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二）

二、工作组时期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出现了几乎遍及全国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部分边远落后地区除外）的打倒校长（泛指包括校党委在内的校领导，下同）运动。

有人认为，这埸全国性的打倒校长运动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起源于北大哲学系讲师聂元梓等七位教师的一张大字报，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的日期是5月25日，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次向全国广播北大的这张大字报是在6月1日晚间，但是，据我调查所得，早在5月25日以前，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许多学校就已经发生反校领导的学生与校领导之间的严重对抗行为了。

其实，真正点起这埸大火的是“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全国师生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在学校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行动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而一旦“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就势必要“联系实际”，例举“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本学校的种种具体表现；而一旦大量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本校的表现被“揭发”出来，为此而承担责任的就一定是校领导。一切都是那末合乎逻辑、那末顺理成章。试想，一个学校有那末多的教师和学生，如果人人都积极行动起来，搜肠刮肚地，甚至捕风捉影地，来寻找“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本校表现的例证，那末，任何一个校长的“罪状”都会是“罄竹难书”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不认为当时的“党中央”中有任何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能够事前预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更不要说蓄意制造这种局面了。打倒全国所有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的校长！在事情未发生时，有谁能够产生如此荒谬的念头？

面对席卷全国大学和中学校园的这埸大火，当时的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中出现两种反应：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一些处在所谓“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表现得十分焦虑、紧张、不安，他们预感到，如果听任这把火越烧越大，它将烧出校园，烧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一埸全国性的打倒校长运动可能演变为全国性的打倒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运动（事实证明，这种预感十分正确，且有充分依据，当时已经有不少学校的学生已经要求揪出校长们背后的“黑后台”了）。所以，这部分中央领导人极力主张尽快向各学校派遣工作组，而派遣工作组的真正目的，是要将这埸正在越烧越旺的大火控制住，直至扑灭。

作出另一种反应的是毛泽东（当然还有改组后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那些以积极领会和贯彻毛泽东意图为工作目标的人物）。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打倒全国所有大学和中学的校长是毛泽东的初衷，但至少毛泽东对这种混乱局面的出现是处之坦然的：“乱就乱它一阵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肯定是有他的意图和目的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文革史研究中的另一个很大的专题，需要专门讨论），而运动进行到当时的程度，与实现毛泽东的意图尚相距甚远，而毛泽东又从来是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人，所以，毛泽东当时想的是要保护学生们的积极性，决不愿意看到校园里烧起来的这把火被扑灭。对于刘少奇等人提出的派遣工作组的急切要求，毛泽东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但是，当后来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派遣工作组的决议并电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还是答复同意了。

关于文革中派遣工作组的问题，许多文革史研究者为刘少奇抱屈，指责毛泽东耍阴谋，他们说：派工作组明明是经毛泽东同意的嘛，为什么要归罪于刘少奇？但是，这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问题：刘少奇那么迫切地要派工作组，真正的意图是要让工作组充当“灭火队”，尽快将全国校园里烧起来的这把火灭掉；而毛泽东即使同意派工作组，也决不会同意让工作组去灭火，决不想让这把刚刚烧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就这样被灭掉。

后来的事实证明，派遣工作组是刘少奇在文革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失策，也许是他这一辈子的最大失策。

从1966年6月3日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起，至6月底，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向各大学和中学派遣了工作组（少数未派工作组的学校则派遣了驻校联络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通知：全国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以便学生们集中精力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一通知的精神实际上与工作组“灭火”的使命是相悖的。

起初，绝大多数反校领导的学生们对工作组进校是热烈欢迎的。首先，按照传统惯例，工作组一进学校，就要宣布接管学校的党政大权，而原先的校领导事实上就处在了“靠边站”、接受审查的地位，这不能不被视为反校领导的学生们的重大胜利；其次，为了安抚学生，对少数在前一阶段的“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中被证明是“罪行”严重，且与学生们严重对抗，“民愤”很大的校领导，工作组不得不报请上级领导，正式宣布撤销他们的党内外职务（这就事实上将他们定性为“黑帮分子”了），其中包括象原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原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等。虽然被上级正式下达文件撤销职务或停职反省的校领导只是少数，但对反校领导的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鼓舞，全国校园中立刻又掀起一轮新的更大规模的揪斗校领导的高潮。

工作组一进校就发现自己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中。派遣工作组的真正目的是要他们“灭火”，这一点，相信绝大多数工作组长在接受任务时上级领导就交代得很清楚了；工作组很可能还有另一项重大使命，就是设法保护绝大多数校领导“过关”（少数实在保护不了的除外），毕竟所有大学和中学的校长统统被打倒是上级领导决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工作组的这些目的和使命偏偏是不能在任何公开埸合说出来的。工作组在公开埸合一定要说他们是来领导革命师生搞文化大革命的，但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一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势必要增加校长们的“罪状”，势必要增加反校领导的学生们手中的筹码，这把火又如何灭得下去？工作组进校之前还得到了上级传达的在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八项指示”：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串连；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但偏偏这些“指示”只是口头传达，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的文件，自然也不能公开透露这些“指示”来自何方。而当工作组在学校里具体贯彻这些指示或者向师生们转达这些指示的时候，立即遭到学生们的愤怒抨击，视为这是工作组肆意践踏学生们的民主权利，压制学生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工作组还无法通过将学生们骗回课堂的办法来对打倒校长运动搞釜底抽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名通知将全国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这就等于向全国昭告中央绝没有在短时间内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在这个通知下发以前，各学校的校园里还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学生躲在某个“阴暗角落”里偷偷复习功课，通知下发以后，学生对参加高考彻底死心（不仅是高考，所有大学和中学的期末考试统统取消了），全副身心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而工作组离完成“灭火”任务的目标也就更加遥远了。

从一些资料上可以看出，文革时期的工作组的形象很丑陋，大多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有时甚至鬼鬼祟祟，其实这与工作组成员们的个人品格毫无关系，主要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要做的事不能公开说，公开说的事不是要做的”这么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