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三）

三、工作组时期（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北大写出日期为5月25日），这张大字报后来被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从此以后，改组后的中央文革就充分利用这些被称为“中央喉舌”的與论媒体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工具了。文革期间，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经常发表社论，或刊发署名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可能是集体作品）。时隔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再读这些社论和重要文章时，仍有这样的感觉：这些文章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情绪饱满、针对性强。这些文章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常常引用毛泽东的一些以前未经正式发表过的语录，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文章的来头极大，很可能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至少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因此，文革期间，两报一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每一发表，即被全国造反派反复学习、广泛引用，其影响和效力仅次于“毛主席语录”。1966年6月期间两报一刊社论的主导倾向是：为刚刚掀起的文化革命大潮推波助澜，并将其引向“横扫一切”的方向。

与此同时，工作组进驻全国的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工作组表面上宣称说是来领导革命师生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实际上接到的内部指令是要充当“灭火器”（这里所说的“灭火”是有依据的，据说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就有人说：“派工作组要快，要象消防队救火一样快！”），把当时各学校校园里烧起来的这埸打倒校长运动之火灭下去，很可能工作组还受命保护绝大多数校长“过关”。工作组的这种实际使命，与当时两报一刊等“中央喉舌”宣传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至此，中央“两个司令部”的分歧已初露端霓，只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还感觉不到罢了。

起初，各学校中反校领导的学生对工作组进校是热烈欢迎的，甚至还把此当作是反校领导学生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很快这些学生就失望了。工作组进校后不断地发布禁令，从种种方面限制学生的行为，力图将学生们的行为“纳入正规”，在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校领导方面，工作组表现得不主动、不积极、态度暧昧、言不由衷，有些工作组成员还与校领导“在背地里勾勾搭搭”（学生大字报上的语言）。于是，一股不满、怀疑的情绪在反校领导的学生们中间滋长起来，很多学校里发生了工作组与反校领导的学生之间的公开冲突。

当时，北京和各地学校的打倒校长运动已经开始升级，学生们开始学着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农民对付恶霸地主的办法，给校领导们带高帽子游街（主要限于在校园内），或者挂上大牌子，揪到高台上进行批斗，而当时的工作组们自然反对这种做法，往往在这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冲突。

最早喊出“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的可能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以后，在北京和各地学校中都发生不少驱逐工作组事件。学生们在大字报或大标语上写道：“革命不需要保姆！”、“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等等。

其实，这时候的学生们并不知道，工作组进校时还有一项内部使命，即在反校领导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中抓“右派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因为无论是派出工作组的“上级”领导还是工作组自己，他们都知道，不把带头闹事的学生或青年教师抓出几个来，狠狠整治一番，全国校园内烧起来的这埸火就不可能灭下去。刘少奇在6月23日批转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文革”报告中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反击”，批示要求，“对大中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实际上，工作组早就张网以待，等学生中间的“反革命分子”自己跳出来了。

1966年的6月中下旬到7月份，在全国许多学校中，出现了工作组大抓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各种被工作组或他们的上级——“市委”、“省委”、中央各部委——定性的“反革命事件”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王光美任副组长）将学生蒯大富定为“反动学生”，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批斗和关押，清华大学工作组还授意拥护工作组的师生在校园内游行示威，高呼“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口号。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很多学校都发生类似情况。据有关资料，仅对24所高等院校的不完全统计，就有1万多名学生被划为“右派学生”，未列入统计的其他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中被定为“右派”的就更多了。凡被定为“右派”的学生和青年教师都少不了被围攻和批斗，其中大部分遭隔离或关押，少数地方还发生流血事件。

这里谈一个发生在杭州某重点中学里的例子（由于笔者能力所限，所搜集到的有关文革的资料以浙江地区为主，尤其是一些具体事例，多数是听该地区文革经历者本人口述记录，也无能力进一步查证，特此说明）。7月初的一个傍晚，该校两名青年教师吃完晚饭后，因宿舍里闷热，到校园里走走（该校宿舍离校园很近），路上遇到几名学生，被告知有一些学生今晚要在某教室集会，出于好奇心，这两位青年教师便跟去听听。其实那次学生集会也没有什么重大内容，不过是几名学生发言，表达了一些对工作组的不满和怀疑情绪，这两位青年教师在会上是否发言，已经是谁也记不清了。但是，不知是与会者中有人告密，还是工作组早就对这些学生们的行为进行了严密监视，反正当晚工作组就知道了这件事，并连夜向市委作了紧急汇报。很快，工作组就正式宣布，将这次学生集会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将参加这次集会的两名青年教师定性为这次“反革命事件”的策划、操纵者。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两位青年教师的拘禁和多次大规模批斗。其后，即使在工作组撤走，“红一司”掌权期间，这两位教师仍遭受到残酷的人身折磨，蹲过牛棚；直到“红三司”掌权，这两位教师才获得解放，并被戴上“造反英雄”的桂冠，一度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有人也许不理解，这两位教师明明事前不知道学生聚会的事，只是临时跟别人去听听的，为什么工作组会将他们定为策划、操纵者呢？仔细想一想是有道理的：中学里的在校生，除了高中二、三年级的以外，大多数是些连法律规定的成年人的年龄也不到的毛孩子，要将这些毛孩子定为“怀有不可告人目的”、“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的“反革命分子”，实在是连工作组自己也感到说不过去的，只好拿年龄较大的这两位青年教师做替罪羊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