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大树特树毛泽东绝对权威”的运动，正是这个运动，把毛泽东进一步神化了，把毛泽东说过的话统统变成了“最高指示”。实际上早在文革前，林彪就在军队里开始了这个运动，《毛主席语录》就是林彪下令编的，很可能林彪就是借此获得毛泽东的青睐，成为取代刘少奇之后的接班人的。在“大树特树”以前，毛泽东在党内和全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要稍许正常些，但仍是无人能及，也无人敢于公开向他进行政治挑战。

对于文革中的“大树特树”运动，以及对于从延安时期起就大量涌现的歌功颂德、山呼“万岁”现象，毛泽东同时有两种自相矛盾的反应：一种是比较冷静理智的反应，比如他在文革初期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就指出，提倡“大树特树”者其实是别有用心，“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他也有不少反对搞个人崇拜的言论，有的还在党内形成了决议；另一种反应是感情上对这些现象感到陶醉，飘飘然，对这种“山呼万岁”早已习以为常，对善于歌功颂德者青眼有加，而对敢于逆其意者或稍微表现出对其不尊敬、尊重者，则恼恨在心，而且在长期中已形成个人专断，听不得别人不同意见的作风，有时，毛泽东还认为这种大树他个人威望的活动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因为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就论证了革命需要权威的道理。

对于毛泽东这两种自相矛盾的反应，我的认识是：（1）毛泽东是个伟人；（2）伟人也是人，也有人的弱点。我倒是相信，如果在二十多年中（延安时期到文革时期）不断地经历大批民众向自己“山呼万岁”的埸面，不断地听到、看到无数的歌颂自己的歌曲、文艺作品中把自己称为大救星，那末，不管是什么人都经不住这样的考验而不犯错。根据文革时揭露出来的资料，某省一位省委书记在赴京参加了国庆观礼以后，曾感叹地说道：如果在天安门上看到下面数十万、上百万人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埸面，任何人都会生出野心来的（当然，这位省委书记在文革中要为这句话而遭殃了）。

二、彭德怀、马寅初、张志新等的例子都属于“忠谏”的性质。以彭德怀为例，此人脾气特别耿直，确属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极少数人之一，在庐山会议，一次中间暂时休会时，毛泽东与彭德怀在路上相遇，毛泽东欲上前与彭德怀说话，彭德怀却扬着胳膊吼了几句“没有什么好说的”之类，转身而去，也是惹怒毛泽东的一个因素；据文革时“揭发”的材料，在红军时期彭德怀甚至打过毛泽东一记耳光。但是彭德怀对毛泽东极忠，在转战陕北时期从来都是置毛泽东的安危远高于自己安危之上，庐山会议前给毛泽东所上的意见书，其本意是想纠正党的工作之失，决不是想“反毛”，庐山会议上遭到不公正待遇后，其心中肯定是有怨气的，但仍然向毛泽东要求给他为党工作的机会。我相信，假如当时中国真的发生公开挑战毛泽东权位的斗争，彭德怀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彭德怀如此，马寅初、张志新等人也大致如此。

据对有关资料研究，我认为，毛泽东从未怀疑过彭德怀个人的忠直，庐山会议上对付彭，一方面是为势所迫，另一方面是很可能有小人在中间活动。

三、刘少奇与彭德怀不同，他历来是属于那种比较有心计的人，曾经在党内宣扬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处世哲学。五十年代后期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主持一线日常工作以后，在所有的公开埸合，他的画像就与毛泽东的画像并挂了，但是，在全党和全国民众中的威望则远无法与毛泽东抗衡。或者有可能在与毛泽东的多年共事中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产生了反感，或者有可能是成为中国二号人物以及未来可能接掌最高权力的这一地位使刘少奇有点“翘尾巴”，或者二种因素都有，总之，刘少奇以及他手下的一些人对毛泽东不那末听话了，处处自搞一套有之，对毛泽东封锁消息、隐瞒真实情况有之，确有点企图“架空”毛泽东的味道，刘少奇也不时利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来含沙射影地批评党内的“个人专断”作风，但是，有一点，刘少奇肯定知道自己的政治影响远无法与毛泽东抗衡，所以，他从来也不敢公开亮出“反毛”的旗帜。

在重大政治事件上，在属于党的方针、路线问题上，刘少奇从不敢跟毛泽东唱反调，有时甚至表现得比毛泽东本人还积极、还“左”，例如，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刘少奇也是积极参加者；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理论（后来此理论被定为党的基本路线，文革悲剧实际上根源于此），刘少奇也是拥护的，在社教运动中还做得更“左”，但尽管如此，也未能挽回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四、说起来也许很多人都不会相信，1958年时人们确实试图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今天如果有人谈起想马上实现共产主义，肯定没有一个人不认为是天方夜谭，但在当时，中国有许多人相信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只等着党中央下达红头文件了。直到经历了三年饥荒，以及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以后，这一乌托邦幻想才最后被打破。

1958年大办的“人民公社”，初衷是要将其办成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形式。“公社”在英文中是“Commune”，“共产主义”在英文中是“Communism”，这两者本来就是来自同一词源；如果有空翻开100多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们的著作看看，就会发现，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们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公社”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自治单位。1958年的人民公社中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1958年报刊上公开讨论在城市恢复实行“供给制”的可能性，等等，就是试图实行生活消费资料公有制，取消商品、货币交换的一种探索。至于说到“大跃进”、“浮夸风”等，仅仅是这埸伟大而荒谬（后来才证明的）的共产主义试验中产生的一些副产品而已。

对于1958年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1957年以前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实在搞得太顺利了，毛泽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但同样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还有许许多多人。1958年的许多旨在实行共产主义的举措、口号，都是由下面先提出来的，当然，毛泽东也一一给予了支持。但是，有资料表明（我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来自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毛泽东当时心里也没有底，他迫切地想知道：这些举措和政策到底行不行？农民们到底欢不欢迎？到底有没有改善农民们的生活？但是，各省市各渠道递上来的报告没有一份不说形势大好，毛泽东亲自参加召开的调查会，参会者交口称赞人民公社好，公共食堂办得好，参会者还拿出烤得很好的面包来请毛泽东品尝，说是农民们在大食堂里就是吃的这个，毛泽东吃了也很高兴，说是农民们如果都能吃上这个也挺不错了。对于无法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毛泽东确实很恼火。《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记述了1958年发生的这样一件事（懒得查原书了，凭记忆转述吧），有一次，毛泽东出行到外地去，他乘坐的专列正在飞驰中，毛泽东突然命令卫士长通知停车，并指着车窗外远处一个村庄说：我要到那个村子去，我要上那儿去讨一碗红烧肉吃，看看能不能讨得到。但是，卫士长在通知停车前先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有关部门作了紧急布置，等毛泽东走到那个村庄，别说是想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完全没有问题了。

1958年共产主义试验失败，随后出现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不少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政权基础仍然能够保持如此稳固，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还能维持这么高，对比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不能不令人惊叹。

我的看法是：1958年共产主义试验失败，与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理论直接有关；而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理论，则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直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