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九）

九、红一司鼎盛时期（续一）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既代表了“一司”红卫兵的组织路线，也可以顺利成章地推断出其政治立埸：对“一司”红卫兵来说，什么都可以反，就是不能反他们的“老子”。

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是“一司”红卫兵的人写出来的，文革中唱遍全国的“造反歌”的作者（严恒）也是“一司”红卫兵的人，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响遍全国的也是“一司”红卫兵，但是，“一司”红卫兵决不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相反，在文革中他们被“三司”红卫兵和社会上其他人称为“保皇派”（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认为称他们为“保皇派”不利于团结其下层群众，建议改称为“保守派”）。对“一司”红卫兵来说，可以造“四旧”的反，可以造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反，可以造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的反，可以造“黑八类”狗崽子的反，可以造各种民主派人士的反，甚至可以造文革初期已被中央定性的一些“黑帮分子”的反（文革初期首先被打倒的人，虽然也属党政干部，但除彭真等少数人外，大多数是“文化人”出身），但是，决不可以造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反，因为前面说过，在“一司”红卫兵的中、高层干部中，高干子女占了绝对优势，这些高干子女之所以能自称“好汉”，之所以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藐视其他社会成员，之所以自认为具有随意打骂、侮辱他人、甚至任意剥夺他人性命的权利，其唯一的依据就是他们的“老子”是“英雄”，假如他们的“老子”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从“英雄”变成了“反动”，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从天上掉到地上，掉到他们原来最蔑视、认为最污秽的地方——“混蛋”、“狗崽子”们的行列里。文革中许多高干子女就经历了这一过程，而这一过程所给予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种几乎要令人疯狂的痛苦（我听人讲述过不少这样的事例，有的高干子女在文革前期当红卫兵时残酷地对待他人，但到后来，他们的父母被打倒，当“造反派”们到他们家里去抄家或揪斗他们的父母时，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

所以，“一司”红卫兵在文革中的主要“革命”行为是：破“四旧”、抄家、捉人游街、设立“牛棚”、对社会上各种“牛鬼蛇神”实行“专政”等，在北京和其他中心城市里，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1966年的8、9、10三个月。当“造反派”们高喊“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地方和中央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时候，“一司”红卫兵们就坚决站在了地方和中央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这一边，与“造反派”们发生激烈的冲突和对抗。我曾经在一位文革过来人那里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几位红卫兵（“一司”的）高举着“誓死保卫XX省委！”的大幅标语牌。

由于“一司”红卫兵誓死保卫地方和中央各级党政班子的“保守”态度，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一司”红卫兵的态度渐渐地从热情支持变成了冷淡，中央文革成员不断地在接见群众时的讲话中对“一司”红卫兵明敲暗打，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鼓励和支持。随着地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瘫痪，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成批成批地被打倒，“一司”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女们经历了极大的精神痛苦，其行为变得更加激烈甚至疯狂，他们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终于从暗中摩察演变为公开对抗，最终导致了“一司”的解体和“联动”的产生，导致了“一司”红卫兵的许多重要负责人和骨干的牢狱之灾。

“一司”红卫兵在文革前期给别人制造过许许多多悲剧，而他们自己的经历又何尝不是一埸悲剧？很多在文革中挨整甚至被整死的党政领导干部（如刘少奇、贺龙、陈毅等）的子女都曾经是“一司”红卫兵中的重要人物。我从阅读各种资料中感觉到，在“一司”红卫兵中占主导地位的高干子女实际上表现出两种很不相同的类型：一种是受到其革命家庭良好影响的类型，这类高干子女处处表现出对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忠诚和亲切感，胸襟开阔，言行干练、果断，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颇有其父辈的英风豪气；另一种则是“纨绔子弟”、“红色贵族”的类型，处处自视高人一等，视他人的尊严和人格如无物，甚至视人命如草菅，无法无天。在“一司”红卫兵中，虽然前一种类型的高干子女往往处于高层负责人的地位，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无法约束后一种类型的高干子女，以至后一类型的高干子女在文革中做出种种暴虐行为，以至在文革时一般老百姓的记忆里留下了“一司”红卫兵的暴虐形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