道。 德国人依然在发射照明弹。它们爆炸以后,撑着小伞徐徐降落,把渐渐静下来的要塞照亮。偶尔落下几颗炮弹,对岸传来机枪排射的声响。普鲁日尼科夫顽强地同睡魔作着斗争,无精打采地坐在砖土堆上,睡在身旁的萨里尼科夫在均匀地呼吸。 “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幸运儿,”普鲁日尼科夫脑子里一闪,“直到现在没有受过伤。” 想到这里,他吓坏了,因为这会给自己念叨出灾祸来,于是他赶忙提醒自己时运乖戾,但是内心里确信,他,普鲁日尼科夫中尉,是不可能糊里糊涂被打死的,这种信念在他的脑海里比任何符咒都强有力。他总共才十九岁零两个月,他坚信自己是不会死的。 边防战士和其他战士们回来了,报告说已把教堂中的尸体都拖出去了。普鲁日尼科夫默默无语地点了点头:说话的力气已没有了。 “躺一会儿,中尉。” 普鲁日尼科夫本想拒绝,但头已耷拉下来,他顺着墙滑倒在一堆碎砖头上,一下子就进入梦乡了,一个拳头放在自己那孩子般光滑的脸腮底下。 ……他乘坐着一叶轻舟,往什么地方漂荡,浪花越过船帮溅进了舱里,他尽情地喝着那清凉的、沁人心脾的甘露。瓦丽雅身穿洁白耀眼的连衣裙,笑盈盈地坐在船尾。就这样他在睡梦中笑了起来…… “中尉!” 普鲁日尼科夫睁开了眼睛,看见杰尼什克、普里日纽克、萨里尼科夫,还有几个战士,于是坐了起来。 “命令我们回指挥部地下室。” “为什么回地下室?” “有人接替我们啦。照样没有用。” 一个陌生的年轻中尉正在门洞那里发号施令。战士们正在架一挺重机枪,用砖头垒起一道胸墙。中尉自我介绍了一下,传达了命令:“受波塔波夫的派遣。教堂地下室是否检查过了?” “没来得及检查。布上一个带手榴弹的岗哨,以防万一:那里有一条狭窄的梯级。对了,还要注意窗口。” “嗬嘿。呶,祝您幸福!” “祝您幸福。我把自己的战士们带走。他们总共只有三个,舍不得分开。” “你以为那里会轻松些吗?你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个打法吗?悄然无声地往窗跟前爬,然后往里扔手榴弹。不过你要知道:他们的手榴弹扔过来以后,大约要过三秒钟才会爆炸。如果落到了你的身旁,那你准来得及把它扔回去。我们的人就这么干。” “我记住了。谢谢你。” “对了,你们有水吗?” “萨里尼科夫,我们有水吗?” “有五壶,”萨里尼科夫不大高兴他说,“打起仗来是没有时间喝水的。” “我们不是自己要喝,我们是给机枪准备着。” “拿去吧,”普鲁日尼科夫说,“把水壶给他们,萨里尼科夫,我们走吧。” 他们四个人小心翼翼地溜出了教堂:杰尼什克走在前头。天蒙蒙亮,懒洋洋的炮弹声依然零落地响着。 “约莫过一个半小时就会开始打啦,”萨里尼科夫舒但地打了个呵欠,说道,“还不错,德国人让我们休息了一会儿。” “他们害怕黑夜,”普鲁日尼科夫微微一笑。 “他们什么也不怕,”边防战士恶狠狠他说,头也没回,“他们喜欢舒舒服服地打,这些坏蛋在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呢。” “难道德国人那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吗?”普鲁日尼科夫表示怀疑,“要知道他们那里是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这没错!” “唉,可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刻当兵呢?”普里日纽克突然说道,“招兵负责人对我说:如果愿意——现在就去,要不——就等秋天去。而我说:现在……” 一阵短促的射击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他们立即卧倒,滚进弹坑里。枪声不再响了。 “也许是自己人?”普里日纽克悄声问道,“会不会是我们的人在匍甸前进?” “是朝说话声打的,”杰尼什克说道,声音勉强听得见,“怎么会是自己人呢,见你的鬼去,自己人……” 他不吱声了,大家又都侧耳细听。普鲁日尼科夫觉得,就在旁边很近的地方发出一种轻微的金属碰击声。他捏了一下边防战士的胳膊肘:“你听见了吗?” 杰尼什克用冲锋枪挑着钢盔,伸到弹坑外沿。谁也没再打枪,于是他把钢盔缩了回来:“我去看看。你们暂时趴在这里。” 他悄然无声地爬出了弹坑,消失在顶坡外面。萨里尼科夫向普鲁日尼科夫挪动了一下身子,咬着他耳朵悄声说:“瞧,这就是所谓的‘八小时’。我们不该把水留下,中尉同志。让他们自己……” “嗳,这是自己人!”普里日纽克执拗地重复了一句,“看来,是在搜集武器。” 有个什么东西跌落在弹坑的边沿,碰到钢盔以后在沙土上滚了起来。普鲁日尼科夫转过脸来:他的面前是一颗带长柄的手榴弹。 一瞬间他仿佛听到了它的咝咝声。他顿时想到自己完了,感到内心似刀割般的疼痛,想到某种至为亲切的东西——妈妈或者维罗奇卡,但是这一切只是一闪念,不到一秒钟的时间。未等这一秒钟流逝,他抓起发烫的手榴弹头,向晦暗处扔去。轰的一声爆炸,沙上散落在他们身上,就在这时响起了杰尼什克的绝望喊声:“德国人!快跑,伙伴们!快跑!……” 黎明前的寂静被冲锋枪的排射声划破了。 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通往教堂和三百三十三团地下室的路被切断了。 “往这边来!”边防战士喊了一声。 普鲁日尼科夫很快发现喊声来自什么地方,他弯下腰迅速向杰尼什克跑去。冲锋枪的火力缩小了包围圈。普鲁日尼科夫滚进了边防战士曾在里面以短促的射击掩护过他们的那个弹坑,萨里尼科夫继他之后也扑了进去。 “普里日纽克在哪儿?” “被打死了!”萨里尼科夫一面射击,一面喊道,“被打死了!” 德国人的火力把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使他们紧紧贴在地上,包围圈愈缩愈小。 “往下一个弹坑里跑!”杰尼什克喊道,“然后再掩护我!快,中尉!赶快!……” 射击更猛烈了:教堂里的重机枪朝敌人的发射点猛打,三百三十三团的地下室也在射击,火力从废墟偏左面发射出来。普鲁日尼科夫跑到下一个弹坑,卧倒,急忙射击,竭力不使子弹碰上向他跑来的杰尼什克的晦暗身影。萨里尼科夫的冲锋枪,子弹卡壳了。 他们相互掩护,以跃进的方式终于冲到一片空旷的废墟地段,德国人被甩得老远。他们打了一阵枪以后,也就消溶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可以喘口气了。 “瞧,这可真是碰上了,”杰尼什克坐在瓦砾堆上一面呼哧呼哧喘气一面说道,“今天我跑的百米超过了世界冠军。” “真幸运!”萨里尼科夫突然嘿嘿地笑了起来,“返回时也会很幸运!” “闭嘴!”普鲁日尼科夫打断了他的话,“你最好还是把冲锋枪弄弄,免得下次再卡壳。” 萨里尼科夫委屈地低下头,不声不响地拆卸起冲锋枪来。普鲁日尼科夫为自己的这声呵斥感到很尴尬,但他担心这种得意的炫耀最终会给他们招来灾祸。除此之外,使他十分不安的是,现在他们已被切断了与自己人的联系。 “把周围检查一下,”他说,“我来监视。” 射击停止了,只是岸边还偶尔响起稀疏的扫射声。在陌生的废墟上散发着焦臭、汽油以及某种普鲁日尼科夫无法辨别的令人作呕的油腻味儿。黎明前的微风带来了尸体腐烂的臭气:这种气味使他受尽了折磨。 “应当换个地方,”他想道,“可是到哪儿去呢?” “汽车库,”杰尼什克返回后说道,“那里小伙子们被烧焦了,惨不忍睹。没有地下室。” “既没有地下室,也没有水,”萨里尼科夫叹了口气。“可你还说什么——八小时哩。嘿,祖国的捍卫者!” “德国人离这儿近吗?” “好象在对岸,穆哈维茨河的那一边。右面是些兵营。要不,我们跑吧,趁现在没有动静?” 当他们潜到废墟的另一边时,天色已明。这里,建筑物已被直接命中的炮弹摧毁了:破砖堆积成山。后面当该是河道,河的对岸黑蒙蒙的矮树丛一片。 “那边是德国人,”杰尼什克说,“包围圈很小,中尉。要不,今天夜里我们就从这里突围?” “可是命令呢?有这样的命令吗,让我们放弃要塞?” “这已经不是要塞了,这是口袋。会越扎越紧——到时我们就别想逃出去了。” “给我的命令是守住。谁也没给我下达过逃跑的命令。对你也是如此!” “可是受到挫折以后你就不会独立思考吗?” “在军队里是执行命令,而不是考虑怎样逃之夭夭。” “那你对我解释一下这个命令!我不是卒子,我应当了解我在这儿的砖头上爬着的战略意义是什么。谁需要这一切?已有一昼夜听不见前线的动静了。我们的人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 “我知道,”普鲁日尼科夫说,“在需要的地方。” “喔。卒子、卒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老是挨打,中尉。而且还会继续挨打,直到……” “是我们打!”普鲁日尼科夫突然厉声喊道,“这是我们在打他们,懂吗?是他们在砖头上爬,懂吗?而我们……我们……这是我们的砖头,我们的!砖头底下躺着苏维埃人。我们的同志们躺下了,而你……竟是个惊慌失措分子!” “你可要小心点,中尉!你说这种话我可不管你是什么头衔,会给你来上一拳的……” “自己人!”萨里尼科夫惊喜他说,“瞧,我们的工兵!” 大约有八个人在兵营的一堵尚完整的墙壁跟前忙乎。普鲁日尼科夫想跑上前去,但是边防战士止住了他:“他们穿的是皮靴。” “那又怎么了?” “是德国皮靴:看见了吗,是矮腰的?” “我穿的也是德国皮靴,”萨里尼科夫说,“他们的鞋穿起来可真不舒服。” “我们的工兵是打裹腿的,”杰尼什克说,“而这些人——清一色穿皮靴。因此我们不要急着过去。 “唉,你怕什么呀?”萨里尼科夫恼火了,“衣服是我们的……” “穿衣服——三分钟的事。你们在这儿等着。” 杰尼什克弓着腰跃进到断墙根下,机灵地往上一攀,爬上残缺的窗洞。 “明摆着的,这是我们的小伙子,”萨里尼科夫满不高兴地嘟哝说,“大概,他们那里会有水喝:穆哈维茨河就在旁边。” 边防战士轻轻打了一个口哨。普鲁日尼科夫命令急不可耐的萨里尼科夫趴下,自己爬到了边防战士跟前。 “喂,你瞧,”杰尼什克挪了挪身子,腾出了一点地方。 由上眺望,穆哈维茨河的对岸、围墙的地势、岸边矮树丛里若隐若现的德国兵,尽收眼底。 “顺便说说,他们没有朝工兵开枪,为什么?”边防战士悄声问道。 “是啊,”普鲁日尼科夫缓了口气,“走吧,下去,不然会被发现。” 他们回到萨里尼科夫身旁。萨里尼科夫虽然奉命趴在那里,但却使劲伸着脖子往远处瞧。 “喂,你们看到什么啦?” “是德国人。” “别胡说啦!”萨里尼科夫不相信,“他们的打扮怎么解释呢?” “劝你不要相信形式,而要相信内容,”边防战士冷笑了一下,“他们,那些畜生,在墙根底下放炸药呢。把他们吓跑好吗,中尉?要知道,墙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人。” “倒是应当把他们赶走,”普鲁日尼科夫若有所思地说,“可我们往哪儿退呢?” “这么说,我们俩到底谁在考虑逃跑的问题:是你还是我?” “你简直是个傻瓜!”普鲁日尼科夫生气了,“他们轻而易举就能掷过几个手雷来,那我们只好坐以待毙了。” “你说得对。”边防战士赞同他说。 普鲁日尼科夫环顾了四周。在这些破砖堆中间要想躲避手雷是不可能的,而残墙断壁也都摇摇欲坠,稍一轰炸便会倾颓。不考虑好可靠的退路就发起战斗,等于是自寻灭亡:德国人会朝着抵抗的中心倾泻排山倒海似的火力。这一点普鲁日尼科夫是根据切身的经验得出来的。 “往前冲不行吗?”萨里尼科夫建议道,“我们的人就在那个兵营里。直接冲到他们那里,怎么样?” “往前冲!”边防战士模仿他,作出一副怪相说,“好一个战略家。” “也许,是对的——往前冲?”普鲁同尼科夫说,“匍匐前进,扔手榴弹,然后倏然窜进兵营。而那里——地下室。” 边防战士勉强同意了:在敌人眼皮底下的进攻使他感到害怕。这需要格外当心,因此他们爬了许久。他们的前进是按顺序进行的:一个象黄领蛇那样在瓦砾堆之间爬,两个盯着德国人,准备随时射击掩护。 德国工兵一心忙乎着在兵营尚完整的一堵墙根底下埋设爆炸物,没有向四下张望。不知是他们深信周围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任何人,还是他们十分信赖穆哈维茨河对岸的了望哨。当他们已经放好了炸药,正在仔细地敷设引绳时,从最近一个弹坑里同时飞出了三颗手榴弹。 冲锋枪朝着炸剩下的敌人猛射。一切都干得迅雷不及掩耳:穆哈维茨河对岸一枪未发。 “炸药!”普鲁日尼科夫道,拼命截断引绳,“快取炸药包!” 未等德国人清醒过来,杰尼什克和萨里尼科夫已经把炸药包拖了出来。敌人的火力如暴风雨般地向他们倾来,子弹密集地敲打着砖墙。他们躲到了墙角后面,但是这里炮弹已经猛烈地炸开了。他们被震得耳聋眼花,滚进了一个窟窿里,那是个地下室的晦暗的坍坑。 “我们又活着了!”萨里尼科夫兴冲冲地笑着说,“我说过嘛!我说过嘛!……” “脚,”普鲁日尼科夫摸了摸破裂了的靴筒:满手是血。“有绷带吗?” “深吗?”杰尼什克不安地问道。 “好象不深。弹片只划破了点皮。” 边防战士从浸透汗水的衬衣的下摆上撕下一块布片:“缠紧点。” 普鲁日尼科夫脱下了皮靴,拉起了裤腿。伤口流出了许多血。他把一方肮脏的手帕垫在布片下面,紧紧地缠了起来。包扎处马上就鼓了起来,但血止住了。 “会长好的,象狗身上的伤那样。”杰尼什克说。 萨里尼科夫走了过来。他露出为难的神色说道:“这里没有出口。只有这么个隔堵室。” “不可能。” “真的。所有的墙壁我都检查过了。” “他们往这里扔个手雷也就高明了。”杰尼什克凄然一笑,“三人合葬墓。” 他们再一次在这个隔堵室里走了一遍, 这是一线希望,但这一次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挪开最后的砖块,他们只发现结实的砖地——这个地下室里没有第二个出口。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德国人近在咫尺,只要一被发现,那么,往洞口里扔两颗手榴弹也就足够了。必须尽快离开。 “现在就走,趁着飞机还在轰炸!”边防战士喊道,“这阵子不会有冲锋枪手。” 轰响淹没了话语声。爆炸使尘土、灼热的空气、浓重的稍烟和腐烂的尸体的臭味扑进了洞口。汗水刺激着眼睛,顺着身体在流淌。焦渴难忍。 轰炸结束了,但空袭飞机的吼声和密集的枪声依然响个不停。轰炸机扔完了炸弹以后继续绕着要塞低飞,用大炮和机枪射击。 “走吧!”杰尼什克站在洞口处喊道,“它们在那边绕圈。走,伙伴们,趁他们没有再把路切断!” 他一步跨到洞口,看了一眼,马上又往后一跳,险些没把普鲁日尼科夫撞倒:“德国人。” 他们紧贴在墙上。飞机的吼声已经消失,轻武器的射击声显得更清晰了。但透过这种射击声他们毕竟辨清了脚步声和敌人的话语声:他们已经学会了从震耳欲聋的轰响里辨别出对他们构成直接危险的那种声音。 一个晦暗的人影在洞口晃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往这个石头口袋里瞧了一眼,立即就消失了。普鲁日尼科夫悄然无声地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心跳得如此厉害,以致他担心德国人会听到这种跳动的声音。 近处又响起了说话声。从洞口飞进一颗手榴弹,碰在地下室对面的墙上,但他们及时卧倒在地上,顷刻,轰隆一声。在这狭小的地下室里,这声音显得格外可怕和猛烈。弹片敲打着墙壁,近在眼前爆炸的臭烟烧灼着脸面。 普鲁日尼科夫既没有来得及害怕,也没有来得及为弹片从高处掠过而高兴。德国人就在旁边,在两步远的地方,他甚至没敢吱声,问问同志们是否受伤。应当趴着,趴着,一动不动,静候接踵而来的手榴弹。 但德国人没有再扔手榴弹。他们嚷了一阵就走开了,朝下一个地下室走去。脚步声远去了,传来手榴弹的沉闷的爆炸声:德国人在搜查邻近的一些地方。 “都没受伤吧?”普鲁日尼科夫问,声音几乎听不见。 “没有,”杰尼什克回答说,“别吱声,中尉。” 他们在这个地下室里趴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他们也没敢动一动身子,大气儿也不敢出,因为德国人就在旁边走动:他们那警觉的耳朵捕捉到听不懂的谈话声。由于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全身的肌肉都酸痛难忍。 他们不知道地面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射击声十分清晰,两次听到敌人关于放下武器的喊话。他们有几个小时的喘息,机会,但他们无法利用这样的时间,因为德国人己占领了兵营的这个地段。 夜间他们冒着危险往外爬,尽管这天夜里比前几天夜间更不平静。德国人严密封锁了河岸,照明弹把要塞照得通明,手雷的轰呜也没有停息。时而可以听到沉闷的爆炸声:德国工兵按部就班地用炸药炸毁墙壁、天花板、顶盖,给自己的进攻部队开辟道路。 杰尼什克自告奋勇去侦察。他很长时间没有返回:萨里尼科夫已在唠叨,说应当给个信号。但是没有听见附近响起枪声。普鲁日尼科夫不相信边防战士会一枪不放而束手就擒,因此他一直在等着。 终于听到了瑟瑟声,洞口出现了一个脑袋: “往外爬吧。轻点:德国人就在旁边。” 地面上阵阵扑鼻的尸臭味令人窒息,干渴的喉咙由于恶心而不时抽搐。普鲁日尼科夫尽量在用嘴呼吸。 到处都能听得见德国人的说话声、铁锹和十字镐的敲击声:工兵在墙壁上凿洞、布雷。他们不得不在瓦砾堆间长时间地匍匐前进,每一次发射照明弹时,他们就屏息不动地趴在地上。 他们终于爬进一个很深的坑,里面发散着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坑底有三具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经过三天的闷热蒸腾已变得肿胀。但是在这里倒是可以稍事休息,观察一下,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应当返回教堂去,”萨里尼科夫坚决主张,“那里好歹有墙壁!水,我可以弄到。尽管要在敌人鼻子底下爬,但我会弄到水的。” “教堂是个捕鼠笼子,”边防战士固执他说,“德国人夜里会摸到它的墙根那里,把它包围起来,于是也就完蛋啦。应当到指挥部地下室里去:那里人多一些。” “可是水少了一些!那一次你在弹坑里睡了一天,我却在那里坐着:每个伤员都只能给一汤勺水,象给药一样。健康人只能咂巴自己的爪子。可是没有水嘛我就……” 普鲁日尼科夫听着这些争论,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事情。整整一天他们躺在离德国人两步远的地方,他亲眼看到敌人的确改变了策略。德国工兵一个劲儿地在凿墙,埋设地雷,炸毁顶盖,象硕鼠一样在啃啮防卫阵地:应当立即报告这一点。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战士们。萨里尼科夫立刻不太耐烦:“我的任务没那么多。” “自己人可千万别向我们射击啊,”杰尼什克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只能在暗处摸索。因为一喊——德国人就会向我们扔手雷。” “应当通过兵营,”普鲁日尼科夫说,“不可能所有的地下室都是互不相通的,孤立的。” “好不容易爬出来了,现在又要回去,”萨里尼科夫满不高兴他说,“不如去教堂,中尉同志。” “明天去教堂,”普鲁日尼科夫说,“首先应当把工兵吓跑。” “这是个主意,中尉,”边防战士表示支持,“吓跑德国鬼子,到自己人那里去。” “然而。吓跑德国工兵的计划未能实现。正当普鲁日尼科夫一跃而起的时候,他那被弹片划伤的脚突然歪了一下,脚下的砖堆坍塌了。他摔倒了,顿时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把他头旁的砖头打飞了。 就这样,他们没能冲到自己人那里去,但毕竟是跑向了座落在穆哈维茨河岸的环形兵营。这个地段象死一样沉寂,窗洞里既见不到自己人,也见不到敌人。但是已没有时间加以考虑,他们随即跳进了最近一个地下室的黑洞里。紧贴着墙,德国人的皮靴就在头顶上橐橐地响。 “我们商量的时间太长了吧。”当一切都沉静下来时,杰尼什克说。 谁也没有来得及回答。黑暗中枪栓咔嚓一声,一个嘶哑的声音问道:“谁?我要开枪啦!” “自己人!”普鲁日尼科夫大声说,“是谁在那儿?” “自己人?”黑暗里传出吃力的问话声,间歇中听得见困难的呼吸声。“从哪儿来?” “从外面,”杰尼什克严厉他说,“哼,倒是找到了审问的机会:德国人就在头顶上。你在哪儿?” “不要往前走,否则我就开枪!你们是几个人?” “瞧,疯子!”萨里尼科夫恼火了,“呶,我们是三个人,三个。而你们呢?” “一个人过来,其余的不许动。” “我一个人过去,”普鲁日尼科夫说,“别开枪。” 他伸着两手摸索着向地下室那晦暗的深处走去。 “真想吃点什么,”萨里尼科夫悄声承认说,“现在最好来点汤喝喝。” 杰尼什克拿出一小片巧克力糖,掰了四分之一:“接着。” “从哪儿弄来的?” “借来的。”边防战士冷笑了一下。 “怪不得不怎么甜。” 普鲁日尼科夫返回来了,他低声说:“四百五十五团的一个政治指导员。两条腿被打断了,在这里躺了两昼夜了。” “一个人?” “他的一个同志昨天被打死了。他说,他头顶上是个通往一层楼的窟窿。从那儿可以设法到我们的人那里去,只是得等到天亮:现在太黑了。” “那我们就等吧。嚼一口吧,中尉。” “这不是巧克力吗?有指导员的份吗?” “有他一份。” “走吧。你留下来放哨,萨里尼科夫。” 在对面墙根下躺着一个人——这是根据他那断断续续的呼吸和浓重的血腥味而知道的。他们坐到了他的身旁。普鲁日尼科夫向他讲述了他们如何在教堂里战斗,如何从那里出来、与德国人遭遇以及后来又如何躺在石砌的隔堵室里,憋得浑身是汗。 “就是说,你们躺在那里?好样的,小伙子们:有人在坚持战斗,可我们却躺着。” 指导员说话很困难。他呼吸急促,已没有力气作长叹了。 “唉,在那儿,只要扔两颗手榴弹,”普鲁日尼科夫说,“我们也就全完了。” “手榴弹把你们吓住了?” “不想愚蠢地死去。” “愚蠢?哪怕打死一个敌人,死也就值得。我们有两亿人。两亿!一个敌人也没有打死,那才是愚蠢呢。” “在那里我们的处境很不利。” “处境……我们只有一种处境:不给敌人以片刻的喘息,让每块石头都向他们射击。你知道他们广播里向我们喊些什么吗?” “听到过。” “听到过,但没有加以分析。起初只是要我们投降。吓唬说:夷为平地。后来则说什么:‘把政委和共产党员杀死,投奔我们。’而昨天晚上,又换了新调调:‘英勇的要塞保卫者们’。他们对放下武器的人,甚至包括政委和共产党员在内,许下了天堂般的生活。他们的宣传为什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因为我们不停地打,不停地打,而不是老躺着。” “可我们并不是打算投降啊。”杰尼什克说。 “这我相信,我相信,正因为如此我才这么说。任务只有一个: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任务非常简单。” 指导员还讲了些什么,但普鲁日尼科夫又乘着轻舟在漂浮了,水哗哗地往船帮扑了进来,他又喝起这水来了,怎么也喝不够。船尾上又是坐着瓦丽雅,她穿着那样洁白耀眼的连衣裙,普鲁日尼科夫的眼睛被刺得涌出了泪水。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在睡梦中笑起来…… 天亮了的时候人们把他摇醒了,他一下子看见了指导员:一个瘦得可怕的胡子拉碴的人,两片咬出了血的薄薄的嘴唇不停地动弹。满是污垢的疲惫的脸上唯有两只眼睛还有生气:锐利、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 “睡醒了吗?” 看不出指导员有多大年龄。 他们三个人一起把伤员经破洞口抬到被遗弃的兵营的一层楼。这里停放着一些光板的双层床铺:被褥已被保卫者随身带走。地板上满是子弹壳、破砖头和瘀结着血痴的军装布片。残墙断壁,弹洞累累。 他们把指导员放到床铺上,本想给他重新包扎一下,但是终究没有把瘀结一团的绷带拽下来。溃烂的伤口散发出浓重的臭味。 “你们走吧,”指导员说,“留下一枚手榴弹你们就走吧。” “那您呢?”边防战士间道。 “我等候德国人来。一颗手榴弹,还有手枪里的六发子弹:有东西欢迎他们。” 炮击停止了,一切声音仿佛一下子都关闭了。顿时响起那熟悉的扩音器里的声音:“英勇的要塞保卫者们!德军指挥部号召你们停止毫无意义的抵抗。红军已被击溃……” “胡说八道,狗杂种!”杰尼什克喊道,“你在做梦吧,法西斯癞蛤蟆!” “战争不是骂得倒的,”指导员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它听得见射击,听不见骂。别激动。” 酷热笼罩着整个要塞,一切都干枯了,在这种炎热里尸体都膨胀了起来,仿佛它们本身就在蠕动。充满了尘埃和腐臭的浓重的硝烟漫进了地下室。孩子们已不再哭泣了,他们哭干了的眼睛里早已没有泪水了。 “任何人,只要在半小时之内不带武器从地下室里出来,德军指挥部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和战后的自由。想一想自己的家庭、未婚妻、爱人和母亲吧。她们正在等待着你们,士兵们!” 声音沉默了,要塞也沉默了。被昼夜不停的战斗、干渴、轰炸、饥饿弄得疲惫已极的要塞,沉重而威严地沉默着。这种沉默就是对敌人又一次通碟的唯一回答。 “竟然回想起母亲来了,”指导员说,“就是说,德国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转折。” 周围是广阔无垠的草原, 一条通向远方的路就在中间…… 在炙热空气里歌声分外清晰僚亮。这支亲切的俄罗斯歌曲唱的是辽阔的田野和无限怀念的情思。由于突如其来,普鲁日尼科夫屏住呼吸,咬紧牙关,忍住那突然涌进眼眶的泪水。歌喉圆润,歌声悠扬,整个要塞都在谛听,战士们在硝烟熏黑了的射击孔旁默默流泪。 “我受不了,受不了!……”萨里尼科夫扑倒在地板上,颤抖着,用拳头敲打砖地,“我受不了!妈妈,这是妈妈的歌……” “安静!”指导员喊道,“他们就是要的这个,那些畜生!要的这个,要我们的眼泪!……” 萨里尼科夫不再作声了。音乐声依然在缀绕,但普鲁日尼科夫突然透过它捕捉到一种奇异的拖长的低音。他侧耳倾听,辨不清词句,但他明白了:某处的废墟底下,干巴、嘶哑的嗓音参差不齐地和可怕地唱起了《国际歌》。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他站起身来。 这是最后的斗争…… ——指导员竭尽了最后的力气唱了起来。他哑着嗓子喊出了歌词,泪水顺着污秽的、疲惫的脸直淌。这时普鲁日尼科夫也开始唱起来,继他之后,边防战士也唱了起来。萨里尼科夫从地板上爬起来,与他们肩并肩地站着,也开始唱《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他们扬声歌唱,唱得那么响亮,一生中从未这样唱过。他们唱自己的歌,这歌瞬时成为对德国人的一切敦促的回答。泪水顺着肮脏的脸流淌,但他们并未感到不好意思,因为这是另外一种眼泪。这不是德军指挥部所希望的那种眼泪。 ※※※※※※ >
与其曲谨 不若疏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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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曲谨 不若疏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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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乐我奔跑 我开心我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