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六）

六、红卫兵诞生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简称“走资派”）；这个文件中还指出：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文化革命的闯将，这些革命小将们在运动中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意如此，我的《十六条》小册子一时找不见了，懒得翻箱倒柜，）；《十六条》还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等一些文革中的政策性要求。

8月初，工作组开始从各学校撤离，但是，工作组在撤离前最后一次运用了手中的权力：在各学校操纵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委”）或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这时候，所有学校的原校领导班子早已瘫痪，工作组撤离之后应该由谁来接掌学校大权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应该让学生们自己管理自己。他在7月22日的谈话中提出，可以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来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在这次谈话中也提到过“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所以，工作组撤离前在各学校成立的文革委或筹委会，表面上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组成的，以学生为主吸收一些教职员工或其他中间立埸的人参加的，接管学校领导权力的机构，但是，绝大多数工作组在离校前操纵了文革委或筹委会的组建，因此，能够进入这一机构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基本上都是原来就站在工作组一边的人，而且，高干子女往往占据了其中的主要位置，例如，担任清华大学文革委第一把手的就是刘少奇的女儿。

这时候，那些反校领导、反工作组的并在工作组时期挨整的学生，虽然大多已获得“解放”，原来工作组施加于其上的政治高压已有所缓和，但在学校里仍然处于在野派、少数派的地位，为了统一力量，有利于斗争，在这些学生中开始自发地成立起各种组织来，其中较为有名的如北京建工学院的“八一战斗团”、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总部”、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等等，而与之观点对立的多数派学生（往往属于原来拥护工作组的师生），也随之成立起一些组织来与之对峙。

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

北京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说过，“红卫兵”这个名称最初仅仅是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七、八个学生写大字报时所用的“集体笔名”而已，这个学生组合甚至不具备最起码的组织形式，我在这里所说的组织形式是指：有经选举或其他程序产生的明确的负责人，有基本的内部制度和组织纪律等；甚至直到8月1日毛泽东写出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封信时，并无证据证明卜大华等人的“红卫兵”已经具备了组织形式。事实上，在7月份及以前，学生中真正形式完备的组织很少，很多所谓的“战斗组”、“战斗队”都属于上面所说的“集体笔名”的性质，直到8月份，群众性的学生组织才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出来。

谈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在运动中的立埸，一开始他们是反校领导的，有资料表明他们早期批判过校领导在选拔学生干部时不执行“阶级路线”的“错误”，他们还与校领导在其他问题上发生过冲突。在工作组时期，由于清华附中的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女，所以，进驻该校的工作组态度比较温和，没有在学生中“抓右派”，卜大华等人与工作组的关系大体上还算不错，但是，由于这些学生天生具有目空一切、桀骜不驯的性格，再加上当时的大环境影响，与工作组之间发生局部的冲撞和摩察在所难免。

清华附中红卫兵自最初出现至7月底这一阶段干过两件露脸的事。一件是6月2日在校园内贴出了一张题为《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所用的词藻非常革命，并且给人一种气势不凡的感觉，但是，它的内容却很空洞，仅仅是号召人们行动起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当时情况下，这张大字报还是颇为吸引人的，所以有100多人在这张大字报的后面签名，表示支持（据了解，文革期间，很多人在看了别人的大字报后，如果感到作者写得好，就会在这张大字报后签上自己名字，表示支持，这就象我们今天在网上论坛中看到别人写得好的贴子，在后面回复曰：“顶”一样）。

另一件露脸的事，也是促成后来“红卫兵”闻名世界的事，就是写出了“三论”。促使“三论”出台的是一件表面看来很偶然但却潜藏着内在必然性的事：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其中一位偶然在一份报刊上发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的这句话在当时极少有人知道，而根据当时一般人的思路，在共产党的天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如果谁敢说“造反”，那岂不是大逆不道之极，岂不是罪该万死？但假如大家知道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那又另当别论了。出于一种戏弄的或恶作剧的心理，卜大华等人决定在先不说破毛泽东有这条“造反有理”语录的情况下，写一张大谈特谈“造反”的大字报，看看工作组和其他人的反应，于是，一张名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这样出台了。这张大字报的字句极具火药味，一开头就写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果然，这张大字报一出来，立刻产生了轰动效应，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看这张大字报，连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大学生也纷纷赶来看附属中学学生的这张“造反”奇文，与此同时，也招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反对、批驳这张竟敢在共产党天下“造反”的大字报的围攻，当时清华附中工作组看了这张大字报后是何种心理紧张状态，就不得而知了。10天以后，看看已经把戏做足了，卜大华等人才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在这张大字报上，“红卫兵”在开头时抄录了毛泽东的关于“造反有理”的那条语录，一看到“造反”二字竟是最高领袖说的，那些正在气势汹汹地批驳、斥责“造反”的人吓坏了，赶紧偃旗息鼓，溜之大吉，工作组更是楞住了，紧急派人去查证核实，结果自然证明那条语录是真的。20多天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许多年后我重新阅读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三论”，感到这几篇文章虽然言辞很激烈，给人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但实际上内容很空泛，虽然文章中一再高呼“造反”，但并未明确造反的对象是谁，既未提“走资派”，也未提校领导和工作组，似乎造反的对象是泛指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跟《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意思差不多。这几篇文章似乎更多的是某种情绪的渲泄，而这种通过革命词藻渲泄出来的情绪带有疯狂的因素。

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将写有“三论”的文稿交给江青，请她转呈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以后，对文章中表达出来的青少年学生的革命造反精神大加赞赏；8月1日，毛泽东亲自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在短短的一封信中用了三个“热烈的支持”，同时也要求红卫兵“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毛泽东的这封信被列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一。几天以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接见了清华大学红卫兵，转达了毛泽东的这封信。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这一特大喜讯迅速传遍了北京各学校、传遍了全国。红卫兵运动正式开始了。

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埸上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检阅了百万红卫兵。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从毛泽东写出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开始，或者从王任重向清华附中红卫兵传达毛泽东的这封信开始，到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其间只有短短的十来天功夫；毛泽东所检阅的这百万红卫兵仿佛在这很短的时间内从地底下凭空冒出来的一样，这么大数量的红卫兵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