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四）

四、工作组时期（续二）

工作组在全国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大抓“右派分子”，组织师生对这些“右派分子”进行围攻、关押、批斗，乃至戴高帽子游街，校园里上演了残酷的一幕（在此之前，反校领导的学生对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也有相似整人行为）。有的学校出现了少数被整的学生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自杀的情况，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西安交通大学女学生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跳楼自杀而未逐；清华大学与蒯大富一起挨整的学生中也有一人自杀身亡，蒯大富本人则对工作组进行了绝食抗议。

这一时期挨工作组整的学生主要是平民子女。至于那些干部子女，一方面，其父母都在党政机关工作，或者因为其均具有“革命后代”身份的理由，或者因为“官官相护”的原因，工作组通常对他们手下留情；另一方面，这些干部子女可能得到了父母的告诫，他们的父母很可能事前知道“工作组要抓右派”的内幕消息的。所以，工作组在校时期，绝大多数干部子女都是顺民，或者站在工作组一边整“右派分子”，或者采取“不表态”的做法。作为后来的红卫兵运动发源地的清华附中，这一时期相对要比其他学校平静，因为能进入这所学校念书的都有点家庭背景，十有八九父母都是当官的，所以，该校工作组对学生们比较客气，没有在学生中抓“右派”，当然，一些仍有反校领导情绪的学生不时与工作组之间发生点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后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著名的“三论”，与这类摩擦有关。

可能刘少奇等人最初以为，只要通过工作组把带头闹事的学生或青年教师抓出几个，狠狠地整一下，全国校园里燃起的这埸反校领导的大火就可以压下去，从而把运动纳入“正规”或者干脆结束运动，但没想到的是，这一时期校园的情势与五七年反右时是不一样的，工作组对反校领导的学生的高压政策，并不能把所有的学生都压下去，各地学校都出现了一些宁死不屈的硬骨头。

正如小玉鱼版友提到的那样，我国六十年代的青少年中普遍洋溢着一种勇于为社会、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尤其是与新中国一起诞生和成长起来的那一代青少年学生，从开始记事起，他们所听到的故事、所看到的电影、所听到的歌曲、所接触到的各类文艺作品，以及当时还大多健在的革命战争年代和抗美援朝的英雄人物现身说法的报告、学校的日常教育，等等，都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渴望自己也能成为革命英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遗憾自己没有出生在革命战争年代，使自己没有了成为英雄的机会。实际上，这种充满为社会理想献身精神的一代青少年，应该是新中国最宝贵的财富。有一位曾经当过红卫兵的人在回忆当时情况时感叹地说，假如当时中国不是发生文化大革命，而是遇上一埸反侵略战争，他确信，他身边的很多同学都有可能成为刘胡兰、黄继光式的英雄；又假如，设想不是发生文化大革命，这一代青少年毕业后走向经济建设岗位，充满献身精神的他们是可以创造出很多新中国的经济奇迹来的。可惜的是，这一代青少年中蕴藏的巨大的潜在力量，被文化大革命引到了“造反”、大规模武斗的错误方向，成为破坏性力量；以后又把一代青少年们送往农村、边疆，让他们的理想和献身精神在艰苦生活和落后环境中被消磨殆尽；在经历了种种磨难返城以后，到了九十年代，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面临着下岗危机。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毁了整整一代人。但是，很奇怪，在我访问文革的经历者，问到他们对文革时期的行为是否感到后悔时，竟然有不少人表示“不后悔”，原因是这些人当时确实亲身体验到了在为理想而奋斗过程中的那种激情和幸福感。

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被抓的那些“右派”，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他们身上具有天生的软弱性；而文革中工作组时期在各学校抓的那些学生“右派”就很不同了，他们自幼就渴望当革命英雄，他们决不肯接受自己成为“反革命份子”的现实的，如真要那样，他们宁愿死（但他们忘了，他们也轻率地将很多人定为“反革命”）。另一方面，学生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且，校领导“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事实俱在（经过前一阶段揭批校领导运动，学生们手中已经掌握了校领导们的大量“罪证”，并且绝大多数已经整理成系统材料了），学生们揭批校领导或反工作组用的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理论来自毛泽东，当时得到全党认同，而且，这一理论当时还在天天被《人民日报》等“中央喉舌”大力宣传，所以，学生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自己为什么就变成“反革命”了？事隔许多年以后，有一些文革工作组时期被打成“右派学生”的人，还能回忆起自己当时每天晚上在灯下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反复阅读毛泽东著作和“两报一刊”社论的情景，而阅读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和“中央精神”的结果，总是能给这些学生以信心和力量，相信自己没有错，相信“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由于不知多少遍地反复学习《毛主席语录》和“两报一刊”社论、重要文章，当时的反校领导、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有许多人练就了一项独特的硬功夫，可以随时熟练背诵、引用大量“毛主席语录”和“两报一刊”社论中的话，并且做到一字不差，这使他们在与工作组及工作组的拥护者们的辩论中大占优势，这类辩论常常是围攻式或批斗式的辩论，反工作组的学生往往在人数上处于一对几十、乃至一对上百的劣势，但当他们朗朗地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或者《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批驳对方的观点时，往往能使对方哑口无言或者惊慌失措。

有一首歌在这一时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学生中广泛流行起来，这是文革前上演并被拍成电影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歌词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迷路时想你心里明¼¼”，不少人当年是流着眼泪唱这首歌的。在我搜集到的资料里，还有一位当年因被工作组打成“右派”而被关押的青年教师写的一首诗：“怒海狂飙呼声急，一洗浮泥见青璧；盼到朝阳从东出，铁崖尽染红旗色。”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不断地有学生“赴京告状”，这成为后来红卫兵“大串连”的前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