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始末（一）

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究竟详情如何？这是每一个试图研究文革史的人不得不需要着力搞清的问题。根据我手头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为红卫兵运动的始末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我所画的这个轮廓可能与真实的情况有一定的差距，我将它在网上发表出来的目的，就是公开征求意见，诚恳希望亲身参加过红卫兵的或亲自经历过文革的或掌握更多文革资料的网友们能够不吝指教，纠正其中的错误或不当之处，或者补充更多的资料。如蒙帮助，本人不胜感激。

红卫兵运动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一、         文革起始阶段

文革最初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才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埸运动是从批判各种文艺作品中的“大毒草”开始的。自毛泽东从六十年代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开始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后，就不断地有一些影响广泛的文艺作品在报刊（都属于党报党刊）上被宣布为“大毒草”，并遭到批判（作者自然也就遭了殃）。这里所谓的“大毒草”，就是指被认为包含有大量“封、资、修”思想的文艺作品，例如，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á海瑞罢官ñ》一文，人们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篇大有来头的文章，是毛泽东亲自布置的，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讯号。1966年4月，全国报刊又开始大批邓拓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扎记》，来势很猛，邓、吴、廖三人迅速成为全国皆知的“三家村黑帮”，其中，邓拓和吴晗不仅是著名学者，也是政界要人，邓拓当时是北京市委书记，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与此同时，以彭真为首的原“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被撤销，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改组。

1966年的上半年，全国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都接到上级指示：组织学生批判《海瑞罢官》（后来又加上了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当时各学校处于紧张的复习迎考时期，尤其是各中学的高、初中毕业班，更处于升学考试的强大压力下，因此，多数校长内心深处都不情愿让学生牺牲宝贵的复习时间去搞什么“批判”，但上级又强调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校长们不得不敷衍一番，他们往往有意无意地限定参加“批判”的学生的人数和时间，希望走走过埸，摆摆样子；更有些脑袋瓜“聪明”的校领导，试图将“批判”与“学术讨论”结合起来，例如，在批《海瑞罢官》时组织教师和学生讨论“如何看待封建时代的清官?”等问题，这样做，既能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又能增进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其他方面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举两得。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埸“批判”的严重政治背景；他们更不知道，他们那些颇为沾沾自喜的“小聪明”，以后将成为他们在运动初期压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罪状。

但是，校领导们限制学生参加运动或将运动引向学术讨论方向的企图落空了，一些学生不顾校领导的软硬兼施的劝说和制止，在校园内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这种形式最早出现于五十年代的“整风”和“反右”时期），最早贴出“大字报”的学生是谁？他们怎么想起来贴“大字报”的？这个问题无从考证，我猜想很可能是一些能够得知政治内幕消息的高干子女搞的，因为只有他们，对这埸运动的严重背景和意义的了解，才远远超过了那些当时还懵懵憧憧的校长们。

大字报这种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颇为新鲜的玩艺儿一旦出现在校园，立刻受到群起仿效，很短的时间内，所有学校校园里的大字报都有铺天盖地之势。对此失控局面手足无措的校长们纷纷向上级领导、向各地市委和市政府紧急请示，得到的答复大多是“不能压制”，要尽可能地“引导”运动走向有序化的方向，同时，也要求“内外有别”、“大字报不得上街”、“注意保密”，等等，其目的是企图防止各学校校园里烧起来的这把火引向社会（这些后来都成为校长们、教育局领导们、市领导们的“罪状”）。大字报最初的内容仍然是批判“三家村黑帮”或者某些已被报刊上点名的“黑帮份子”，可是，很快地，学生们就开始“联系实际”起来，把矛头指向了学校领导乃至部分教师。

当时已经有内部消息传出，说是毛泽东认为，我国建国后的十七年来（至1966年）的教育领域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后来毛泽东的这段话被正式公开：“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同时，当学生们从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黑帮”中学到的思维逻辑来检查学校领导和教师们的言行的时候，确实发现了许多“长期推行资产阶级白专教育路线”的确凿“罪证”。举个例子，很多校领导和教师都有这样一种通病：喜欢学习成绩好、举止文明的学生，而不喜欢学习成绩差、课堂纪律差的学生，而往往忽略了学生的家庭出身，平时在言行上表现出对前一类学生比较亲近，甚至在选举或任命班干部、学生会干部时，有意无意地支持前一类学生当选或任命。但是，当这个现象被用当时流行的阶级分析法来检验时，人们才大吃一惊的发现：那些校领导和老师们喜欢的前一类学生中，竟有许多出身于资本家或地主家庭，也有不少出身于知识份子家庭（解放前过来的知识份子，家里多少是有点钱的，即使不是地主或资本家，也至少是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穷苦的工人或农民哪有钱供子女念书？所以，当时把知识份子整体归类为小资产阶级，已经是非常宽容了）；而那些老师们不喜欢的学习差的学生，大多是贫苦工人或农民的子女。于是，问题就来了，许多大字报的作者质问校领导和老师：为什么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那么亲，对工人或贫下中农的子女那么排斥？为什么要选拔或任命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当学生干部？再进一步质问：学校领导或老师们是否希望在不久后的将来，到了社会上，让那些地主和资本家们的子女重新来统治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子女？于是，阶级感情问题、阶级立埸问题、阶级路线问题等大帽子统统扣过来了。当然，大字报上揭露的问题有很多，五花八门，上面所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其实，一个当校长的，平时做过的事，在教师和学生面前说过的话，不计其数，谁能那么谨慎，使自己的每一言行都让别人钻不到任何空子？很多在平时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旦经上纲上线分析，就成了严重的“罪行”，而且，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越是能力强、有抱负的校长，做事就越是不拘一格，说话也越是标新立异，因此，被人抓住的把柄也就越多，其“罪行”的性质也越是严重。所以，当运动发展到学生们（包括部分青年教师）用大字报的形式揭发和批判学校领导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校长都被“揭发”出了大量“罪行”，很难有人能够全身而退。于是，一些政治观念很强的学生开始将大字报所揭发的学校领导的“罪状”汇集起来，向上级领导（教育局、市委、省委，乃至中央）反映，强烈要求将某些学校的校长定为“黑帮份子”，强烈要求罢免这些校长的职务，强烈要求上级领导派工作组来校。个别学校甚至出现了揪斗校长和教师事件。

面对学生们（包括部分青年教师）的大字报攻击，一些学校的校领导进行了反击，他们让手下的一些人提出“反对校党委（或党支部）就是反党”的说法，并根据57年“反右”的经验，组织一些人抄录学生的大字报，搜集学生的“反党言行”，准备在学生和青年教师中“抓右派”，而当时一些有投机倾向的教师和学生，认定此次运动的最终结果将与57年“反右”时一样，以反对校领导的学生们彻底失败而告结束，他们确信，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作为共产党下属支部的校党委（或党支部）是不可能被打倒的，所以，他们积极靠拢校领导，主动协助校领导搜集学生的“右派言行”材料，或到反校领导的学生中做劝说、分化、瓦解工作，希望借此立功，能够在运动中“火线入党”，或混个一官半职。

至此，学校领导与反校领导的学生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具有了“你死我活”的性质：或者是校领导被当作“黑帮份子”揪出来，或者是反校领导的学生们被当作“右派份子”抓出来，无论哪一方失败，都有可能导致整个政治前途的毁灭。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师生关系历来是被视为情同父子关系的，而文革一开始，就使他们站到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对立位置。

最初时，学生和青年教师们写大字报都是签署真实姓名的，但很快地开始流行起签“笔名”来了，这些“笔名”的含义都是很革命的，如“红旗”、“卫东”、“红心向党”，等等。渐渐又地出现了一种“集体笔名”，即几个观点立埸相同的人共用同一个笔名，其好处是：当这几个人通过或合作、或各自单独发表大字报的时候都签署同一个笔名，可以使签署这个笔名的大字报显得很多，给人以实力很强的印象，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容易出名。当然，数人使用同一个笔名的前提是观点立埸相同，并且会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和沟通，但这样的数人往往只是一个松散的个人之间的联盟，不具备最起码的“组织”形式，既没有明确的负责人，也没有内部制度和组织纪律。“红卫兵”这三个字，最初就是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卜大华、骆小海、王铭、张承志等七、八个学生共用的一个集体笔名。

总结：在文革的第一阶段，在全国（农村和部分落后地区除外）的大多数大专院校和中学里，形成了校领导（包括站在拥护校领导立埸的师生）与反校领导的学生（包括部分青年教师）之间的对抗。在这一时期末尾出现的“红卫兵”，仅仅是北京清华附中几位学生写大字报时所用的一个“集体笔名”，而这几位学生，当时是站在反校领导立埸的。

当时站在反校领导立埸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呢？目前无从考证。但根据我的分析，首先，有两类学生不会反校领导，一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即后来所说的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学生），他们的父母早已作为“阶级敌人”被打倒在地，入了社会的另册，“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作为“黑五类子女”，他们自然处处谨言慎行，既不敢更不允许他们去反对当时被视为“神圣”的党委（党支部）；二是那些一心一意死读书、做学问而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他们被视为“资产阶级‘白专’路线”的产物，被反校领导的学生当作批判的靶子，自然也不会站到校领导的对立面，而且这类学生的家庭出身往往也不好。那末，反校领导的学生是否都是些不肯好好读书的呢？也不一定。尤其是反校领导学生中的一些骨干分子，很可能也是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他们的文章中显示出来的才华至今令我惊叹不已，这些学生的特点是：非常关心政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敢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但是，由于从六十年代起，我国所有的学校都把“阶级教育”列为重要的教育任务、教育内容，加上所有的报刊媒体的持续宣传，这些学生都已经完全接受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习惯于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问题了。

（待续）