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七）

七、红卫兵的诞生（续）

前面谈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埸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据报载，该天接受检阅的红卫兵号称“百万”。第一次接受检阅的红卫兵，除了少数“赴京告状”正巧在北京的外地学生外（当时红卫兵大串连尚未开始），绝大多数应是北京的学生，那末，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文革史研究中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第一次接受检阅的这么多北京红卫兵是从哪里来的？

在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只有几个人，尽管靠着三张“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局部范围（主要是在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出了点风头，但在校外的影响力并不很大，只是当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公开传达以后，“红卫兵”三个字才广为人知，但怎样解释在十几天后北京市就出现的这“百万”红卫兵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人在获得毛泽东支持后大力进行组织扩充，招兵买马，使红卫兵在十几天中从几个人增加到“百万”，这种解释显然难以成立，也没有资料证明卜大华等人有过大规模招兵买马的举动。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信发表后，各个学校的学生纷纷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学习，自发地成立了本校的红卫兵，或者将原来五花八门的“战斗组”、“战斗队”名称改称为“红卫兵”，以至的十几天中红卫兵人数达到“百万”。这种解释也难以成立，因为那个时候的学生的独立性都比较强，毛泽东表扬、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并不意味着其他学校的学生组织（尤其是大学生们）都要放弃自己原来的名称，改称红卫兵，当时有不少学生组织的“战斗资历”、名气和影响力都远胜清华附中红卫兵，百人百口，千人千心，要让多达“百万”的学生在自发的情况下在短短十几天时间内一下子都成为红卫兵，而且行动如此之统一，这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种解释是：这“百万”红卫兵不是自下而上地自发产生出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地的“创造”出来的，其“创造”过程如下：

（1）毛泽东希望亲自参加一次的学生集会，以便与“革命师生”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在此以前，毛泽东已指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到各学校看大字报，与学生们接触，并且，北京已经召开过好几次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大规模的学生集会；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毛泽东出埸露了一次面；8月10晚，毛泽东又突然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当时正巧在那里的群众，说明毛泽东当时有这种内在愿望；

（2）根据毛泽东的愿望，决定在天安门广埸召开一次空前规模的学生大集会，集会的名称就叫作“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第一次检阅用的就是这个名义）；

（3）负责组织大会的中央机构为了将大会办得较有特色，搞了一个小小的创意：在会议通知中要求参加大会者应具有“红卫兵”的身份，并佩戴红卫兵统一标志——红袖章（自毛泽东的那封信后，中央机构办事人员对“红卫兵”的印象很深刻）；

（4）各学校接到通知后连夜组织红卫兵，连夜赶制红袖章；由于能见到毛主席是当时一般人梦寐以求的事，自然各校所有学生都踊跃报名，经当时掌握学校权力的机构（工作组或文革委、筹委会）审查后予以批准参加红卫兵，实际上也就是批准了可以见到毛主席的权利，于是，“百万”红卫兵就此产生了。

对以上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我并无资料可予以证明，只是一种猜想而已，但我个人认为这样解释比较合乎事理，也合乎中共领导层一惯办事作风，同时，也能够顺利成章地解释这最早出现的第一批红卫兵在以后表现出来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立埸。在此仅供参考。如果以上我的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成立，那末，第一批的“百万”红卫兵实际上是毛泽东自己“检阅”出来的。

我的观点是，第一批红卫兵决不是学生们“自发”组织的产物，而是在当时各校的工作组（当时中央虽已作出撤离工作组的决定，但许多学校的工作组尚未来得及撤走）或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筹委会操纵下产生的，大多数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都由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负责人兼任，并且，在第一批红卫兵的中高层干部中，高干子女占了绝对优势。不仅北京红卫兵如此，在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以后全国各城市纷纷成立起来的红卫兵组织都是如此。据说，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前夕，由于由于时间紧而申请加入的人太多，各校的工作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筹委会纷纷采用了一种最为简便易行的审查标准，即以申请者的家庭成份为标准，凡属“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一律批准加入，介于“红五类”和“黑八类”（地、富、反、坏、右五类，加上黑帮、反动学术权威、资本家等）之间的中间阶层子女，则视其政治表现（在前一阶段是否站在工作组一边）酌情批准加入，“黑八类”子女则一概不许加入——“不许革命”。这就形成了第一批红卫兵后来实行“血统论”组织路线的基础。稍后在全国各城市成立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也大致实行了这一组织路线。

在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后不久，即8月27日，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后来所称的“一司”或“红一司”。

有人把“一司”理解成“第一司令部”，这是不确切的。无论在成立时还是以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始终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红卫兵司令部，自己下属的红卫兵才是真正的红卫兵，根本不存在“第一”、“第二”、“第三”几个司令部并存的问题，其下属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所发的通令中，就有严查假冒的“伪红卫兵”的条款。“一司”的称呼出现，主要是后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二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司”）相继成立后，其他两个司令下属的人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为了区别这些站在对立立埸的红卫兵，才分别以“一司”、“二司”、“三司”称呼之。

“一司”在文革时一般人心目中的涵义，不仅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及其下属的红卫兵，而且也指与其观点立埸相同的中学红卫兵。北京第一批红卫兵中的中学红卫兵是否成立过全市性的组织，我至今不太清楚，只在一些资料中看到过“北京中学界红卫兵代表大会”这个名称，但许多资料中所描写的“一司”的很多行为，很明显不是大学生干的，而是中学生干的。实际上，在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件中，冲在最前面、态度最激烈的，往往是中学红卫兵，而大学生们，毕竟是多了几岁年纪，思维方式不象中学生们那末简单、那末爱走极端，而且大学生们往往也比较“狡猾”，遇事喜欢让自己动口，让别人去动手。

1966年的8、9、10三个月，是“一司”红卫兵的鼎盛时期，破“四旧”、抄家、捉人游街、虐杀“牛鬼蛇神”，等等，都是“一司”红卫兵在这一时期的“杰作”。9月份，“三司”成立，出现了一段“一司”与“三司”对峙时期，起初，“一司”在人数上占了很大的优势，“三司”则属于少数派，但渐渐地政治形势开始变得对“一司”不利；10月以后，“一司”与中央文革的对抗公开化，“一司”下属的红卫兵（尤其是工、农家庭出身的）大批退出“一司”，加入“三司”，至12月份，“一司”处于基本解体状况，“一司”中的一些高干子女骨干分子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不久，“联动”被中央文革判为反动组织，遭到镇压，部分“联动”的剩余人员转入了地下活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