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对个人因素的分析很细致，折服。

你的贴子我收藏了，谢谢指教！

这里补充一些我的看法：

一是1958年试图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制度遭到惨痛的失败，对这次失败原因的反思，使毛泽东发现，阻碍在现阶段就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不是什么看得见的敌人，而竟是渗透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的那个“私”字。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要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学习雷锋共产主义精神的运动？为什么毛泽东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革命？为什么下决心要在一切文化艺术领域内涤荡“封、资、修”毒素？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强调这是一埸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求每个人都“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二是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以及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运动对毛泽东的刺激。毛泽东怀疑中共党内（自己的身边）也存在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可能在自己死后取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已经开始抬头的官僚主义作风、腐败现象，58年以后暴露出来的各级党政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欺下瞒上、弄虚作假现象，与毛泽东的旨在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的经济导向唱反调，或者阳奉阴违，等等，都支持了毛泽东的这种看法。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此以前，从来也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这就彻底打消了试图在不远的将来就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幻想（不要忘记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每个共产党员入党时都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但是，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么长的原因时，却认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个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的这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文化大革命悲剧的真正根源。

     关于文革的动因问题，如果把66年前的国内运动形势与国家周边乃至整个世界的形势联系起来，不能把毛对文革运动的发动简单论断为仅仅为了政治竞争（这一点我同意伴月兄文革动因比较复杂的观点），但是，说到文革的动因，猴叔所说的政治竞争因素又绝对不能忽略，至少也是毛推行文革的动因之一。理由如下：

    1、解放初期，毛的政治地位无人能及属实，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文革后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地步。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曾经原本写给毛本人的个人意见，期初被当作文件印发，这一度遭到彭的抗议：希望大会收回文件，坚称这是写给毛个人的信件，而且当彭在遭批之前，还有不少人认同彭书信的内容（怀疑这是对彭别有用心的欲擒故纵），即便在彭遭到猛烈批驳之后，他当初以服从大局的角度（这一点认同猴叔对刘赵的调侃性定性。可以参看彭德怀自传中的相关文字。）做了检讨，但是对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还是“死不认帐”；

    另一个众人皆知的例子就是马寅初，其人口论遭到批驳之后，依然不死悔改地“坚持自己对科学的尊重”。

     这两个例子众人皆知，各自有其影响面，所以说，这时对毛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文革后举国上下奉为“最高指示”的高度统一。

    更何况，大跃进 浮夸风的初步失败，也势必影响了毛在决策上的“英名与英明”。这一点的影响，远远比彭与马对毛权威的冲击要大的多。
    另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死后截然相反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毛的神经。熟读史书的毛内心产生疑虑绝非异想天开。然而，毛知道任何人都会犯错误，用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形式进行“斗争”，其取得到效果简直和螳螂 蝉 黄雀 老鹰 猎手 等等连环整饬的功效相当。

    所以说，毛有必要肃清或者吓唬吓唬哪些“口是心非”的“特务”们。
   
    2、基于上述情况，毛建国后面对曾经的丰功伟绩，难免要对秦皇汉武不放在眼里，专断之风也已经逐渐形成，所以，更不容易听进逆耳直言了。而，当初，敢于独立思索并仗义执言的人，又绝非文革后期张志新般的凤毛麟角。  所以，如何在一系列小失败后以更大的功绩明示世界，对己对党而言，应该都是毛要考虑的问题。

    3、尽管没有人对毛的政治地位公然叫板，但是，都是共产党员，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坚信当时，确有不少把共产主义事业当作毕生追求的人）。毛不可能全正确，这就避免不了会有其他的领导在政治决策上产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有别于毛的新见解。

    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搞党内家长制”，对“片面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遇事武断”等现象均有比较客观的言论；甚至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同志，处理党内问题......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抬高自己的方法抬高自己......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列理论与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

    上述的言论，也是经过正是发表的，其影响面也决不会微乎其微。这样的言论，在毛眼里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色彩，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二人在某些观点上有争议有区别则是显然的。并且，刘竟然在大会上指出“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的言论，与会的大小领导与代表们，尽管知道要走好路线问题，但也决不是没有判断力的。

    更何况，刘少奇的某些与毛有区别的观点，照现在来看，依然是符合马列主义的见解，比如，他在61年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就说“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另外，就在1966年的《在人民大会堂报告》中，刘称“清华有一个学生因为写了'拥护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标语......就被定为反革命的结论，材料不充分。”该学生的案例不应该属于凤毛麟角，直到刘被彻底整垮了，不是还有张志新们坚持真理么？

     这些论调的是非自有公论，当时，个人意识难免膨胀的毛，对这些现象自然不会听之任之的。这些文字足以说明，毛在政治上绝非一呼百应，理应存在的政治竞争将是心照不宣的。因此，毛有必要对自己的形象与地位加以强化与巩固。

     至于，文革运动中发生那么些掌舵人无法预料的荒唐 与 血淋淋的悲剧，造成人性恶的集中膨胀，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吧。

    毛刘二人，均各有丰功伟绩，也均有各自的是非，这一点已成为历史，根据上述的资料与分析，个人认为，毛在文革的动因中绝非仅仅要泻一几之私，但是，如果没有政治竞争的因素几乎不太可能理解。

      
    喜欢与伴月兄  猴叔 小鱼等朋友这样有思索的讨论。个人得一点不成熟看法，欢迎指正。

    再次问好！（刚才的帖子不见了，趁着记忆赶紧重新写来，其他朋友的帖子来不及回了  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